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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底，北大教授陈晓明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向死而生的当今文学》一文，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命题。但当代文学能否“向死而生”，仍在于我们能否明晰“文学死了”在这个时代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文学死了”这个观念在当代话语中展开的越充分，文学“向死而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那么“文学死了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是指源于西方的那个文学观与文学系统，在中国公众生活中的彻底死亡。虽然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古已有之，但那时并没有我们现在对“文学”的这个观念。我们现今认知的文学，并不是文字文本的自然属性，它被建构为一种知识共识，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语境与社会体制有关。在欧洲，文学的兴起可以说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产物，它使人们开始专注于文本的创造、形象与审美特质，文学渐渐成为一种高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文本。德里达有过一篇名为《这种叫做文学的奇特体制》的访谈，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文学是知识领域中“规则”的产物，只不过由于这种思想与规则都镶嵌于文本的内部，而难于被人发现。他说：“文学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之后的产物。这种意向关系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的规则。” 福柯也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与其他话语的隔绝，是19世纪才发生的，“此后，文学与思想观念的话语渐行渐远，并将自己封闭于一种彻底无目的状态中。它与古典时期使之流传下来的所有其他价值（趣味、快感、自然、真实）分离开来，……仅仅成为一种语言的呈现。与其他话语形式相反，它除了突出自身的存在之外并不遵循其他规律。”一个时代会形成一个时代的知识共识，文学同样如此。一旦社会的整体语境发生变化，文学作为一种“共识”自然会迎来它的死亡。任何观念的发展都逃脱不了这种自然规律。 然而，“文学死了”在中国，又有它的特殊含义。我们知道，西方文学观进入中国是晚清以后的事，此时中国的传统文学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早已自成体系。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在现代化的碰撞与洗礼中，是可能诞生出更加伟大的民族文学作品的。但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西化便是民主，西化便是科学，而民主与科学便能穷尽文化的全部内容。于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经验就这样被封存在文言文中。西方文学观在白话文中，很快就大行其道了。1980年代以后，更是盲目推崇西方文学观，致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情怀”根本无法在当代文学空间中绵延。所以“文学死了”在今天，指的就是西方文学观在中国的死亡，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观有机会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 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学，是无法离开它的文化传统而独自存在的。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问题，但现代化决不是指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中西文化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内在超越，而西方文化走的是外在超越之路。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在超越，所以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同时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这种“人文精神”形成了一个悠久的思想传统：上自孔孟老庄，中经禅宗，下至宋明理学，都是以自我的体认与修养作为思想的主要目的。这种文化落实在文学观上，就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就是指现实人生。所以著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认为：“文章之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就是说文学并不能单从文学本身去学。这其实与韩愈的说法相近，即认为文学并不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这是中西文学观的一个大分别。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构成，也多是出于某种社会需要，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加上一番修辞而已，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后一句体现了文学的独立性，但前一句仍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共同标准。 中国文学强调的是作家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味，而这种体味又要融贯整体文化精神的崇高向往，有了内心这种长期的修炼与陶冶，即便是抒写笔记公文的文字，也能让读者从其文字间感受到作者理想人生的全真境界。只有当文本的审美性、作家人格与整体文化精神三位一体，融而为一时，才能成就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家不用写自传，也不用他人作传。每个文学家，将他所有的作品编年结集，就是一个人最真实、最准确的自传。所以文学家从不依靠史笔传世，因为史笔也达不到如此真切而深微的境地。所谓文学不朽，就是指演进到文本与作者的凝融为一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文主义的精髓，人在文前，而不是文在人前。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文化下的文学观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有诗史观，杜甫与苏轼的诗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个人人生的全记录。钱穆说：“杜甫、苏轼之诗，凡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家，他的文本与人格必是始终如一，珠联璧合，无懈可击，才可称为大家。他的人生不仅要与大群人生合而为一，而且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才能与中国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及“天人合一”思想相映照。我说“文学死了”，就是指西方的那个文学观的死亡。也只有这个文学死了，我们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才有可能被重建，那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茁壮成长的文学空间。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