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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进入了当代真是多事之秋，当代文学实在是一个多义的话题。你说文学边缘化了，却有许多人拿文学说事；你说文学萧条，每年却有1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问世，难以计数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随笔、小品文等更不在话下(还不说每年12000多集、300多部的电视、电影生产)。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特别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时期相比，不能说文学的生产不繁荣，也不能说文学所带来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不丰厚。只不过，“繁荣”的文学可能不再神圣，人们对“繁荣”的文学不再崇敬。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反差和悖论？除了文学的生产扩大之后文学不再成为“文革”期间的稀缺资源之外，可能的解释只能是文学失却了应有的高度和深度，文学已经沦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普通消费品，不再让人惊奇和感动。 一、文学的深度和高度是怎样确立的 一般而言，文学的深度和高度是由作家的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和作品内涵的丰富性、阐释的多义性、审美的永久性(不间断性)而造就的。这一判断包含的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相关义项中，前者毫无疑问决定着后者，后者反映着前者。实际上，作家的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是一个超级标准，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完全达到，甚至部分达到；相应地，无论哪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成为具有内涵丰富性、阐释多义性、审美永久性的经典。但是，从升华文学史和构建文学盛典的宏观高度要求，需要文学家达到这样的境界。而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都是作家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的三维空间中智慧和灵性的凝结。无论是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的诗作、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承恩的《西游记》、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泰戈尔的《草叶集》等，无不是这一判断的典型标本。 作家的思维高度、胸襟宽度、视野广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我们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和思想史的深度考量，这与作家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有关，当然也与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关。所谓的历史视野和哲学视野，就是考察问题的眼光、角度和方法，实际上强调的是用历史学家的冷静和客观历史地、纵深地考察现实和当下人们的生活，用哲学家的睿智和敏捷入木三分地透视现实的矛盾和问题，揭示生活的哲理。这一要求也许过于苛刻，但文学是人学，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高度地、集中地观照，而人是复杂的，人类生活是纷繁的，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人类生活的展现，既是线性的历史性的轨迹，又是横断的共时性的展图，因此，文学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形象性表达应该是一个具有高超技术性、策略性和艺术性的技能。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人类的生活既有委琐、罪恶，又有可以成为史诗的壮举，既有悲凉和凄苦，又有值得仰天长笑的欢歌，当然还有个性的特殊和共性的雷同，文学如果简单地、粗糙地、原封不动地把生活的片段和某些内容照搬给人们，那无异于蹩脚的人们生活经历的讲述者和代言人。文学既不是实录生活，也不是转达生活，文学是生动地表达人类生活的一门艺术，毫无疑问，文学不仅具有娱乐性，更具有认识价值，人们可以通过文学看到人类生活的是是非非、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达到对人类前进步伐的鞭策和激励。饱含着重要认识价值内涵的文学肯定需要作家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类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甚至是片面的，则完全取决于作家考察问题的眼光、角度、方法和对历史与现实的穿透力，说到底就是作家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能力。 