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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自刎，这是千古流传、人人皆知的一个历史人物项羽的结局。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连史学界都没有予以注意，一直都是沿袭旧说。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定远一个中学老师写的文章，题目是《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他征引《史记》、《汉书》的材料，结合当地的一些遗迹，指出项羽是在东城（今安徽定远）自刎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一些好评，还被多家报刊转载。 恰好我从1982年起，开始调查《项羽本纪》的一些史迹和地理位置，我曾调查过“下相”（今江苏宿迁，项羽的出生地）、古盱眙（项羽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处）、东阳城（东阳少年聚众起事，立陈婴为长，号为“异军仓头特起”处）等等，后来又调查过鸿沟（在今河南郑州，楚汉相争以鸿沟为界）、彭城(今徐州)等处。1986年我又两次调查垓下、灵璧和定远的东城、阴陵、虞姬墓，又到乌江作了调查。2005年11月14日，我再次到定远调查了东城、阴陵、大泽等遗址，二十年前调查过的古城遗址，现在都已立了碑记。前一次的调查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年的这次调查，使我决心对这个问题作一番考证。 一、司马迁对项羽败、死的叙论 要考证这个问题，还得从最早的记录——司马迁的《史记》说起。 《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当另作分析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婴以御史大夫受昭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破籍东城”，“击斩项羽”，“共斩项羽”，“从灌婴共斩项羽”，“以都尉斩项羽”，“追籍至东城”等等，因为他们都是从灌婴追杀项羽于东城的，所以有的只简略地说“共斩项羽”，其地点当然都是在东城。由此可见，《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相反，却都是用论断式的语言说：“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这样斩钉截铁的断语，以后的班固、司马光、袁枢等都没有异词，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项羽本纪》“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文字将作如何解释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后世的误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后世的误解，以讹传讹，远远超出了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完全违背了司马迁的原意。所以，要重温原意。 （一）项羽当时所在的地点 《项羽本纪》：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 据此，项羽当时所处地点是在东城，而“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后面还有“卒困于此”、“天之亡我”、“今日固决死”等项羽的话，可见项羽已困死在东城，不可能突围出去了。司马迁的这些明确的叙说，加上这里的地理环境，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作任意的猜测。 （二）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项羽本纪》的这句话，是意向性的话，是想东渡乌江，而不是已经到了乌江。一个“欲”字，充分说明了它的意向性和它的未遂性，这是一。其次是“东渡”这个词，既具有方向性，又有距离感。“东”字表明乌江在东城的东面，而且含有一定的距离（据安徽省交通部门提供的资料，东城离乌江还有二百四十华里）。如果说项羽已经到了乌江渡口，而且渡船已在等待，项羽是站在乌江岸边，那就不是“欲东渡”的问题，而是立刻上渡船的问题了。否则他突然到乌江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想想要不要渡乌江吗？正是因为他还在东城，离乌江还远，所以说这句是既有方向性又有距离感并且是意向性的话。我们分析问题，千万不能把项羽所处的地理位置弄模糊了，更不能把这句话的实在语意弄错了。项羽此时是在东城，这一点必须明确记住。项羽是“欲”（想要）东渡，实际上还没有离开东城。因为一个“欲”字，不可能把项羽一下就转到了二百四十华里外的乌江。 （三）项羽“乌江自刎”是空穴来风 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这段文字，与上文明显矛盾。上文是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这话是说项羽自己想渡乌江，乌江亭长是顺着他的思路劝他速速渡江。不料项羽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好像他根本没有想渡乌江，上文“欲东渡乌江”似乎根本不是他的念头，文章前后明显不接。这是矛盾之一。 “乌江亭长舣船待”，这句话让人产生错觉，好像乌江亭长和项羽都已经在江边渡口了。而实际上项羽并未离开东城，也已不可能离开东城。所以这句话并非写实，乌江渡口离开东城还有二百四十华里，乌江亭长怎么可能舣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这是矛盾之二。 