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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对苦难的观看和认识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与清晰的时代――电视、网络以及摄影已经深入我们日常生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有人在镜头里痛说“革命家史”，失恋，疾病，贫穷、夫妻反目、妻离子散，他们会在镜头的注视下念信（情书、分手信、求爱信），言语哽咽时，镜头无限度地把他们的眼睛推到我们面前，红肿的眼泡和大颗的眼泪使人无法不动容，这一切被美其名曰为“真情”。 现在，痛苦来到了小说文本和电影作品中――当代文学期刊里，书写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的小说蔚为壮观。“底层”简直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家们争先恐后奔赴的“风景”盛地了――许多人在绞尽脑汁希望花样翻新：写农民工，写下岗工人，写垃圾者，写妓女，写他们的悲惨，写他们的美好，写他们的纯洁，写他们既卑微又崇高的人格魅力……当我们阅读这些具有公共气息和类似苦难经历的底层生活时，你恐怕要准备手帕擦眼泪――那里面有太多的苦难秀和对人的痛苦的撕裂与剥离。 我想说，在一个已习惯以人的资本/权利为价值判断的时代里，给予底层人――那些生活贫困者、无家可归者、饱受疾病折磨者以关注是一个时代所应具有的良知与责任，尽管我并不愿意使用底层来指称某一群体，但我却对提倡书写这一群体深为认同。 可是，当我们一窝蜂地跑到“底层”风景区，对其进行过度开采时，那真的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当我们建构“底层人民”为景观，一厢情愿地想象并书写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我们观看的风景，而不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严重点儿说，对被书写者而言，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侵犯”？当我们每个人都试图以“底层”、“苦难”作为书写话题，我们是否想过选择何种书写苦难的方式也将是对“底层”的尊重？ 以我最近读到的贾平凹《高兴》为例。就我多年的阅读经验，《高兴》应该可以成为贾平凹得心应手之作――小说家有勾勒农民/底层的生存百态的能力。而城市拾荒者的身份，也足以为叙述人提供一个机会――刘高兴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窥见者：他会眼见一个时代的荒诞，眼见人间世相，他将痛切地认识到整个世界的冷暖、人与人生存的巨大落差。刘高兴完全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这一个”。可是，世界，我们眼中和心中的宽广而喧嚣的世界，在《高兴》里变得“扁平”和“狭窄”。 那真是一场并不有趣的阅读旅程，犹如生活中我们被过于实用主义的旅行社带着直奔目的地。作为读者，我被严格地控制在小说人物的视野里，我只能听到话痨刘高兴的抒情和讲述，读者别无选择，只是听他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他贫苦但又洁白的生活态度。 小说中，底层人民的缺点全放在了五富、黄八和石热闹等身上，而刘高兴身上，则尽是美德。那是怎么样的精神美德啊，他对妓女――“锁骨菩萨”孟夷纯陷入了深深的单相思中。他的性生活是简单而美好，几十年来他一直用手解决生理问题。终于，当保持了多年童男子身份的刘高兴与孟夷纯有了情感上的相遇后，可怜的高兴还依然不能“成功”。可是，这又有什么？在高尚的刘高兴那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小说以一句话开始了下一章：“我，刘高兴，也有性生活了！”瞧，刘高兴多么纯良，对生活多么没有要求，他一直在为这个世界奉献着，他多么乐天知命！但是，三十多年来的单身生活，即使他的所有伙伴都去找下等妓女解决生理问题，他也不会――刘高兴对自我身体欲望的极大克制，是人物自身的选择，还是小说家给予人物的身体道德感，以期塑造出一个很好很强大的人物？ 刘高兴是人格健全、被整个世界伤害却总有大爱之心的人，城里人瞧不起他不要紧，拦不住他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遵守交通规则，以城市人自居，一定不给乡下人丢脸。这个人物嘴里时时会出现些哲理名言，以表达他对世界的宽容理解，他身上没有通常这个时代人们所特有的巨大的愤怒、焦灼与不安。他还有强烈的领袖意识，对自己的伙伴们，那些性格未免卑微的伙伴们常常言传身教，试图使他们成为这个城市中有修养和爱好高雅的人，尽量不要给这座城市添麻烦。刘高兴眼里也没有金钱和欲望，他生活得那么毫无怨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句话用在刘高兴身上再恰当不过。想来，刘高兴这个形象，让都市人――读书人，中产阶级，警察以及公务员们读到一定会心生安慰――瞧，这就是我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农民！ 的确，刘高兴像贾平凹希望的那样，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株白莲，只是，当这个人物面对读者时，他因为太“神”而不“亲”以至于没有了“人”味儿。为什么，塑造底层人民就要使他们具有淳朴、简单和纯粹的美德，为什么底层人民一定要没有金钱的和身体的欲望才会被认为美好，为什么底层人民一定要忍让和奉献，受伤后毫无怨言才显现他们“大爱”？他们难道不应该有愤怒、不满与普通人所应该具有的一切情感吗？可是，在这个高大的艺术形象里，没有。而这样的艺术追求的结果是，小说的人物没有真正地和他的时代、读者血肉相连在一起，巨大的隔膜出现在阅读的世界里：小说家与人物，小说家与读者，读者与人物，互不理解，互不理睬，互不为之所动――“拧巴”了。 拧巴的还有小说对女主人公孟夷纯的讲述。小说中她虽是妓女，也并不是主动卖身，她有纯洁的动机，卖身是为了救哥哥。妓女的身份虽然低贱，精神上的奉献又使其高贵――《高兴》里，人的丰富性，人的性格中的张力和层次消失了。