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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批评家在外人眼中,只不过是成天对别人写出来的东西说三道四的人。既然如此,批评家最明智的选择也只能是任人评说。当然,在文学批评逐渐走入寂寥的象牙塔的年代里,如果无人喝彩,就任其自生自灭。说穿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今天是自我娱乐或自我完善的傻 子的事业。必须依靠这份独特的傻劲的支撑,批评主体才能耐得住寂寞,不去投机取巧,拒绝将批评视为一种交换的工具,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首先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其批评对象。我始终认为独立性是文学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生命,而独立性的最为朴素的表现就是敢于说真话。在这个世界上,敢于在任何场合面对所有对象都放言无忌的,似乎只有傻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批评的德行或曰知识分子的德行恰恰是傻子的德行,聪明人实在是不屑为之的。 最近几年,文学批评饱受质疑。作为一个常常被人视为批评家的文学教师,我认为确实需要反省的是,时下的文学批评似乎都成了自我辩解,缺少必要的自我反省,在陈述自己的得意手笔时忘情,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意见时忘我。新时期初年,那些书写“文革”伤痕的多数作品都充斥着控诉,却少有深刻的自我反省与灵魂忏悔。在而今的商业语境中,捧与骂(也包括自己捧自己和自己骂自己)淹没了文化真相,真诚的评说变得日益艰难。在我个人看来,批评要保持自己的德性与价值底线,在批评别人时应该反省自己,不要总是云端里扔炸弹,总是苛求别人宽容自己,否则,就变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尴尬处境,曹文轩教授在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一书的“代后记”《专业的难度》中说了四点理由,即:它的研究对象之不尽如人意;本学科缺乏足够的学科尊严与自主权;被研究的对象正处在运动状态之中;它不可避免地陷于人际关系之中。就其正面价值而言,“当代”研究的进行状态往往给历史留下鲜活的痕迹,也是生活其中的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由于当代文学的时间下限总是不断地往前推移,这就使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很不稳定。当代文学研究也就有了两种视点,一种是立足于文学现实中,转过身来,追溯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反思其精神与艺术的成败得失,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史研究;另一种是与文学现场共同前进,对不断出现的文学新现象、新思潮、新作家、新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与剖析,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批评。我个人的趣味是穿越于史论与批评之间,因为没有历史的反思与穿透,“当代”就成了支离破碎的瞬间;而无视文学进行时的“当代文学史”,也只能是建筑在纸上的文学空城。 二 做一个文学批评家,重要的前提是具备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和艺术鉴赏力。如果一个人对现当代文学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我想这是很可疑的。这就像是审判中的有罪推定,你觉得某个人不是好东西,然后去寻找理由和证据。至于现当代文学的史实,作为独立的个体,必须始终保持怀疑精神,追问史实背后的精神状况和文化根源。 在大学讲授文学方面的课程,指导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不难发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现在很多学生不读作品,甚至一些教授也不大读作品。比如说每年研究生复试时,有些学生的初试和复试的笔试成绩都很好,在口试时居然发现他很少读作品,但在考场答题时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大堆文字。不止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实话,他们说如果在备考时期花大量时间去仔细读作品,那肯定考不上;相反,如果光读文学史不读作品,倒是有可能得到一个好成绩。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都通过这种形式选拔,文学教育的质量又如何得到保证呢?光靠背诵文学史教材而不读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其评判是缺乏说服力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呈现出泛滥的趋势,不少批评主体放弃了独立性,对自己的话语边界缺乏必要的限制,以一个专门家的学识进行全方位的、不负责任的“时评”,对于大而无当的“主义”的热情掩饰了面对“问题”的无能。在实用主义的氛围里,小圈子批评、广告批评、文化酷评、媒体批评渐成气候,批评的独立品格日渐流失。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最为难堪的是,认真读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不读作品的人还可以长篇大论地著书立说。不少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竟然可以只谈一两个作家的几部作品。许多对“当代文学”或“90年代文学”进行整体把握的文章,大多采用了聪明的“抽样分析”,断章取义,道听途说。 我个人认为,认真阅读作品是文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批评主体对作品、作家和文学的必要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尊重。