那末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六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序》说：“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虽时有纰漏，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近人李长之也说：“他在《史记》中根据已成的东西处是远超过于自己的摸索的。懂得这种情形，就不怪《史记》中风格之杂了，也不暇怪他偶而有着矛盾了。”可见无论是古人或今人，都已经注意到《史记》的叙事中，是存在着“矛盾”和“纰漏”的。总之，“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与下文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是前后矛盾的，而“乌江亭长舣船待”这句话并非事实，与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完全不相符，所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这句话是不足为据的。 上文已经提到，司马迁写《史记》引用了前人很多的书，《楚汉春秋》引用最多。《楚汉春秋》是陆贾所作，陆贾是刘邦同时人。可惜《楚汉春秋》于“垓下之围”以后的文字，全部断缺，只到“美人和之”为止。我揣想垓下之围以后的文字，《楚汉春秋》不可能没有，因为这正是项羽彻底失败毁灭，刘邦取得最后伟大胜利的重要情节，陆贾不可能不写出来取悦于汉王。所以我认为《史记·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这当然是我的一种推测，并不是确证。但不论怎样，现存的这段文字是确实存在着矛盾的，这是客观的存在。而另一客观存在，是《史记》里无论是《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等等，确是无一字说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倒是明确说“身死东城”，其他有关的文字，也与此完全相同，绝无异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上述矛盾，是《史记》在传抄中的错简。我们知道，《史记》有六朝抄本两种：《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残卷，此卷日本高山寺藏，罗振玉有影印本；另一种是《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傅》一卷（藏、印同上）；另有唐抄本九种，宋刊本若干种，均详见贺次君著《史记书录》。贺次君还说：“传世《史记》各本，文字互有差错，时愈晚而错愈多，故凡旧钞皆胜与宋以后刊本。”这话我认为是可信的，我曾检过南宋建安黄善夫本、南宋乾道七年蔡萝弼本、南宋淳佑三年强杼桐川郡齐本，这三个南宋本，只有一字之差，即黄本作“吾为汝德”，其余两本均作“吾属若德”。可见《史记》到南宋文字已定型了。《史记》自西汉宣、成之世，到东汉初已开始流传，并且是以单篇流传的，后来才有全书。因当时是以竹、木简书写，一部《史记》，当然要汗牛充栋了，所以先以单篇流传是很自然的，这样必然更容易残损和致误。现在我们既读不到接近原著的《史记》，也读不到完整的《楚汉春秋》，对于上述矛盾，自亦无法解决。但我们也不可能凭空把它解释为项羽已经到了乌江，因为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高祖本纪》也应该说“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历阳”或“乌江”，而不应该说“东城”。归根结蒂，《史记》说项羽死于东城是没有错，“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史记》“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这一段文字的前后矛盾是客观存在，不能曲为之解。项羽既不能一转念就出去二百四十华里，乌江亭长也不可能单身独行二百余里杀入重围到东城来救项羽。所以只能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以待后解。 二、司马迁的确凿文字是：项羽“身死东城” 大家知道，司马迁《史记》在叙事上是非常讲究章法和文法、字法的。记得我幼年读到归方评点《史记》和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时眼睛为之一亮，觉得以此法读《史记》便会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可惜以上各家于项羽之死皆拘于成说，而忽略太史公的原文字法。现在，我即以此法来检读《项羽本纪》自垓下之围到东城自刎的一段文字的关节。 “直夜溃围南出”一句，一是点明时间，直夜，就是午夜、子夜。因为这时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所以项羽选择此时“溃围”。但实际上项羽是未经战斗逃窜出去的，故汉军直到天亮才发觉，如果及时发觉，则不待“平明，汉军乃觉之”了。二是点明方向，是“南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字眼。项羽为什么要“南出”，因为此时只有东南方向还是他的地盘，东南方向就是楚尾吴头，就是他的起兵之地。他起兵是八千人渡江而西，现在相反是向东南，所以从根本来说，项羽当时是想渡淮后再作挣扎的。 这一段关键的字眼，一是“八百余人”，点明人数。一是“渡淮”，一个“渡”字，表明已经过了淮河。这是太史公文章交待地点的关键性的字眼，古人称为文章的眼目。之后就是“骑能属者百余人耳”。特别要注意的是从垓下到淮河渡口，距离不远，只有九十多华里，这短短的距离，经过渡淮，“八百余人”只剩下“百余人耳”，可见当时仓皇出逃，败得凄惨，也是项羽所意想不到的。 