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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网，偶然读到山西作家韩石山写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我是“抽样”阅读。不看头也不看尾，看到该书中间有个小标题《鲁迅的文风》，很对自己的胃口，便点击进去。几小段文字看下来，吃惊不小。这本书早就听说过，书名起得很传统，也很愤青，早就想拜读一下，看看作者有什么真知灼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读完韩石山先生的文字，大失所望。你可以“雷声大，雨点小”，问题是，韩石山先生连毛毛雨也没有给读者下。 说实话，批评鲁迅的文章读过不少，每次读到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鲁迅先生的文字，我只是会心一笑。毛泽东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伟人都有人骂，何况一介文人鲁迅？运用统计学批评鲁迅的文字，韩石山先生大约是首创。统计学本是用来“和谐社会”的，韩石山先生却拿来做文学批评的道具，以此来“统计”鲁迅和胡适两位大师的“文风”和“社会理念”的高下，的确是别出心裁，别开生面。 一 让我们看一看韩石山先生的操作程序。首先，韩先生认为:“要探究鲁迅的社会理念，最好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验证。比如，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算出鲁迅著作中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的术语最多。如果他使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的词语多，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人，是一个有现代社会意识的人。如果他用的还是中国士大夫千百年来惯用的心性、高尚、卑劣等传统词语，我们就应当认定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先进的社会理念。” 接着，韩石山先生说:“要对鲁迅的全部著作做一次这样的检索，不是不可能，只是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不是我在这样一本著作中能完成的。那就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做一次这样的检索并得出我们的评价。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既然全部词语的检索有这样的功效，那么随机性的抽查，只要够了一定的量，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以下是韩石山先生的具体操作—— “我们的办法是，先设定一个选择的程序，从《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中筛选出若干条语录，再找出那些与社会理念有关的词语，看什么样的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可以大体看出鲁迅的社会理念了。 全书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及选取语录的条数如下: 一、论中国社会九十七条二、论中国社会的改造七十一条 三、论中国的国民性六十六条 四、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四十五条 五、人生与生活八十二条六、青年、未来、希望六十四条 筛选的程序是，从每一部分中选取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所以选第一条是因为作为这一部分的第一条，编者应当是很慎重的。所以选取中间一条，是因为它的随意性最大，不会是有意的安排。中间一条的选法是，末尾是偶数的，除以二所得的数字即为应选的条目；是奇数的，加一再除以二即为应选的条目。当然不一定选中间的一条，也可以随意定一个数字，比如第三十五条，只要每一部分都选第三十五条就行了。 再看这十二条语录中，有哪些体现社会理念的词语，和它们出现的次数。电脑选词的结果是:中国——九次，中国人——三次，运命——三次，青年——三次，我自己——三次，国民性、文明、仇恨、凶险、谣言、猛士各一次。”至此，大功告成。于是韩石山先生得出下面这一大堆结论: “据此可以说，鲁迅是关心中国和中国人的，是常说运命的，是关心青年的，也是经常考虑自己的。国民性、文明，这类理性化词语，他是用的；仇恨、凶险、谣言、猛士，这类情绪化的词语用的更多。……这样的社会理念，只能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正义感，对社会进步的最起码的认知。他的理念，没有超出一个旧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认知，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来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那一套，没有新的社会认知，也没有新的改造手段。 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他是学下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且深信不疑，以为只有这一套才是改革中国社会的惟一利器；只有这一套，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眼下腐败落后的状况，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建起一个现代的国家。 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胡适和鲁迅，无论在文风上，还是在社会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在文风上不是白话程度的不同，在社会理念上不是彻底程度的不同，总括起来说，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守的不同，说到底则是今与古的不同。也就是说，鲁迅的文风，仍未脱中国古文的樊篱，他的社会认知仍未脱中国古代士人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类的命题。没有新的人生追求，也没有新的社会理想。后期思想的变化这里就不说了。胡适则不同，他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事中。” 二 这就是韩石山先生《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的“统计学”。摆事实没有？摆了；讲道理没有？没有。 媒体常说:“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到了韩石山先生那儿，数字还能鉴定“文学大师”的优劣。在我看来，用统计学来“统计”文章的思想内容，是靠不住的。一篇文章，哪个词汇使用频率高，哪个词儿就是文章的“主旋律”，有这样解读文章的吗？一篇文章，某些特定词汇，有可能包含部分中心思想，但并不能完全代表文章的中心思想。因为，如果韩石山先生的办法成立，用统计学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最有“文风”和“社会理念”的作家，就是那些开口“自由”，闭口“民主”，动不动就把“普世价值”、“人文关怀”挂在嘴上的作家。这样一来，按照韩石山先生的标准，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不是司马迁，不是曹雪芹，也不是鲁迅，而是那些靠“自由”和“民主”吃饭的“空谈家”。他们天天谈自由，讲民主，他们讲稿中这些词儿的使用频率，肯定要比胡适的文章高得多。 究其实，文风是作者的行文风格，是一种文章气质，读者完全可以感同身受，而不是靠统计某种词汇就可以“统计”出来的。如果要拼新潮的词儿，现代人不知要比胡适那一代人“先进”多少倍！你能说现代人个个是“大师”吗？ 一句话，用统计学来对付学问家，也许有用，但对真正的文学家，并不管用。因为文学是精神产品，不能通过词汇的量化和细化判断作品的优劣。以此衡量鲁迅和胡适的文风及社会理念的高下之别，是文学批评的天方夜谭。 原载：《文学报》2009-06-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