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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是秦末群雄之翘楚者，后与刘邦争天下而决战于千里江淮，安徽土地上遗有诸多关于他的典籍史料、文物古迹和民间传说。《史记》详细记载了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全过程，向为学界所重所信所据。然近2007年6月以来却异议骤起，说“项羽不死于乌江”而是“战死于定远”，引起了项羽身死何处的激烈争鸣。 一、大师兴文与起因态势 这个“颠覆”性突变有什么背景吗？此事初起于22年前，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安徽定远中学教师计正山先生《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一文，认为“项羽是在东城（今安徽定远）自刎的”。冯其庸先生关注此事，多次亲临安徽定远、乌江调查，撰成2万余字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下称冯文），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6月第86辑）上，认为“项羽不死于乌江”，否定“乌江自刎说”，支持“战死定远说”。 冯先生作为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国学院院长而被尊为“国学大师”，其大著理所当然地为世人所重并在国内兴起波澜。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卞孝萱先生致函冯先生，赞赏冯文“考出项羽乌江自刎之说，源于元杂剧。”“面面俱到，有说服力，大文出而后项羽死于东城，可为定论。” 安徽反应迅速并特别强烈。《滁州日报》特辟专栏，于7月23日转载冯文，按语强调：“冯其庸的大作涉及我县历史文化资源，对定远历史文化将产生重要影响。”接着再发计正山《霸王战死在定远》（下称计文）等系列文章，认定项羽“战死于定远”而非自刎于乌江。 7月10日，《江淮时报》用整版篇幅发表计正山《项羽并非死于乌江》一文，引题曰：“作者与国学大师冯其庸22年考证，霸王身死于定远东城有据可考。”同时刊登《冯其庸考证四大论点》。 8月23日，《新安晚报》用3个整版发表记者崔恒等《西楚霸王身死定远？》等系列文章，介绍冯文、计文，评曰：“国学大师冯其庸的这篇文章颠覆了千余年来人们对项羽之死的传说”。 8月24日，《安徽日报》发表记者刘纯友“特别报道”《项羽与安徽的不解之缘》，题词云：“国学大师冯其庸及我省学者计正山，经过研究认为，霸王战死在定远。” 8月25日，《中国文化报》暨文化传播网转载冯文，推出按语并强调：“《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虽只是2007年中国文史界的‘一件小事’，却意义重大。” …… 随之，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诸多报刊或转载冯文，或刊发报道，网上更是一片哗然，纷纷扬扬：“项羽不死于乌江”！ 千古定论，大有被“颠覆”之势。 很快即有不同意见，并直接对冯文提出驳议。9月11日，《安徽商报》发表记者李进、陈亚虎报道文章《说“项羽死于乌江”并没错——中国科大教授宁业高反驳霸王“身死定远说”》，宁业高对冯文提出异议，认为“乌江自刎说”源自《史记》，属于史实，所谓“项羽不死于乌江”、“项羽战死于定远”的说法是对《史记》误解。 那么项羽到底身死何处？“乌江自刎说”、“战死定远说”谁是谁非？为此，我们再度阅读《史记》、历代文献和江淮文史，拟结合冯文、计文的论点、论据进行评述与系列研讨，抑或对搞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 二、“乌江自刎说”与《史记》无关？ 冯先生否定“乌江自刎说”是很明确且坚定的，首先即剥离“乌江自刎说”与《史记》的关系，从其“来源”入手排其史实性，撼其可信性。 冯文说：“《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当另作分析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 众所周知，《史记》是历来公认的权威史书，较早也较详地记载了项羽身世和楚汉战争全过程，如果此书果然没有关于项羽自刎乌江之事的记载，那么“乌江自刎说”也就难以视作史实去确信了。 那么“乌江自刎说”与《史记》有没有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只要读一读《项羽本纪》我们就会完全明白。其云：“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太史公告诉我们，项羽垓下突围后，因汉骑紧追不舍，两军便驰战数百里而终于到达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并劝其决断，然而项羽此时“天之亡我”的思想情绪再度膨胀（注：此前曾于刘会桥被围时有过“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愤怨），加上他自尊心过盛，认为残兵败将无颜回见江东父老，遂不肯过江。