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道“外省”这个词，是从上大学时读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戏剧》开始的，外省与巴黎、外省人与巴黎人之间，不仅有着地域、经济上的差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外省意味着边缘、世俗、卑贱，巴黎则意味着中心、权力、高贵，“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 也许是出于对权力的一种本能畏惧，从那时起，我对“外省”一词就充满了好感。不过，真正把我对“外省”的理解引向深入的却是近几年文坛上依旧闹猛的命名热。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学院派批评、外省批评、体制内文学、体制外文学，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论争，似乎告诉我们，“体制”、“学院”、“知识分子”、“北京”已经形成文学界的“巴黎”， 权力、贵族、僵化也成为了民间写作派、外省批评家屡屡诟病的地方。“北京”与“外省”这两个负载着特定历史文化信息的名词俨然成为当前文学的缩影与写照。 抛开两者之间的互相攻讦和偏激成分，客观地看取当前文学，体制的呆板、学院的教条、写作的图书馆倾向，以及评论界的圈子化倾向确实存在，妨碍了文学向生活的趋近、向审美的回归，“民间写作”、“诗到语言为止”、“反崇高”、“反文化”、“私人叙事”之说虽然偏激，但反映出文学界的种种弊端：远离生活的图书馆写作、贩卖堆砌西方术语的教条式批评、热衷制造文学事件疏于对文学作品的细致阅读……不过，话又说回来，知识分子写作、学院批评固然有其高蹈、权威一面，但正如事物都是多面的一样，学术批评也是如此，个人写作、媒体批评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做法也有失公允。文学创作固然要有作家的生命感受与体验，但也需要爱的烛照和美的浸润；文学批评固然要细读和深思文本，但也需要文学史的宏观考察与评析。以此观之，无论是“巴黎”式的知识分子写作、学院派批评，还是“外省”式的民间写作、媒体批评，都有一个自我反思和批判的问题。文学创作和批评不是数字的等量代换和平均值，不能套用貌似公允实则偏颇的“融合”、“结合”论主张。精英与世俗、民间与权威、好人与外人、巴黎与外省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两极对立的否定关系，也不是走向融合的折中关系，而是有着许多中间地带的过程关系，精神高度富有、语言极度贫乏与语言高度发达、精神极度贫血一样，都不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意。 一个世纪匆匆过去，我们吃过太多的偏执之苦，制造了太多的话语悖论，两极对立思想至今仍在延续，激进与保守、歌颂与暴露、全球化与本土化、写什么与怎样写、群体与个体、抒情与叙事……这些论争一再误导我们的价值判断，认为存在着那么一个中西结合、雅俗共赏的“宁馨儿”文本。事实上，当我们在指责学院派批评的玄虚、不着调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就可以恣意撒拨，先锋与传统、知识与身体、娱乐与审美、学院与大众、中心与边缘……为什么不能多元共存，互为参照呢！ “外省”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词汇，同时又是一个形迹可疑的词汇，尤其是当它作为一个“反词”出现，并与“作家”、“批评家”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早在1986年后朦胧诗潮之时，“非非”诗派代表人物周伦佑、杨黎、蓝马、何小竹等人就曾经把他们的写作之地四川界定为“外省”，以一种边缘人的身份来消解朦胧诗的中心地位，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外省”作为一种获取话语霸权，缅怀中心地位的策略来使用。新世纪之初，伊沙在《扒了皮你就能认识我——伊沙批判》一文中说得更加直白，“北京那个地方会议和饭局像屎一样多，经常露面也能混出个名堂来；还有一种混法：互相吹捧，一块出名……而我在外省老实待着，孤身一人，只写不说，不是被动吗？”正是在权力话语的诱惑作用下，伊沙在“盘峰论争”中提出了“民间写作”的口号，挑起了与王家新、西川、孙文波等“知识分子写作”派的论争。当下，又有一些人不甘寂寞，提出了“外省批评家”一说，认为北京的一些批评家把持了话语权，挤压了“外省批评家”的话语空间。说实话，我对当前文坛的地域创作、圈子化批评素来警惕，固执地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乃作家、学者之公器，不存在所谓的东部与西部之争、北京与外省之别。文学就是文学，批评就是批评，它的对象只能是作家与文本，是活生生的人物与思想，民情风俗、地域风貌永远是文学的次生因素。正如说到鲁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笔下的狂人、阿Q、润土、孔乙己、祥林嫂等，其次才是百草园的金龟子、何首乌，咸亨酒店的茴香豆、臭豆腐等。文学批评也是一样，论及作为批评家的茅盾和刘西渭，我们想的是他们的感悟式批评，而不是他们的出生地上海、山西或者曾经工作过的北京、上海等地名。 事实上，“外省”永远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不知终点的所在，它与当下的文学潮流保持一种距离，与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命名热、口号热不相一致。地域意义上的外省是边缘的、游离的，精神意义上的外省却是自由的、轻盈的，它与诗人兰波的主张“生活在别处”相似，与古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暗合，唯独与一些人觊觎着文学话语权的策略相远。 原载：《学习时报》第39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