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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具有深厚的精神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体现为一种忧国忧民、济世救国的政治情怀。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孔夫子的“大道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切编织成一个绵延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移植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上，蝶化为“五四”启蒙精神。因此从精神谱系上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人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因此鲁迅将自己写小说看成是声援“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其浓郁的政治情怀，才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垒，才密切融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也才有效地承载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 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不会始终与政治现实尤其是政治权力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往往导致文学屈从于政治现实、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独立品格。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时不少知识分子把独立品格与政治情怀对立起来，甚至质疑忧国忧民传统的正确性，从而放弃了对于社会的精神担当。因为对社会职责的放弃，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反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这一点在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一度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到了80年代末期，伴随着“向内转”，文学逐渐从政治、思想、社会批判等阵地大幅度地后撤。后来，有人抱怨说文学被边缘化了，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边缘化不是一个被动式，而是自我放逐的必然结果。 所幸的是，淡薄政治情怀并没有成为文学的主潮，更多作家则是在尝试着以新的文学叙事来表达政治情怀，日常生活叙事逐渐兴起并蔚为大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宏大叙事的一统天下，但是日常生活叙事并没有取代宏大叙事，相反激发宏大叙事突破过去的僵化模式，构成了当代文学中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交相辉映的状况。两种文学叙事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情怀，借用吉登斯的理论，我把这种两种政治情怀分别称之为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新时期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就是中国本土在20世纪末期重新启动现代化的“解放政治”。但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又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它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处在同一时空之中，具有鲜明的“时空压缩”的文化特征，因此生活政治在社会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们需要通过文学叙事获得认同。解放政治的情怀和生活政治的情怀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处境中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形成纠缠在一起的难舍难分的关系。这对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来说，便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因而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举例来说，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现实性的文学和个人化的文学，这些看似相冲突的文学类型却能相安无事地并存在一起，它们其实在各自倾诉着各自的政治情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因此，一个真正有着精神担当的作家应该既有生活政治的政治情怀，又有解放政治的政治情怀。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这无疑给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融合为一体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代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以来，这两种叙事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让作家们的精神担当越来越落到实处。 完成时代要求的审美转换 廖 奔 《 人民日报 》（ 2009年3月17日 16 版） 文艺创作的上乘状态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发声，亦即能够承担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心声、突现时代精神。凡实现了这种状态的文艺作品，便能在受众中产生时代性反响与回应，它也因为被涂染了该时代的鲜明特色而得以辉显于历史文苑，垂世的几率加大。因而，历来有追求的创作者，都在如何把握它的道路上苦苦追索。 然而，文艺创作的直接目的却不是为了照相式反映时代发展，那就成了所谓的“简单传声筒”，文艺的目的是审美，是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照时代，去发现美、表现美和传达美，其作品是要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对于受众来说，文艺应该是非功利的，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应该是情感濡染式而不是灌输式的。 一方面是文艺应该承担时代要求，一方面文艺又不能以此为功利动机而脱离审美目的，于是，满足了二者条件的文艺作品，事实上是在创作中将时代要求成功进行了审美转换的作品。 主题性创作往往是时代要求的产物。一个时代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的精神提纯的要求，按照这些要求进行创作就可以有效吻合时代主题。而创作实践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将创作者心中所熟悉的题材、所把握的对象，按照时代的主题性要求来处理，从而使作品打上浓郁的时代色彩，使作品得到意韵深化和精神升华，尽力摆脱浮光掠影、肤浅平面、无病呻吟与浅尝辄止，承担起更加厚重的审美负载与历史使命，这是健康的做法。另一种是直接从主题性要求出发来寻找题材、设定对象、构思谋篇、确立形象，那就必须预先设立警戒线了，因为很容易就陷入先入为主的境地，如果不能使题材与创作者的生活积累和感悟相吻合、相激荡而自然氤氲作水乳交融的作品，就会有“硬写”之嫌，炮制出的就是蹩脚的遵命作品，缺乏艺术生命力，把受众挤出观赏链——极左时代“主题先行”的失败教训我们并没有忘记。 优秀的创作者善于将时代精神凝聚为自己作品的形象内核，一个时代总会出现许多聚焦人众的社会和自然事件，也经常见到时代主题对创作提出要求，然而创作如果希望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就必须真正深入其中，真正发生审美感悟，真正捕获创作灵感，最重要的，真正构成作品的形象结构、完成对象的审美转换，否则，宁可推迟动笔。因为刻意强求，不能以形象说话，赋予作品以外在理念，而不是像恩格斯的名言说的那样“让倾向性自然而然地从情节中流露出来”，是违背艺术创作和欣赏规律的，只能得到受众的审美抵制。作家王海鸰若干年前写了一部以部队抗洪斗争为背景的话剧《洗礼》，立意与形象的结合独到而圆融，就是因为她把主题性要求与自我生活积累和感悟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切入了人物内心、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使之化为作品的内在神韵，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审美感染力，成为戏剧界津津乐道的成功范例。如果不能完成对时代主题的审美转换，创作就一定会失败。近年看到众多的任务片、任务戏，成功者少，凑数者众，败坏了受众口味，浪费了社会资源，是值得创作者高度警惕的。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3月17日1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