因他犹豫徘徊耽搁时间，导致再度被汉军追及包围，经过一场血肉搏斗，项羽在身被十余创伤之后“自刎而死”。 项羽人生的最后一幕，即其在乌江的一言一行，全情全景，太史公记述得如此清楚翔实，并以“自刎而死”作结，读者无由怀疑“乌江自刎说”，更无法否认此说与《史记》的直接关系。 事实胜于雄辩，“乌江自刎说”源于《史记》，我们实难苟同冯文。假若我们采信冯文所说“‘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那么就会把许多本来明白的事情弄混乱搞糊涂。譬如信了 “项羽战死定远”，那么《史记》所记于乌江“自刎而死”者又为何人？ 乌江自刎者为何人？这是个关键问题，面对这个关键问题冯文却避而不谈。可以理解的是冯文不能不避谈，因为此自刎者非项羽则无他人，而这正是“乌江自刎说”的“史实”依据。 三、是《史记》记载出“纰漏”了？ 冯先生知道《史记》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并明白“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还“认为后世的误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后世的误解，以讹传讹，远远超出了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完全违背了司马迁的原意。” 读者欲问，司马迁的“原意”是什么，难道是“项羽不死于乌江”吗？“后世的误解”所指是什么，又在什么方面“完全违背了司马迁的原意”？如此等等，冯文语焉不详。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读者似乎可以暂置一旁释而不究。然而，“自刎而死”这句话是读者倾心注目不肯忽略的，没有个合史合理的解释，人们自然还是唯《史记》为信。 冯文一旦欲将“乌江自刎说”与《史记》剥离开去，就无法做出合史合理的解释，因此只能顾左右而言他，避开“自刎而死”，断取开头二句反复推测演衍生文。竟说“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这句话，是意向性的话，是想东渡乌江，而不是已经到了乌江。一个‘欲’字，充分说明了它的意向性和它的未遂性”。 冯文所说“意向性”“未遂性”完全出于臆断，其与太史公所记大相悖拗。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太史公还有下句下文，下句是“乌江亭长舣船待”，下文还有那么长的项羽、亭长对话，还有一场两军激战，这一切都活生生地发生在乌江亭，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为《史记》所载。 冯文与《史记》直接对峙。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若冯文不能拿出确凿证据以制胜，那么人们还是唯《史记》为信。摆在冯先生面前的是这道硬坎跨不过去，“乌江自刎说”就否定不了，“战死定远说”也就标立不起来。严峻对峙的情况下，冯先生只有直接向《史记》“开战”。冯文说：“‘乌江亭长舣船待’，这句话让人产生错觉，好像乌江亭长和项羽都已经在江边渡口了。而实际上项羽并未离开东城，也已不可能离开东城。所以这句话并非写实，乌江渡口离开东城还有二百四十华里，乌江亭长怎么可能舣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笔者按：《史记》本没错，出错的是冯先生自己误解曲解，我们将在下篇《项羽战死于定远吗——再与冯其庸先生商榷》文中作解，此处从略。） 太史公会有这样的低级“纰漏”吗？冯先生明白太史公在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与信赖度，所以冯文巧取自问自答以生文：“那末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接下来便寻找千余年来《史记》研究中所发现的“矛盾纰漏”，以为足可动摇《史记》的权威性与信任度，于是做下结论，“总之，‘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与下文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是前后矛盾的，而‘乌江亭长舣船待’这句话并非事实，与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完全不相符，所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这句话是不足为据的。” 很显然，冯文的结论不会让人信服，因为他所依赖的是无由的推演和无关的证据。就算那些“矛盾纰漏”能被确认，也无力撼动《史记》的权威性与信任度，况且那几个“矛盾纰漏”与“乌江自刎说”风马牛不相及。难道语文作业出了错，要连带算术作业扣分吗？ 四、“乌江自刎说”来自民间传说？ 冯先生为了否定“乌江自刎说”的史实性而将它定性为“民间传说”。冯文说：“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 既说是民间传说，那么这个传说来自何时、何地、何人？来自何书、何诗、何文？总得有个交代吧。令人遗憾的是冯文语焉不详。 