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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栏目聚焦文化界热点话题的讨论、学人对谈等等，重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本期内容是纪念《钟山》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全国青年教授江南笔会”活动的一个议题，王彬彬、张光芒、何言宏、张清华、张新颖、贺仲明、洪治纲、施战军、黄发有等评论家就作家是否正在走向非知识分子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及其价值所在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批评与反思。——编者 作家走向“非知识分子化”？ 张光芒:从文学的角度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从知识分子和作家这两种身份的关系切入文学和文化，这对于我们改变一些陈旧观念、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有着极为必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和作家虽然是两种身份，但是这两种身份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是比较统一的。我觉得是从1990年代以后，作家走向了“非知识分子化”，两种身份开始普遍地分道扬镳。很多作家首先认为作家不一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甚至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视为脱离大众的虚妄之举，或者干脆直接反叛知识分子身份。当下作家非知识分子化的趋向的确是存在的，“知识分子之死”在作家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我们对这个现象不能过多地去宽容，这种宽容从评论和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说是一种失职。过分非知识分子化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对抗意义、对社会发展走向真善美、影响心灵的作用推向了一种反面。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身份，创作理念与知识分子理念，它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我想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各个角度来批判，认真讨论扭转它的途径。 洪治纲:1990年代以后，文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表演性太强。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写作，都迷恋于口号、概念、公众热点、新闻焦点等等，渴望成为传媒关注的符号。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作家的主体意识非常模糊，更谈不上自觉。你要说我们的作家没有反思能力是假的，但很多人不愿意反思，他们总是想着如何自觉地去投靠某种权力意志，但又靠不中，呈现出一种想依附又依附不上的焦灼情绪。 施战军:而且你会发现不少作家自我表述的能力很高。在作品里他的知识分子精神丧失殆尽，但是他在写创作谈或者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比谁都知识分子。 张清华:我的感觉是，他可能在作品中还有一些“抽象的人文精神”，但在现实中却十足世俗。真正的知识分子性的作家，不但是用作品说话，也是用人格来承担的。这几年我渐渐地感到，作家的立场，对社会的态度，对历史的看法，还有说话的方式，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很“成熟”了，练就了一套在公共场所演讲的本领，有一套非常娴熟、非常幽默的、让你们听了都非常高兴哈哈大笑的话语，但通常都不会去触及什么问题。 作家应该就是知识分子？ 王彬彬:不妨把“知识分子”的概念限定得窄一点。在西方国家，一般的写小说的作家并不当然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要有一些条件的，但我们今天只能在一个宏观的意义上谈。其实，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也好，文艺创作型的知识分子也好，这些年普遍状况都很糟。比较起来我觉得最糟的还是这个文学创作群体。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1990年代以来，轮到知识分子发言的时候，总有一些学者出来说话，但这里面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作家的身影了。 洪治纲:作家当然是知识分子。我们讲“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起源于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1898年，为了给德雷福斯翻案，左拉在法国的《震旦报》上发表了万字长文《我控诉——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一封信》。第二天，《震旦报》上又刊出了《我抗议》，在这篇极力支持左拉行动的短文下面。署有法朗士、普鲁斯特等一大批法国“文学士”和“理学士”的签名。从此，左拉的身后开始迅速出现了“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茨威格语)。这些人的支持，不仅给了左拉以巨大的精神安慰，也使后来的人们终于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力量。从此，左拉的“控诉”事件便成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宣言”。它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他们对公正、真理与真相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生命尊严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的伦理观念。所以我觉得，作家肯定是知识分子中的核心群体。 黄发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在幻灭情绪的笼罩下，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或者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谋取实利。说穿了，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然启蒙、崇高、理想的路走不通了，那么干脆堕落吧。王朔的走红正是当时浮躁的社会心态的一种折光。当年在主体性、独立性旗帜下试图冲破权力和金钱的罗网的1980年代的知识精英，在经济的、政治的和人格的种种考验面前，很多像娜拉一样出走的人最终如吕纬甫感慨的那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重新自投罗网地陷入“官”的羁绊和“商”的腐蚀的文化沼泽。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体制规约被置换成了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迅速消磨了知识分子残存的清高与尊严，引诱他们在半遮琵琶的状态中走向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 洪治纲:但最主要的，还是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不够坚定。1990年代以后，不少作家内心里的知识分子代言热情确实减少了不少。