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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新媒体的低俗化负面化倾向 刘起林在《国家文化境界与新媒体的精神现实》（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当前国内的新媒体在文化和娱乐方面的内容所体现的，主要是大众文化范畴的内涵，而且，中国大众文化在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负面特征，在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价值含量稀薄的泡沫文化层层累积，精神境界低俗化的现象广泛存在，就是最为典型的事实。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这种低俗化所形成的文化泡沫与文化垃圾，不仅自身对大众存在恶劣的影响，导致接受主体精神价值培植功能的弱化，还可能掩盖整个社会对于时代文化精髓和精华的指认与品味，从而导致时代核心价值的被遮蔽与弱化，甚至导致整个国家文化境界的下滑和文化品质的损伤。因此，如何在商业化、社会化的文化语境中，在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条件下，有效地抵制低俗文化的冲击，已经成为一个亟待整体把握和全面规范的重要文化课题。对于新媒体精神境界的低俗化、负面化倾向，我们应当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国家文化境界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重视。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 王杰在《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一文认为，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近一个世纪的理论发展中，在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不同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这种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它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理论基础，这就是怎样将中国的民间文化模式、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原则结合起来，从而真实地表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情感和审美经验这一相对困难的理论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状况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道路，也决定了这条道路的艰难曲折。正是现实的需要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理论问题并且开始了自己的理论阐释。 曹雪芹的阅读观 俞樟华、潘德宝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上发表《论曹雪芹对古典诗文的接受》一文认为，《红楼梦》中人物的诗作多有对古典诗文的接受，说到底还是曹雪芹对古典诗文的接受。他“借”来古典诗文送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这样的手法，我们不妨称之为“借语”、“借意”与“借势”。这种手法背后其实反映了曹雪芹的接受观念。曹雪芹对古典诗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他对前人诗文的改编与仿拟上，改编后的诗文往往作为小说人物的创作分散在各章节。之所以把前面所列的对古典诗文的接受称为“借语”、“借意”、“借势”，而不称之为“偷语”、“偷意”、“偷势”，是因为曹雪芹对古典诗文的接受是有意而为的，与皎然所说那种偷他人诗文入己诗的情况不同。一方面，《红楼梦》是小说，有些是作为小说中人物的接受，可以看作贾雨村、林黛玉他们的接受，曹雪芹“借”这种接受或者表现人物性格，或者表现人物的腹笥；更主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考察出作者的接受思想，是作者对古典诗文的主动接受，同时，作者也希望读者能够读出这种接受。先从曹雪芹的阅读观说起。曹雪芹认为，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在于读者的阅读，这与接受美学理论十分契合。虽然曹雪芹未必有 “作品意义的生成”、接受美学上的“读者”等概念，但是他确实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原载：《文艺报》2008-3-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