计正山先生十分赞赏冯先生将“自刎乌江说”推入“民间传说”进而否定的策略，其新作《霸王战死在定远》（下称计文）首以“‘乌江自刎’，原来是民间传说”立题开论，然对其来历同样是语焉不详。 不过，计文如实报告了他关于“自刎乌江说”与“民间传说”关系的调查与结论：“项羽身死东城，还有些重要证据，那便是沿途的遗址、遗迹和诸多民间传说。垓下至乌江，沿途之地今属固镇、凤阳、定远、滁县、全椒、肥东、和县。假如项羽东城大战之后还真的能够跨越眼前的池河往东南逃至乌江，必经之地滁县——全椒——和县；或绕道肥东——含山——和县（除此别无它路）。沿途民间必然会发生种种传闻，留下遗址、遗迹。为此，笔者曾两次徒步考察，三次访问全椒、滁县、和县、肥东、含山通往乌江渡口的较大村庄，我与那里年龄大的村民细细攀谈，令人失望的是数百里征途中竟无任何有关霸王项羽的传闻，也无一点一滴遗址、遗迹。在本该有民间传说或遗址遗迹的和县石杨镇、绰庙乡（乌江西北方向），我向当地的老人们问及楚霸王项羽在当地有无故事传说，老人们竟一一摇头：‘不知道’、‘没听说！’——这种现象足以证明：项羽在东城血战中已经殒身，‘期会乌江’、‘欲渡乌江’，竟成了项羽含恨终身的愿望。” 这段报告文字是计文的核心。我们揣摸计先生旨在说明的3层意思：一是“数百里征途中竟无任何有关霸王项羽的传闻”，可见“乌江自刎说”为空穴来风，不可信。二是“战死定远”是可信的，既“有史迹为证”，又有“诸多民间传说”佐证。三是司马迁所记、历代学者所论的“期会乌江”、“欲渡乌江”并非史实，只是“项羽含恨终身的愿望”而已。 令计先生始所未料是自行暴露了3大“纰漏”：一是既然“数百里征途中竟无任何有关霸王项羽的传闻”，那么何言“乌江自刎说”来自民间传说。二是既拿“诸多民间传说”来佐证“战死定远”，那么为何又以“民间传说”来否定“乌江自刎说”。三是既然“期会乌江”、“欲渡乌江”只是项羽“愿望”，那么太史公何成乌江那场记实？ 计文出现了自相矛盾，又与冯文“南辕北辙”了。 五、“乌江自刎说”来自杂剧戏说？ 冯文还有一条战线，那就是将“乌江自刎说”推入杂剧戏说。 冯先生说：“现在我所看到的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可能正是杂剧的作用，‘乌江自刎’的传说才得以广泛传播。”此处“可能”二字下得谨慎委婉，可是一转眼做结论却大不为然。他说：“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后来形成了杂剧，这样就广泛传播开来了，但它毕竟不是史实。”冯文意思是说“乌江自刎说”来自民间传说，又经剧作家加工，是为“戏说”，并非“史实”，不可凭信。 令人惊讶是冯先生如何连那些妇孺皆知的诗词名篇也都给全部忘了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陆游《项羽》）“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喑呜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功盖世，成闲纪，建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刘仲方《六州歌头·项羽庙》）这些诗词显然是基于乌江自刎的史实以赞颂项羽悲壮结局和英雄气概，而作者都是宋代人，怎么会是元杂剧“作用”出了“乌江自刎说”呢！ 再说了，因《萧何月夜追韩信》中有项王自刎乌江，我们就得把“乌江自刎说”归入“戏说”而从“史实”中甄别出去吗？那么中国重大的典型的历史人事有多少没入元明杂剧、明清小说？中国近现代革命领袖和杰出人物有几位没进小说、戏剧和影视文学作品？显然，冯文逻辑是欠科学的，是无法遵循的。 为了向读者强调民间传说、杂剧戏说对于“乌江自刎说”生成和扩散的主导作用，冯文竟然公布出了这样的文献信息：“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此话太失慎了，我们姑且就冯先生考察过的乌江小镇看看。今和县乌江镇“西楚霸王灵祠”（霸王庙）名驰中外，这里当初有个“衣冠冢”，是项羽自刎、五侯分尸后留下的残骸与血衣被当时人就地土埋而成的。后人建亭祭祀，名为“项亭”。唐初建祠，上元三年（即宝应元年，762年），李白叔父、著名书法家李阳冰为题篆额“西楚霸王灵祠”。开成元年（836）孟夏，李德裕舟舶乌江入祠凭吊有感而撰《项王亭赋并序》：“……感其伏剑此地，因作赋以吊之。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识舣舟之岸焉，知系马之树，望牛渚以怅然，叹乌江之不渡。……”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曾两任宰相，作为历史地理学家著有《元和郡县图志》，志中亦有项羽“南走至乌江亭”的记载。另外，李贺诗问：“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主今解剑，何处逐英雄?”（《咏项羽神骓》）杜牧咏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这么多的唐文与古物，冯先生竟无视不闻，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小结：《史记》记载项羽于乌江“自刎而死”，“乌江自刎说”源于《史记》，属于史实。 原载：2007年9月18日《都市晨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