但是，我觉得在整个20世纪，甚至包括21世纪，最重要的还不是作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需要不需要继续承担启蒙任务，而是要牢牢地确立自身的主体意识。连自身的主体意识都不明确，你怎么样去充当社会代言人？像1990年代以来，很多作家不是被消费主义吞没了主体意识，而是自愿地让消费文化所吞噬。也就是说，它不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强制剥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是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地拱手交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连自己的主体意识都不明确，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又如何去行使各种启蒙的使命？ 张光芒:总体来说，作家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是从事精神创造和心灵活动的人。知识分子不能是“知道分子”，作家必须有一种为真理或者是为审美而献身的精神。自古以来有影响的作家都是这样的。但是，要求作家是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作家必须是批判当下的社会。我想不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知识分子就是对当代的现实直接讽刺和批判。这种情况可称其为“人文知识分子”。还有另一种情况，作为一个作家，他在创作的时候，他可能也强调审美，也可能并不直接描摹现实。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特点，即他的行文方式，他的人生准则，与社会的潜规则的关系是格格不入的。他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不为体制所容，不是当下流行的那种戴着面具的甚至反人性本真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用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那种人生轨迹，和社会流俗的格格不入体现了他的知识分子性。这一种是不是可以称其为“文人知识分子”。一种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种是文人知识分子，作为作家最好二者之中居其一。如果作家普遍走向“非知识分子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知识分子何为？ 贺仲明:大家质疑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与我们当前这个时代有关。在现在这个社会，作家这个群体的形象特征已经很模糊了。这主要是自有了网络以后，作家这个群体比以前无限制地扩大了。有些人就明确宣称自己只是个写手，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也就否定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但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作家的主体部分还是属于知识分子阵营的，没有必要把这个界线划得这么分明。文学创作就是有很多种，有的它可能与社会的关系直接一些，体现的知识分子精神强一些，有些就可能比较强调文学的独立，与社会的关系、知识分子的特征弱一些。但他们身上还是拥有部分的知识分子特征。像近年来引起争议的“晚生代”部分作家，虽然他们关注现实较少。当然你可以说缺乏批判性是他的一种缺陷，但是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也不能太过于狭窄化。像一些作家的创作以唯美为追求目标，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姿态，因为他的精神是独立的，有自己的精神支撑，是不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对知识分子有无数种定位，我觉得我们的定义不要太狭窄。就是说知识分子他也不可能绝对百分之百的行为和鲁迅都是一样的。 洪治纲: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科学。萨义德认为，现代知识分子至少具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一是独立，也就是要拥有绝对独立自主的精神空间；二是自由，就是要拥有内心的自由和言说的自由；三是批判，对一切不合理的价值体系和社会体制，进行不留余地的批判，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维护人类的良知；四是对真理负责，对权力讲真话，向公众道实情，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出发，反抗一切为利益集团而去遮蔽真相的丑陋行为；五是创造，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创造能力，一种源于专业的原创能力和创造激情。我觉得，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作家是不是知识分子，可能会刀刀见血。 张新颖:我还是愿意把作家、文学以及文学研究和这个知识分子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再谈到文学或者作家或者我们这些研究文学的人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会是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关系？刚才你们提到批判这样一个功能，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更宽泛的、不是那么直接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样一个词。怎么说呢？文学它所以存在，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和别的东西不一样的道理？杜牧有一句诗:“浮世除诗尽强名。”这个世界上除了诗之外都是些强名，名，就是道理啊。其实这个名在现在它有很多变形，比如说各种名目的奖，比如各种各样的思潮、概念，比如说全球化。文学直接对抗这些东西也很好，但如果不能直接对抗这些东西，在一个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扭曲的世界上可以表达一点有差异性的情感，如果文学表达出它对这个世界的有差异的看法，有差异的精神立场，有差异的文化价值，有差异的取向，那我觉得它就跟时代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关系。必须构成有意义的关系文学才有存在的必要，而如果有这种关系，那一定是知识分子价值的体现。其实光芒讲的分两种知识分子，有一种我觉得就用差异这个词来说。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用各种各样的强名来抹消这个差异，使大家越来越不差异的这么一个世界。但是文学正好追求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说你把你的差异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低调也很朴实的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文学，不管什么样的作家，不管什么样的批评家或者文学研究者，他其实是应该朝着追求这样一个精神文化价值的理想、立场和表达方式来努力，如果是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 (选自《钟山》今年第3期《关于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讨论》第一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文学报》2009-06-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