过淮河以后，继续向南奔逃，但这时方向已偏向西南，因为阴陵在西南向。关键的字眼是“项王至阴陵”。一个“至”字，明确交待项羽已到了阴陵。下面的一句“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这里关键的字眼是一个“左”字。实际上当时项羽是自北向南奔逃的，项羽的“左”，应是项羽的东边，这是他的出路所在。只有田父的“左”，才是西边，才是大泽。我曾两次到阴陵调查，第二次就是今年11月16日，今阴陵旧城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护碑，老百姓叫此处为古城村。当时田父是面向项羽，是面北背南，所以他就“左”，是西边。看来田父是用手指着方向说“左”的，项羽是依照他的指点向左即向西去的，所以才会陷人大泽中，如果按照项羽的位置向左，正好是向东南，这正是项羽的出路。田父要不是用手指着方向说“左”，项羽也就不会向西陷入大泽中。如今从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泽，其最低洼处至今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湖泊，水面上有长数公里的窑河大桥。项羽因为陷入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从文章来看，此时的“追及”，当是说已经撵上，尚未接战，也就是说项羽与汉军还隔着一段距离。所以项王才能“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这里的关键字眼是“至东城”。一个“至”字，明确表明项羽已到了“东城”，而且“汉骑追者数千人”。还有一个关键字眼是“乃有二十八骑”。项羽渡淮后“骑能属者百余人”，也就是过淮河的还有百余人，但从渡淮到阴陵只有七十华里的路程，项羽却从“百余人”减少到只有二十八骑。可见此时项羽真正已经势寡力薄、穷途末路了。 下面一段，还有三个关键字眼。一是“项王自度不得脱”。这是司马迁明确的交待，项羽已不可能脱身了。二是“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再次点明项羽已败定，别无其他出路了。三是“今日固决死”。这更是十分明确地说明项羽已“必死”。以上这三种都是用项羽自己的话说出来的，更显得项羽自己已经感到面临末日了。下面虽然还有“愿为诸君快战”的一场战斗。但这只不过是表现项羽至死不悟，表现项羽刚愎的性格，表明他“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错误思想而已。在项羽也并不是为了作突围的冲杀，只不过是为了证明不是自己打不过人家，是天要灭亡自己。在他的脑子里已是“今日固决死”的结局。经过这场战斗，二十八骑剩了二十六骑。 总结上面这段文字的叙述方法，其用字的特点，是项羽每到一处都有明确的字眼来表达，如“项王渡淮”，明确用一个“渡”字，“项王至阴陵”，明确用一个“至”字，“至东城”，明确用一个“至”字，而且还加上“自度不得脱”，“卒困于此”，“今日固决死”，三个限定语。这就说明项羽再也无法脱身了。司马迁的这些字眼，都是用得非常慎重准确的，无一是游移模棱之词。所以，项羽被困住在东城是确定无疑的，是太史公文章的明确交待。 再看下文“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上文所述，项羽无论“渡淮”，“至阴陵”，“至东城”，都是用的实字，但到这句却用了一个“欲”字，这是个虚字，是一转念，不是已经到了，它与“至”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能项王一转念间就到了二百四十华里外的乌江，更不可能项王一转念，远在二百余华里外的乌江亭长就来了。所以这句话，不仅与下文“乌江亭长舣船待”有矛盾，与上文“自不得脱”、“固决死”等话，也前后矛盾。总之，一个“欲”字，不能解释为已经到了乌江。这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疏解的最关键的字。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句子，其中可能有错简。我设想，可能“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一句文字有脱漏，我以为“于是项王”下脱“之众”（大意）这样两个字，全句应为“于是项王之众之乃欲东渡乌江”。这就是说想东渡乌江的不是项王，而是项王的部从，所以下文紧接乌江亭长的一段劝说，然后接“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一大段说明项王不能渡江的道理。这样文章才上下贯通，没有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项羽困在东城，已只有二十六人。乌江亭长既不能从天而降，为什么凭空多出一个乌江亭长来？如果要勉强解释一下，那末这个乌江亭长就是二十六人之一，他或原是乌江亭长。乌江对岸就是金陵，是吴地，渡船是两面停靠的，这一面是楚，那一面是吴，正是吴头楚尾。也许这个亭长就是当年随项羽从征的八千子弟之一，现在转战至此，他熟知吴中情况，也熟知乌江渡口的渡船，故劝项羽东渡乌江。而且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这段话的口气，一是极熟悉吴中情况，二是更清楚乌江渡口的情况。所以我设想这个乌江亭长只能是二十六人之一。我的这一猜测，当然没有任何根据，但二十六人以外，不可能多出一个人来，因为东城离乌江还有二百四十华里，是无论如何来不了人的。 总之，“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两句，无论如何是前后矛盾的。如果从上面分析的是由于文字脱漏造成的，那这个矛盾就能顺利解决了。总之，从司马迁用字的准确性来说，从他的文法字法来说，已经明确交待项羽已逃不出东城了，所以他的“身死东城”是十分确切的、无可怀疑的。 三、《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引起各家疏解上的矛盾 由于上述《史记》本文的矛盾，所以以后各家的注释，也往往随之而差错。 先说《史记》三家注。