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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以此为开端，爆发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人文精神”亦成为九十年代文化界、思想界最热门的话题。十多年后，该如何看待这场在社会转型时期爆发的大讨论？为此，记者采访了当年讨论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 记者:作为人文精神大讨论发起人之一，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形吗？ 陈思和: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大潮呼啸而至，席卷了中国大地的各个领域，文化教育领域自然受到影响。文人下海，成为一时的风气。那时候，《上海文学》杂志搞了个“批评家俱乐部”栏目，邀请一批学者批评家来主持。第一期是王晓明和他的学生们发表了谈话《旷野上的废墟》，针对王朔现象、张艺谋的电影作了尖锐批判，我和几个学生接着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价值选择、民间、庙堂这类话题。这些话题发表以后引起很多争论。 当年上海华东师大举行文艺学学会的年会，来了很多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他们对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冲击、文人下海等话题展开讨论，认为有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需要探讨人文精神寻思和重建的问题。那天晚上，不知是谁发起的，在华师大召集许多人开一个“会中之会”，那天我在害眼病，坐在边上没有发言。沈昌文参加这个会，后来他提议再开个小会，作连环式的讨论，在《读书》连续发表六期的讨论。第一场讨论在我的家里，有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和我，以后几期就由我们四人分头再找人组织进一步的讨论，后来南京大学的王彬彬他们也加入了。 这些讨论文章在北京引起很大的反响。王晓明们的那篇批评王朔和张艺谋的文章引起了王蒙的关注，王蒙当时发了一通感慨，对“人文精神”提出质疑。实际上，这是王蒙的错觉，他是站在政治立场看问题，他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是主流，人文精神讨论是唱了反调。他的观点遭到了王彬彬、朱学勤等人的反批判，王彬彬的那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发表在1994年第六期《文艺争鸣》上，引发了新的论战。后来还搀杂了张炜和张承志的事情。当时北京有人编了两本“抵抗投降书系”，包括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和张炜的《忧愤的归途》，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基本事实大致就是这么个过程。 记者:当时的“二王”、“二张”之争可以说是这场讨论的焦点，您如何看待这两场争论？ 陈思和:这两场争论之间虽然有些互相扯及，但还是分两桩说好一些。先说王蒙对“人文精神”的批评，这里面有些不该发生的误解。起先讨论“人文精神”时，虽是举了王朔、张艺谋的例子，但谁也不曾注意到当时王蒙的立场。王蒙当时发表过一篇文章，表达了“躲避崇高”的观点，对王朔是肯定的。其实，王朔现象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对王朔早期的小说一直很喜欢，1989年前后我连续发表《黑色的颓废》、《当代文学中的颓废文化心理》和对话《关于世纪末的对话》，对王朔也是很肯定的。后来，有不少文章将这场有关知识分子反思的精神对话归结为对王朔的不同评价，这至少是不准确的。批评王朔现象只是谈“人文精神”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有要把王朔驱逐出文坛的意思(也没有这种权力)，更没有故意与王蒙为难的意思。 接下来再说几个知青作家的文化批判。这些作家里，主要是张承志和张炜。作家们加入争论以后，对“人文精神”的讨伐开始转移了，大家都去骂作家，“人文精神”至多作为“陪斗”。从原来对“人文精神”的寻思到作家们的文化批判，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学院式的学术研讨转为对现实的批评，而且作家们总是更加感性，用语也更加形象和夸张。有人称这个批判思潮为“道德理想主义”，我无法确切地断定用这个说法来概括当时的文化批评思潮是否准确。因为这个词本身带有含混暖昧的意味:眼下与传统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所谓“道德理想”正在迅速崩溃瓦解，而当代知识分子在寻求批评武器时，背离庙堂，走向民间的原始正义，这才有了张承志的哲合忍耶，也有了张炜的关于土地、生命和人的一系列民间世界，其思想的丰富性，是用历史的进化论和哲学的二分法所无法理解的。 记者:在讨论之初，发起和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好像没有对“人文精神”内涵做出具体而实在的定义，甚至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都是不统一的。您是如何理解“人文精神”的？ 陈思和:记得在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许多批评中，有一个说法是“人文精神”的提法太“空疏”，说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境界而不能切合实际，不能致用。其实，我早就说过，“人文精神”本来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心冲动和尝试行为。当然这也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虽然“空疏”了一些，但也不至于远不及边。王安忆有篇文章里说了一个比喻，我很感动，她说这好比远离城市的一片森林，虽然与城市建设无关，但它净化了空气，远远的依然造福于城市。我想知识分子谈论“人文精神”大约也只能是这样起作用。 记者:不少批评说，这场讨论并没有什么成效，没有挽回失落的人文精神。您如何看待这场讨论？ 陈思和:人文精神的讨论，并非几个穷酸文人吃不饱肚子才来牢骚的，这是一次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是知识分子对新时代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虽然这并没能阻止知识分子精神的滑坡。在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自我调整与时代关系的努力。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第一次不依靠官方自己来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而这之后，也就再也看不到集团性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讨论，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 1996年，随着王晓明选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和丁东选编的《人文精神讨论文选》的出版，这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自发的讨论宣告结束，然而对于人文精神的追寻并没有因为讨论的结束而结束。此后，王晓明更多地致力于文化批判，陈思和则把他所强调的“人文精神”具体到追求“创立学说——出版传播——人文教育”三位一体的实践中。 原载：《文学报》2008-12-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