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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种文学现象,古今有两大不同:古时的某些作品很有名但作者却无名。今天往往相反,作者很有名但作品却平平,甚而包括很有名的作家却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未写出过。这种文学现象,实在值得研究。 先以古代的诗为例,我至少有这样一种感受:名诗必先出在无名者。 名诗必先出在无名者,这句话有三种意思:一,历史上有太多的诗很有名,但考证不出作者是谁。如果那时的诗都署上了作者的名字,甚而这样的名字太多、太响,名诗也就不会有名,还会被作者相互淹没,相互淘汰,最后连几首也留不下。二,诗太有名了,人们往往侧重于记下了那首诗,未必记下作者的名字。为此,诗才算是好诗兼名诗。三,有的诗和作者都有名,但诗的出名首先源于诗外之事,如由于搞政治,搞军事,搞经济,搞民事,搞文事出了名。总之,绝非“专业诗人”。至少不是只会写诗,此外连一篇好文章也写不出的人,搞诗一经成为专业、主业、全业,诗也必然渐渐沦为玩闲、扯淡之事,想弄出半首“名诗”都很难。 中国的名诗至今考证不出作者的多如牛毛。从远古时候的《击壤歌》,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歌总集《诗经》(从中优选的只有305篇,散落的尤多),汉朝收集、汇编的《古诗××首》、《乐府××首》,直至南北朝的民歌,几乎都查找不出作者。而其中的名诗,又确实是第一流的名作。从远古至南北朝的名诗如《击壤歌》,《沧浪之水歌》,《敕勒歌》,《木兰辞》等,作者都没有留下名字。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五代词计162首,大多是无名者之作,但不乏名作。如“敦煌曲子词”中的《摊破浣溪沙》,绝对能与该朝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比肩。 今天四五岁的孩子都能背下那首名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你要问这孩子(包括孩子父母)此诗的作者叫什么名字,我看只有少数人知道李绅之名。其实,名诗有名到只识其诗而不过问作者之名,这样的诗就真的当得起名诗了。 关于李绅,我还想多说几句。要知道,他曾是唐朝的宰相级人物。一般穷苦农民喊几句“俺庄稼人太辛苦了”,这是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而李绅,是权高位重的大人物!他居然能低下头来,看看农民流在土坷垃上的汗,并为之大为动情,何等不易!要论他那首诗的文采本身,确实没有什么高明处,直白得很。但这首诗却成了公认的名诗,而且当之无愧。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一便是:李绅虽是宰相级人物,但在诗界未必有名。若是他于公务之余,用了太多的力气攻诗,一年发表数百首,两年就出版三部诗集,加入了并主持了诗歌协会,他那些“粒粒皆辛苦”式的诗就没有多少人去读了。从这一点来看,由于在诗界、诗坛的无名,反倒玉成了他这首诗的有名。 诗与人都有名的事也有,但其中的真正名诗兼好诗大都与“名事”(即著名事件)有关,不是为写而写的诗。荆轲的《易水歌》只有两句,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邦的《大风歌》只有三句,即“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所以成了名诗,在于有感而发,因事而名。 自唐时起,以写诗而得名,兼之诗也成为名诗的人多了起来,直至明清。不过只要细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真正的名诗都是诗先出名,随后作者才出名。而且,那诗若是真的使人由衷敬服,而非自己吹成的或被人炒成的,诗本身一定有过撼世、警世、感世的效应。杜甫的诗,好就好在是“史诗”,是那一时代的实感实录。宋朝的显官寇准,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名诗,倒是他的小妾(名茜桃)专门写给寇准的一首诗成了名诗。诗曰:“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看来,名人与名诗不是一回事。而真正的名诗,又未必出自名人之手。 关于岳飞的词《满江红》,是原作还是别人的拟作,有过很多争论,至今未息。那是考据家的事,与词本身的质量无关。不论此词是否岳飞写的,首先必须承认那首词是真正高水平的名词!有此共识,足够了。倒是对作者之名的纠缠,这样的兴趣不要转移到写诗(词)者的身上去。女革命家秋瑾在殉难之前很无名,在诗坛上尤无名。但读读她的遗作,无论是其中的名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还是另外名句“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都是大诗人的手笔。 我曾写过一小文《古代诗人何以大多有官职》,举了很多著名诗人的例子。我何以要看重他们的官职,是因为他们将写诗看成第二位、第三位的事,而第一位的却是处理实事(包括政事)。基此,他们的诗大抵是有为之作,有感之作。若是一味地为写诗而写诗,别的事都不做,他们的诗也不会有实实在在的高水平。 即使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特别是杜甫,也毕竟是经历了和体验了太多的民生实况的。若是一味安于在“诗协”当专业诗人,为出名而出名,就是当了“诗协主席”也和混饭吃无大区别。 “诗人”多,“著名诗人”多,偏偏名诗少,被很多人由衷推崇的名诗尤少,近于没有。细想起来,此中的意味颇苦涩。要想改变诗坛现状,改造诗本身的模样,有一条是很重要的:诗人少些,名诗人尤少些,尽量多出现些无名诗人的真正名作。 小说也一样。 中国的几部古典名著,特别是《水浒》、《红楼梦》,一开始并无多少人弄明白作者是谁。后来的考据家(如王国维、胡适等人)为了追寻作者的真面目,费了太大太大的劲,至今还未能彻底盖棺论定。若是轮到今天,一本长篇小说刚出版,刚上市,随即就有炒作家抢上来,把该作者的真史、野史、逸事翻个底朝天。而作者本身,单是这样那样的“创作谈”、“答记者问”就推出了一大堆。 长篇小说如此,短篇小说也如此。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集,如《今古奇观》、《三言》、《二拍》,其中收容的作品几乎统统不知作者是谁。而这些作品,却很有名。作者何以把作品制作得那样有名?我看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没有把出名当成一回事。 中国作家何时把出名看成了头等大事呢?是近二十来年的事。如果说得再具体些,是时兴“评奖”以来的事。一时间,“获奖作家”几乎成了特殊称号或特定名词,当然也就成了有名的标志。 评奖做为一种含有“权宜之计”意味的特定活动,没有什么不好。刺激作者的写作欲、出现欲,终归是好事。但将出名看得超重,看成作家的生命,莫说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性会有负面影响,即使对作品本身的真正有名也会冲淡。举例说,某届的作品水平普遍高,连没有获奖的作品也有较高水平。而另一届的作品水平普遍低,连获奖的作品在水平上也低于上届未获奖的作品。若是只因为获了奖,出了名,就将“获奖作品”、“获奖作家”视为名品、贵人,使人发烧、追星,至少对文学的稳健发展大为不利。 最后,还是要说回到作品、作者的有名无名问题。无论是作者的出名还是作品的出名都是好事,我们不能有“葡萄酸”心态。但名作品和名作家毕竟有别,不能把任何有名的文化官员、文艺公务员的有关指示或发言稿,也不能把任何沾了有名之光的任何杂七杂八文字,都当成“名作”来看待。特别是当“名家”、“名作”比砂砾还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妨对无名作者的硬实作品格外看重。 名作先于名作家,是文学优质化的特征;名作家先于名作,是文学浮躁化的标志。更何况,任何时候名不副实的虚假之物都只能使虚假之人获利,而与此同时又必将使真正的名品、名人难以问世。 原载：《文学自由谈》 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