前引《项羽本纪》正文“期山东为三处”句下，《正义》云：“期遇山东分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羽处。《括地志》云：‘九头山，在滁州全椒县西北九十六里。’《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庸按，指‘九头山’），一日九战，因名。”《正义》注文第一句还紧扣《史记》正文，《史记》所说的这座“山”，虽然未提山名，它的位置在东城是毫无问题的。但《正义》的第二句注文却引《括地志》冒出来一个“九头山”，而且一下扯到了“在滁州全椒县西北九十六里”，这就已远离《史记》正文了。更离奇的是下文又引《江表传》，说“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战，因名”。一下“九头山”又到了乌江，山的名字是因为“一日九战”而得名。为什么“一日九战”就叫“九头山”呢？实在有点牵强。所以细按这些注文，都经不起深究。按常理，注释是注解正文的，《史记》正文并未提到九头山，注文却突然冒出了个九头山，正文的地点明明是在东城，注文又把地点转移到全椒县，又转移到乌江，越转越远，而且连所谓的“九头山”也从全椒转到了乌江。可见这几条注文是不可信的。2005年11月，我再到定远，调查东城、阴陵，并请定远县文化局长计正山同志亲自到全椒作了认真调查，实地调查的结果是，全椒县根本没有九头山。何况据《本纪》明确说：“自度不得脱”，“卒困于此”，“今日固决死”，可见项羽已不可能突围出来了，怎么可能再到全椒和乌江呢？1986年，我曾到乌江调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九头山。2006年1月，计正山同志又到和县调查，和县也没有“九头山”。可见《括地志》和《江表传》的著者都未经实地调查，只是以讹传讹，不可轻信。在“项王欲东渡乌江”句下《集解》注云：“瓒曰，在牛渚。”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宣州当涂县：“牛渚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山突出江中，谓之牛渚圻，津渡处也。”牛渚，就是现在长江南岸的采石矶，属当涂县。在乌江斜对岸，中间隔着一条大江。如果按照《集解》的这条注释，则项羽之死，不仅不在东城，也不在乌江，而是项羽早已过江了。所以上面古人的注释，都远离史实，也不符合历史地理，都不能作为依据。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用在这三条注释上，真是十分确切。 三家注的问题，其错都在不细研史文，不详细实地查勘地理位置。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互相沿袭。古人读史，贵在实地查勘，方能避免差错。 四、乌江自刎说的溯源述流 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史记》、《汉书》均无“乌江自刎”之说。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的资料，是晋人虞溥撰的《江表传》。此书已逸，《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已辑入。但我检读此书，《江表传》仅存“吴烈帝君于洛阳”一段共三行字，项羽则丝毫无涉。其他只能见《史记正义》转引《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汉兵追羽至此。”这是“项羽败至乌江”的最早的文字，但并无“自刎”的说法。其次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的说法。《括地志》是唐人萧德言、顾胤等所著，已佚，清孙星衍有辑本。《正义》所引《括地志》文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是也。……《汉书》所谓乌江亭长舣船以待项羽，即此也。”这里虽然提到“乌江亭长舣船待”这句话，但也未及“自刎”之类的说法，所以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 我所看到的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 可能正是杂剧的作用，“乌江自刎”的传说才得以广泛传播。非常值得深思的是我在1986年去乌江调查时，访问附近的农民，他们竟对我讲楚霸王乌江自刎的事，还特别说到艄公说的“渡马不渡人，渡人不渡马”这两句括。这分明是杂剧里的台词，居然到现在还在口头流传！ 认为《项羽本纪》是太史公的杰作，文章十分精劲，而又不失史实。但我认为项羽是自刎于东城而不是乌江。《项羽本纪》最后这一段文字可能有错简，因为现存的文字本身前后有矛盾，且容易引起误解。“乌江自刎”是误解这段文字的结果。但只要认真研读《史记》对这一问题相关的记载，就可以看到，项羽“身死东城”是无可怀疑的，在《史记》本身找不出一点与此矛盾的地方。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后来形成了杂剧，这样就广泛传播开来了，但它毕竟不是史实。我于1986年前后曾两次调查垓下，一次调查阴陵、东城，直到乌江。我就是从那里的渡口过江到南京去的。今年11月，我又到东城、阴陵等地作了一次调查，前后相隔二十年，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当地还有许多遗址，如阴陵城的遗址，东城的遗址，虞姬墓等都还历历在目，正是因为调查，使我感到东城到乌江很远，还有二百四十华里，项羽从垓下突围出来是八百余人，渡淮就只剩百余人，从淮河到阴陵不足一百华里，百余人就只剩二十八骑。从阴陵到东城经过激战，还剩二十六人。这时汉军数千人围之数重，而且项羽已是步行持短兵接战，如何可能再走二百四十华里的战斗路程，这段路程，比渡淮后到东城的路程还长，我认为项羽是实在无能为力了。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2月第86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