作家的认识能力是需要高度的，即历史学家的冷静和客观、哲学家的睿智和敏捷，这是伟大作家的必备品质。历史学家、哲学家观察和思考问题既注重一时一事，又不被一时一事所遮蔽，他们以冷静、客观、深邃的态度和眼光看到的是全面的、发展的、本质性的东西，是浮现于历史长河之中的规律，是潜藏于现实纷繁复杂物象背后的哲理，不以人的某些丑恶而泯灭善良，不以历史中的曲折而丧失信心，以微观的思维关注生活，以宏观的眼光善待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视野和哲学的视野。当然，我们提出作家要有历史学家的冷静和客观、哲学家的睿智和敏捷，绝不是忽视作家情感的丰富性和细腻性，因为情感是文学表达的关键性要素，失去了丰富情感的注入，文学可能会趋同于历史或哲学作品。我们想强调的是，作家在丰富情感中注入冷静和客观，在观察生活时增加些睿智和敏捷，让感性和理性达到高度的统一。 二、寻找当下文学的历史视野 不能不承认，当下文学处在一个超量生产的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批量生产，如长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随笔、小品文等；一方面是泛文学或类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如电视剧、动漫、网络文学、广告词等现代意义的审美消遣产品。尽管各类文类品种的发行量和销售额可能有巨大的差别，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各自的生产动力，譬如即使纯文学的杂志发行量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消费在多年锐减的底线上一直没有多少起色，但文学的创作量和作家的绝对数量却有增无减。可以做出判断的是，在一个超量生产、类似于经济危机的“文学危机”时代，却没有出现足以让人们认可和信赖的“高精端”的文学作品，这可能一直是当下文学的不弃之痛。 当然，当下的文学之痛主要应该来源于文学自身。因为无论现实因素如何牵制、感染文学，如若文学自身身强力壮、有足够的自持力，文学就不会被撼倒，仍然可以表现出不凡的作为。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视界和作为，我们完全可以为当下的文学之痛找到病因。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在历史的拨乱反正中新时期文学启动了崭新的步履。应该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包括寻根文学等基本站到了当时的历史视点上，因为这些文学总体上发端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叩问，作家已经脱离了历史发生的现实情境，完全可以比较超脱地、清醒地站在时代高处俯瞰历史，因而能够相对自由、充裕地选择视角。对于作家而言，无论是表达一代人、一个民族的痛苦经历还是一个人的梦魇般的过程，都可能不再仅仅囿于一时的个人感受，而是与社会历史的总体脉络相连接。寻根文学的历史视点更明晰一些，因为它的立足点在于对历史纵深处的勘察。 但到了拿改革说事的改革文学已经很难站在应有的历史视点。因为改革大潮的蓬勃涌动的确催人兴奋，但改革为现实提供的话语标准并不是成体系的、统一的，作家是站在潮头还是站在潮尾方是最佳位置、最佳视角，作家和文学的判断能否准确把握改革大潮的内在动力和运动方向，其中存在着很大问题。事实上，改革文学很多情况下只能是就事论事地对改革的热闹场景和过程进行描述和烘托，就社会现实效应上起到了文学策应社会改革的作用。 1990年代，中国社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机制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作用。同时，中国的发展以及进一步融入世界，使中国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日益丰富，消费和满足消费成为现代生活最显著的特征，物欲让世界膨胀。在生活就是一种感觉，幸福就是一种感觉，甚至健康就是一种感觉的口号倡导下，我们便全面进入感觉主义时代。似乎就是在这个感觉主义的意念下，我们正在全面构建一个可感的世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世界进入读图时代，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现代化似乎就是各类图像的拼排。日常生活审美化则使声像构造成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需求。而市场化则使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将被纳入市场的规则之中，并且都存在着升值的机会。无疑，文学没理由也不可能逃脱市场的游戏规则。生活被消费、金钱、物流、声色、图像缠绕，人们的思想已经难以进入理性，历史感、深度、广度等逐渐从我们的思维中流失，作为人类精神现实的文学准确无误地体现了当下的社会现实。新写实小说使文学走进鸡毛蒜皮时代，而先锋文学则主要让文学进行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在认知和历史性思考上并不追求突破。