人物们在小说中没有能获得生长和舒展的自由，相反，他们都在为小说家的创作意图――创造一个乐天知命的“好人”/“高尚的人”服务。 刘高兴，与其说是一个书写对象，不如说是贾平凹指导底层人民应该如何生活的符号。当一位小说家试图塑造时代模范却无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的内心和情感时，忽略小说人物的自身的行为逻辑时，那是对书写对象的尊重与热爱吗？作为贾平凹多年的读者，我无法克制住内心深处那巨大的怀疑：贾平凹，他还是那个创造出极具艺术审美形象庄之蝶和唐宛儿的小说家吗？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至少就这一部小说《高兴》而言，他的创作是令人失望的。 读小说《高兴》时，我想到赵本山主演、张扬导演的电影《落叶归根》。事实上，这两部作品都以关注底层生活受人关注――小说中也有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回家的场景。我曾在电影院里观看过这个小成本但应该有大气象的电影。无论是剧本、导演还是演员的表演，都令人沮丧。本来，农民工千里背尸送“兄弟”“回家”是多么好的题材――是什么样的强大动力使这个人千里迢迢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路上他忍受了多少身体的与精神的磨难？一路走来，他又遇到了什么样黑色的、荒诞的景况？在《落叶归根》里，那些应该深入、精微、细腻传达的东西都没有能敬业地传达。电影莫名其妙地笼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的阳光氛围――赵本山扮演的主人公站在高高的卡车上，张开双臂朗诵起小学课本里的诗，为一路上的祖国风光感慨，甚至说出了啊，祖国我爱你之类的诗句。当此一镜头出现，电影院里廖廖无几的人笑出声来――真是对编导们良苦用心的反讽。难道一个人热爱国家和土地非要拙劣地用这种手法表现吗，要知道，这位卡车上抒情的兄弟身后就是死去的同乡！当然，电影的失败，也在于赵本山的表演。当赵本山以他日益笨重、肚子微凸的身材滚动装着兄弟尸体的轮胎时――你能想象一个农民工的将军肚和他干体力活儿的笨重吗？指出这个镜头的可笑，我无意轻慢赵本山和张扬的良好初衷。可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当艺术家们一厢情愿地去理解与想象底层人民，简化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际遇，当艺术家们只是用“想当然”的艺术理念取走自己想看到的或者按自己的意图编排他人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真的和他们的言说对象站在一条船上，那么，作品怎么可能有深植大地的根基？自以为是尊重，但没有想到艺术人物和观众们都不领情，于是艺术家的世界跟艺术家闹起了“脾气”――作品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艺术尊严。 因而，我想说的是，底层题材不应该成为金光闪闪的万能钥匙和敲门砖。当一位艺术家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底层人民的眼泪，或者在他们身上挑拣出各种各样美德进行赞颂时，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对他人生存状态与情感方式的尊重。一个事实日益被我们遗忘：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题材决定论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一部作品书写了底层就认为它是好的作品，诚如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部作品讴歌了底层人民，就认为它必将是“杰作”或“精品”。 或者，常识需要重新温习：一个人，本质上的善与恶，简单与复杂，光明与黑暗，高贵与卑贱，与他的地位、收入、知识、财富、阶级属性不能划等号。另一个常识则是：并不是所有农民和底层人民的生活都简单、纯朴、如凌风傲雪的一枝梅,他们也有对世界的复杂感受和认知，他们会愤怒、会哭爹叫娘，会怨天尤人,一个正常人身上常常是善恶并呈，即使是在公认为“好人”那里，缺点也还是有的，毕竟大家都是人，而不是神嘛。因而，底层人民需要关注，但不需要毫无限度的赞美――如何理解并尊重书写对象的生活，而不是想当然地“塑造”恐怕是艺术家面对底层生活时的最大挑战。 《文学自由谈》2008年4期 因为底层，所以美好？ ――对文艺作品“底层题材”书写热的思考 张莉（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论文认为，在一个已习惯以人的资本/权利为价值判断的时代里，给予底层人――那些生活贫困者、无家可归者、饱受疾病折磨者以关注是一个时代所应具有的良知与责任。可是，当我们一窝蜂地跑到“底层”风景区，对其进行过度开采时，那并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通过对贾平凹小说《高兴》和张扬电影《落叶归根》的分析论文指出，底层题材不应该成为金光闪闪的万能钥匙和敲门砖。当一位艺术家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底层人民的眼泪，或者在他们身上挑拣出各种各样美德进行赞颂时，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对他人生存状态与情感方式的尊重。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题材决定论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一部作品书写了底层就认为它是好的作品，诚如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部作品讴歌了底层人民，就认为它必将是“杰作”或“精品”。 因而，在书写底层的创作热潮中，应该注意的是，底层人民需要关注，但不需要毫无限度的赞美――如何理解并尊重书写对象的生活，而不是想当然地“塑造”恐怕是艺术家面对底层生活时的最大挑战。 原载：左岸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