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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关注现实题材、现实人生 毛时安在《文学报》10月23日上发表《谢晋和他身后的空白》一文中认为，首先，中国电影是拍给谁看的？是拍给中国人看的，潜移默化中国人的，丰富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还是拍给外国人看拿到外国去争奖的？中国电影究竟是拍给人心看的，还是拍给金钱看的？用艺术唤醒内心良知，指导人们去向往、追求真善美，还是用豪赌无所不用其极地疯狂拥抱观众的钱包？中国电影究竟拍什么？是拍不尽帝王将相、肉体横陈、血腥暴力，还是拍谢晋关注的现实题材、现实人生，拍让人们得到真善美艺术享受、得到灵魂提升的题材？ 文学批评期刊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施战军在《北京日报》11月3日上发表《当代文学批评：离学院越近，离文学越远》一文中认为，为数不少的搞文学研究的人缺少耐心来读作品，只是为了出成果赶任务而写文章。造成文学批评队伍流失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一是搞文学批评很累，要时时刻刻跟踪新产生的文学现象，就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而搞现代文学研究则既可以相对自如一些。二是缘于很多人对中国当前文学创作现状的失望，认为现在的文坛整体情况还不如现代文学时期，就干脆回过头去专门做现代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研究，其中是否有人把这个作为自弃而费力又不讨喜的文学批评的借口，也未可知。最根本的是，批评本身的意义遭到了怀疑，在高校文学学科的学术评价体制里，将文学批评放在了最低处，似乎研究古代文学比研究现代文学学问大，而研究现代文学又比研究当代文学学术价值高，总之，文学批评在学术价值方面一直被歧视，在今尤甚。大学评价体制的偏执，使得我们的文学批评期刊和文学批评本身所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危机的表征就是横陈于期刊中的貌似学术实则板结僵硬的文体。 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 黄发有于《南方文坛》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发表《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对近３０年中国文学的一种反思与展望》一文中认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中，商业化与世俗化成为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潮流，多元化的社会进程使个人挣脱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模式的控制，解放那些曾经被严厉禁锢的欲望本能，满足人性的正当要求，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与独立创造。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清算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负面效应成为一种文化时尚，甚至将百年来的暴力、专制都归咎于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乌托邦实践。被不断放大的怀疑气质与虚无倾向，使不信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在“躲避”伪崇高、假道学的同时以至于把所有的理想视若瘟疫，这种惯性与惰性逐渐蚕食了“信仰”的能力。然而，偏激地与所有的理想主义为敌，无异于为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清除障碍、保驾护航。在对近３０年中国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曲折历程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如何重建理想主义的尊严，这是中国文学避免工具化、侏儒化、犬儒化的重要环节。文学如果不再对无法看到的可能性抱任何幻想，失去了未来视阈，面对商业文化的侵袭就只能束手就擒，在极端务实的社会环境中成为寄生虫。 原载：《文艺报》2008-11-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