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概念的提出到书写的实践 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署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首先定义此概念称：“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 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在打破原有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划分格局之外，作者们特别强调的是基本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引起了相当范围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学术思想界的导向性刊物的推波助澜，如《读书》当时以连续六次的篇幅发表了关于此题的三人谈，使得这一概念远不仅停留在狭窄的专业学术圈内，而在更广阔的知识与文化场域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此文确实反映出1980年代中国学界与思想界的基本情怀，以致后来者大有不谈此文不足以显示80年代的风云激荡一般。诚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这个新范型和‘中国现代文化’有着颇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甚至说是“构成了八十年代人们试图从‘现代文化’内部发掘思想活力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努力”。 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有其内在的特殊脉络。虽然学界与文化界也不乏谨慎质疑，但总体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可谓深入人心，不但由其他学者推出的同名著作足可为证，而且也有学者从学术史角度肯定其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的提出，不但解放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解放了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陈思和语） 不过遗憾的是，概念的提出并不等于实践的贯彻；意义的重大并不代表学术的成就。虽然学界引颈相待，但真正具有学术冲击力的史著一直未能出现在视野之中。有之，当自异域来风始。中国学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德国学者做到了。以一人之力独撰一部文学史，勇气可嘉。同样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顾彬教授并没有过多解释其学术概念的缘起于理论思维。但应该说，以一人之力来撰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胆气是不行的，而在通论《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中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更见作者的胆识与新思。 德国学术背景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顾彬教授在此书中表现出若干新意维度，值得摘出表彰。 一是史家的客观立场。尤其提到陶泽德（Rolf Trauzettel）教授的观点，即作为（文学）史家也要去处理所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只要他们具有了历史意义。这里涉及到学术伦理观的维度，无疑良有启发。 二是作者良好的知识域范畴和思想力度。或许，这也正是他推崇鲁迅乃“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的原因，我则认为，鲁迅的主要意义在于思想史而非文学史。文学史当然有其思想史功能，这一点在德国文学里表现的非常清楚，但文学史毕竟还是文学史，是否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恐怕还是要拿艺术作品说话。歌德、席勒同样具有伟大的思想史价值，虽然取向颇不一样，可他们毕竟有着相对足够分量的艺术作品；在这方面，鲁迅不太具备可比性，除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之外，鲁迅的艺术创造成绩相当有限。这其实并不足为奇，因为作者已明确表示：“我宁愿尝试去呈现一条内在一致的上下关联，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二十世纪思想史。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上下文关联是人为的。它的产生当然要归之于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顶多是也只能是许多种可能阐释中的一种。”尽管如此，顾彬教授比较鲜明地提出了以思想史维度去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是此书乃“有我之作”。我很欣赏顾彬教授的一点是，他突出强调了这部文学史的个人色彩。这既包括这里点出的思想史取向，也包括对作品择取的顾氏评价标准，即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我很喜欢作者在论述中时常爆发的思想火花，虽然有些地方并不赞同，而其论述时的智慧与深思有时也让人不乏会心之笑。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部文学史是一部“有我之作”，而非人云亦云的亦步亦趋之作。 之所以有这些特色，当然与顾彬教授的德国乃至西方文化背景有关。而且无论是整体行文，还是细密的注释，都显得比较清楚。譬如开篇就讨论到“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有宏观张力的大概念；再譬如对德国思想家布鲁门贝格的引用，背后涉及现代性整体生成的关键性问题。多语种征引各类研究文献，这更是中国学者多数所不具备的学力。 德国的汉学传统，在国际汉学地理之中并不具备太多优势。这当然与德国学术在世界现代学术场域的中心地位颇不相称。无论如何，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推出，在国际汉学界都应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至少，这是英语学界（更不用说法语、俄语了）尚未做到的。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相比较美国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的主导性地位，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再到王德威，欧洲学者（法国治此者甚少）是相对不太受重视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如贺麦晓等）。在德国学者里，顾彬教授是应当得到重视的。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伯希和、马伯乐等法国汉学领军人物的相继凋零，以及费正清、列文森等的崛起，美国汉学逐渐取代了具有悠久传统的法国（欧洲）汉学。