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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我并不想做一个危言耸听的酷评家，更不想玩什么文字噱头。我想警惕的是，文学的确进入了食利时代。文学已经失去了这个时代应有的精神，或者说文学已经远离了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厚望，文学在这个消费主义、商业化的时代不过是一种消费品而已，作家已经变成了写手，创作变成了制作，文学变成了商品，批评变成了营销，阅读变成了消遣和娱乐。 先来翻翻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市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吧，虽然邮局的征订数有的低到每期几百份，多的也不过几千份、万把份，但它们照样出版，照样以“纯文学杂志”的面孔招摇过市，为什么？因为它们不再需要读者，也不需要多大的发行量，它们只需一些企业的赞助，只需要每一期刊登几篇收费的赞美某乡长、某厂长和某公司总经理的报告文学，就可以过上几天清闲的日子。如果说，文学刊物的食利是无奈之举的话，就来看看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吧，它们要么是武侠、侦探，要么是情色、性爱、性猎奇、性变态，要么是玄幻、冒险，要么是凶杀、暴力……总之，长篇小说创作完全变成了一种吸引眼球、挑逗感官的“故事”。今天的作家，谁还把创作比作“高尚的娱乐”？他们的笔下也不可能是“美好的避难所”。曹文轩曾经面对媒体，批评过当代作家喜爱写“脏和丑”并以写“脏和丑”为一种“现代性追求”，的确，当代作家笔下的脏和丑是借着艺术的名头来追求码洋的伎俩，也许他们骨子里本来就只有脏和丑。今天的作家、诗人出风头，喊口号，耍名堂，闹笑话，都是因为一个“钱”字。商业写作已经变成了创作的主流，赢利的心态让每一位作家和诗人都很难拿出一流的作品。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文学评论是最清贫的工作。今天，如果你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如果你参加各种新书首发式，如果你参加各种文学评奖和图书评奖，你就会发现，文学评论是有利可图的。没有500元、1000元的“车马费”，谁去给你捧场；没有红包，谁会给你的作品叫好？今天的文学评论就是“红包评论”，就是“商业书评”。但评论家拿了别人的红包，能写出什么样的评论呢？最常见的，当然是马屁文字，对所评论的作品和作者极尽溢美之词。除了“红包评论”，文学评论还有一种叫“酷评”或“骂评”，有些年轻的评论家想出名，就去骂鲁迅，就去骂巴金，就去给文学写悼词。“骂评”是很耸人听闻的，也立刻能使年轻的评论家出名，出了名当然也就跻身于“著名评论家”和“文学权威”之列，于是，这些靠“酷评”和“骂评”出身的评论家要不了几年，也就参加到“红包评论家”的队伍，也很自然地享受起文学的红包来。 在食利的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引导和塑造下，今天的文学阅读也不再是修身养性的行为，文学阅读已经变成了消遣性阅读、快餐式阅读和功利性阅读。今天的读者最欣赏的作家是那些敢于推销自己，敢于暴露自己隐私的作家；今天的文学图书卖得最好的，就是那些似淫非淫、似暴非暴的“打擦边球”的图书。即使有人读经典，那也是读篡改过的经典，比如“戏说红楼”、“水煮三国”和“QQ语文”之类，还有“百家讲坛”上那些“口水工作者们”对《论语》《孟子》《大学》等经典的所谓“解读”。 莫言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称，这几年随着内地严肃文学市场的不断缩小，作家日益明星化，热衷于做秀，而读者则粉丝化，盲目追星，失去了建立在阅读经验上的基本的判断标准。莫言的话其实很形象地描述了文学进入食利时代之后，严肃的作家和品味纯正的阅读已经稀缺。面对食利主义时代的文学状况，少数严肃的作家和批评家觉得悲哀，不过悲哀也是没有用的。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不想随波逐流，不想在食利时代分一杯文学之羹，那么你就认真写作，勇敢批评，好好阅读，像伍尔夫说的那样，“记住你的责任，一定要更高洁，更重心灵”。如果你觉得做一个严肃的作家或批评家不值得，那你也尽快妥帖地调整生存策略，学一学那些三流的写手，学一学那些商业书评人，把日子过得滋滋润润，这样一来，你也会享受到小人得志的快意。 原载：《文学报》2009-04-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