文本细读不仅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文学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现在流行的文化批评,往往把文学作品的精神表达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文化依据。须知,严格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分析必须通过解剖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与归纳,根据感性的、虚构的文学经验来介入社会现实,这固然使话语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主观性、臆测性显然会产生误导作用。这必然导致批评主体对于作品的误读甚至是篡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人文精神”讨论、后现代思潮、“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在内的文化争鸣,其核心成员有不少是文学工作者,其中像“人文精神”的反思固然有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意气之争,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伪事件与假信息的世界中,媒体的神奇之处正在于它不考虑信息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客观情况,而只考虑信息看起来是否显得真实。皮埃尔·布厄迪尔在《自由交流》中说:“记者们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他们要生产信息。他们的确有能力‘炒热事件’——这是人们常说的话——有能力将讨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强制性问题的强制性思考一天一天地强加于众。”其实,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谴责媒体与记者,现在很多作家和学者也都非常善于“制造”伪事件与“生产”假信息,把媒体和记者作为替罪羊,显然不公平。在见报率、上镜率、作品数量和版税、个人名声成正比的年代,著述的艺术质量只在圈子内被关注,而适合炒作的“话题”往往能一鸣惊人,这样的环境必然驱使相当数量的作家与学者不靠著述的质量说话,而是靠粗制滥造和频繁曝光打天下。但这样的著述,也注定和那些刊载“新闻”的报纸一样,很快就被放进了废纸堆,正是所谓的“见光死”。 三 在文学史家的论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克罗齐的著名论断“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被简化成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上克罗齐认为“历史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是“既包含着区别又包含着联系的同一性”。照亮历史的当代意识是必要的,但以工具主义的方式把历史当代化是危险的。有趣的是,不少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成了文学史家的个人观念的罗列,他们以质疑惟我独尊的文学政治史作为起点,却走向了另一种独断论,以覆盖其他文学史解释的方式进行静止的、绝对的描述,“当代文学史”被篡改成了“我眼中的当代文学史”。要对历史进行科学主义的还原很可能是徒劳的,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它不可能成为“当代”的影子。因此,科学精神和实证态度还是不能被轻易抛弃的。 历史作为现实的前提和根基,其经验与教训为现实提供一种镜鉴和约束作用,当现实功利一旦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不但变得毫无约束力,而且成为盗用历史名义者为所欲为的借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著名的寓言:15世纪西班牙一座城堡中,红衣大主教刚刚把百余名异教徒送上火刑堆,上帝降临了这座城市,但被红衣大主教送进了监牢,这个人间的统治者对天上的神说了长长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你既然把驱赶羊群的责任交给了牧羊人——也就是人间的教皇,你何必再到人间来碍事呢?而且世上的人拥护的并非实有的神和人,而是盗用上帝名义的人间统治者的意志。结果,上帝本人被红衣主教处以死刑,其罪名是跑来妨碍人间借助上帝名义所施行的统治。红衣主教需要的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上帝的名义,需要控制人类的良心和面包。同样,在工具主义的视野中,它所真正需要的也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名义。于是,商业、政治、文化表面上仍然在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而大肆争吵,事实上却是各种利益在为争夺历史的名义而冲突,而真正的历史却在无声无息中被驱逐。 在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之间,必然存在种种冲突。但我个人认为,坚守独立与自由的个体性是批评的底线,当然这种个人性并不意味着拒绝责任与承担。我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对文学的参与,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首先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其批评对象。”因为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为了使自己变得“有用”的批评家放弃自我,屈服于权和钱等强势话语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只有当主体真正建立了个体的尊严,他才能够尊重其他个体,与之进行平等对话,并在个人的独立性遭到威胁时为捍卫其尊严而不惜一切代价。说实话,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大多被当成一种工具,博取名利和利益交换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的“公共性”和“普适性”非常可疑。 原载：《光明日报》2009-05-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