这其实也与世界学术场域中心的地位转移相吻合，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学术逐渐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场域。美国汉学确立的学术方法，近乎就成为了一种科学的范式（paradigm）。对这种现象，顾彬先生将之称为是“一种反形上学的，也可以说是反欧洲的讨论方式”。如此看来，欧洲汉学家在趋向美国的同时，也还有未曾忘却自己的传统根本的。不过在我看来，就汉学本身发展来说，注重域外汉学与本土学术传统的互动，应是中外学者特别重视的。如谓不信，此题就是例证。 多元互动：一个中国学者的期待 就全书而言，私心也有些觉得替作者可惜，有几个本可以“别出手眼”乃至出彩的地方留有遗憾。 一是凭借德国学术与哲学的深厚底蕴，或可在理论建构上有比较大的尝新乃至突破，而就本领域研究来说，这种理论建构在世界范围都是少见的，可惜从全书来看这种主动性意识似尚不明显。 二是就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本来很可以借助作者的德国本土资源与眼光，显示独特的史家锋芒。具体到中德比较文学维度，有几个地方或可商榷：第一，关于宗白华的《流云》小诗，作者基本判定是对冰心《繁星》小诗的复制一带而过，但若结合宗氏留德前后的德国文化背景，则大可发掘其中蕴含的思想诗意义；第二，对于冯至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袭陈说，即对其十四行诗和《伍子胥》大加肯定，但对其早期叙事诗的创发性意义只一掠而过（明显是受到德国叙事谣曲影响而在中国新诗史上鹤立鸡群）；第三，既然以思想史为基调和主线，那么对作为战国策派最重要的文学代表的陈铨，似乎不应只字不提。 三是作者涉猎港台文学，特别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那么对文言创作，尤其是诗词部分如何处理，应有所交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因为五四以后一边倒的白话文天下，实际上远未完成“现代汉语”的建构任务，这点从德国语言与文学的互动史中应可反观得很清楚。 当然，如此立说，也纯属“看人挑担不吃力”，仅提个思路而已。当然，若将话题拓展开去，我觉得有三位中国学者的做法或意见有其“自成系统”的一面，或可略做参照。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立者王瑶的做法，他一般尽量避免与作家有直接接触，盖认为若如此则难免影响自家“撰史”的客观性；二是史学家张静如先生曾提出：“要以可靠的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不要道听途说，不要捕风捉影”、“对材料的使用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特别不要对已有的材料视而不见”、“不要忽视或看不起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三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留法学者李璜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交流意见：“伯氏又曾向我说彼不敢说了解中国哲人的根本思想，只偶于中国的诗歌绘画中有时体验到一些，不过未能直搏之（法文为embrasser拥抱之意也）。因之我感到伯氏对中国文化思想未尝不想去求宏通。然而如果要在中国诗歌上去了解中国的哲思，则又非比较语言学所能济事，此王静安先生之所谓词藻之‘隔’与境界之‘隔’两者兼而有之。是乃中西自来用思以对自然的态度与方法两皆有别，遂成两个境界，颇难贯而通之。因之谈西方的汉学，须知有一限止处，今尚限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成绩上，其于中国的经学与文学，译著固也不少，我个人则终于未敢溢美之。——以中国旧日的学术分门来说，则义理之学尚待西方汉学家去特别努力，虽然他们的前辈对于考据之学，因为新的方法好，有时成绩竟超过我们的乾嘉学者，但对我们中国人的根本思想与人生态度，则终是了解得很模糊的。”这里所提的“限止”之点极妙，也很重要，任何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大师巨子亦不例外。局中人固然要“保持清醒”，旁观者也同样不能“失却分寸”。一方面，这是我们在积极引入西学思想中尤应注意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另一方面，作为治域外之学者，固然有其“不在此山”的优长，但也难免有“隔岸观花”的短处，要“知彼知己”，方能不断在学术上有所推进。顾彬教授之结交中国作家，重视对当代文学，且敢于挺进异域之文学思想层次，都是他的长处。但事物到了极处，往往就有向反面转化的可能。无论如何，批评是以文本的大量阅读为基础，撰史更是如此。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本身而言，涉及文本实在浩如烟海，从一家之言的角度去提供一种特殊视角则甚善，但若急于做全称判断，恐怕仍须相当慎重；而于思想史之思路研究之，则虽曰开辟新路，但其中陷阱也有需要深防之处。而且我以为，当代文学正产生着可以承继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大作品，这种感受，主要由阅读经验而来。这种判断似乎恰与顾彬先生之见不同。 但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主要是一部写给德语学界和文化场域的著作，其“贡献”与“限止”处都应从此去理解。总体而言，此书视角独特、深思睿智，确实展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养（未必就在文学本身），虽然背景文化相异，有些地方难免觉得“隔”。“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深化，反映了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学术语境的“多元互动”变迁，从这个方面来说，顾彬教授的著作及其与中国学者的良好互动，已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样一种“国学与汉学”的互动，有着非常深刻的学术史意义。但如何能在“取长补短”乃至“相互生发”，却是在未来的学术互动实践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也是在多重层次具有挑战性的。我曾特别强调“学术互动”的概念，即经由交流之后而产生的接受与影响过程，最终导致了各自学术传统的主体性发展的飞跃性提升。归纳之则为：交流是入口、接受是枢纽、互动是潮流。早在20世纪初期时，中国那代知识精英就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西方内部的分殊性，强调要“使欧、美潮流，平均输灌”，那么作为后来人，我们理当有更清醒的学术谱系意识，不仅要区分欧、美的维度，也还需要将日、俄汉学的不同维度引入进来。故此，此书可成一家之言，但也仅是“成一家之言”而已，因为就学术史视域来看，对任何一个命题而言，再大的成就也只是新的起点的开端；而这部出自德国学者之手的风骨独特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学界来说，则既是启迪，也是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资鉴他人，攻玉宝山？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04-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