新历史小说更是无历史可言，完全是对历史的解构，而调侃文学(痞子文学)不但不再讲究历史规则，即使现实规则也完全颠覆，在这些作家锁定的视阈，大有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精神。文学真正被现实的凌乱给肢解活剥了，作家开始对历史失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下的“丰富图景”让作家流连忘返，回归历史成了空话，不少文学作品成了现实乱象的图片展览或冗繁话语的连接，稍作浏览倒也生些刺激，细作品味则可能出现思维空白。且不说那些小报作家、流行作家、通俗作家们批发给市场的消费作品，即使像贾平凹这样被认为有文化积淀、有历史深度和厚度的严肃作家，也令人匪夷所思地构筑了一个足以让我们拍案的《废都》，从而彻底展示了严肃文学轻易不露的视野。 《废都》给历史和文学带来了什么？庄之蝶作为一个特定身份、特定符码的作家，似乎在消费社会完全丧失了精神的维度，他的生活已经不是文学活动，不是在精神运动中消耗脑力，而是沉湎于几个女色之间开展物理运动，消耗性和体力。有意思的是，庄之蝶俨然成了消费社会(现实社会)的产物，已经不会严肃思考和严肃对待历史，所以面对自己以法定婚姻制度形成的夫人却提不起精神，而对于非婚女人则“性”致勃勃，就像现代人在家里、在单位索然无趣，到了餐馆和商场则兴趣盎然。作家完全被现实“废”了。庄之蝶既迈不上历史的视点，又难以深入地洞察现实，在性消费中游弋成为不可舍弃的选择。 还有颇负声名的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手机》和池莉的《烦恼人生》、《来来往往》等。刘震云、池莉是当代作家中比较有才气的作家，应该说，他们对现实都有相当敏锐的感知。但是，他们的感知似乎都是同一个时空都市喧闹场景的同一个感知，既没有历时性的起伏，也没有共时性的不同场景、不同生活状态的特殊性。《一地鸡毛》中现代都市小职员的处境和冗繁生活与《烦恼人生》中都市世俗的婚姻、家庭生活都是一个“烦”字，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来来往往》中现代市场财运亨通的老板康伟业与现代女性林珠、时雨蒙的感情游戏和肉体摩擦，与《手机》中现代都市文化人的貌似体面正经实则男盗女猖的生活从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两样，感性浮现于作品的语言和文本中，理性和深度则是难以窥视的元素。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作家居于相同或相似的场景之中，站在同一个视界点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就可能是相同或相似的，甚或是浅层的、单向的。设若作家变换一下生活场域，或者勇敢地变换一下焦距和视点，把现实图景拉远一些或者换一个侧面观察，放在既往与将来不断流动的历史时空中，也许会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更深的理解。 三、呼唤文学的哲学思考 文学虽然不是哲学作品，不是思想史，但是文学也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见之于思维活动的产物。因此，文学中所蕴涵的思想和精神一直是文学的灵魂。“好作品的‘根’是哲学性理解而不是观念。”“哲学性理解之所以不是一个简单观念，是因为任何观念都可以抽离出这个艺术形式，换一种艺术形式和内容去表达，而哲学性理解之所以是‘根’，是因为换一种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就已经不是原来的‘根’。”①所谓的哲学理解，实际上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哲学思考的结果。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和现实生活内容毫无疑问是作家的创作资源，当然也是文学作品的构成元素。但作家必须善于感悟和发现其中的理性脉络、原发意义和后承价值，并匠心独运地用自己的形象思维和文学语境把它们贯穿起来，成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逻辑，让世人从中受到启示、教益和顿悟。我们习惯于把伟大的作家称作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伟大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叙事文学，还是抒情文学，既不可能是简单地构筑一些情节，讲述一些故事，也不可能是空洞地抒发一些闲情，都可能与人类的命运、人类发展的历史和人类拼搏奋斗的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弗利德利希·希勒格尔认为，“在记忆所构成的背景中，较为崇高的形象十分突出，遮蔽了许多无意义的和丑陋的东西。然而一位真正的诗人却有能力去征服具有这类性质的种种困难；他的职责就是使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件发出光辉，赋予它们以一个较高的价值、一个较深的涵义。”“真正的诗人体现他自己的年代，也在刻划以往的年代时多少体现自己。”②否则，文学就难以承载起文学的声名。 巴尔扎克指出：“作家的法则，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说)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③检视当下中国文学，其行为系统的偏向不可避免导致思想和精神的失重。自1990年代以来，文学透视社会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淡漠，与时代同行的勇气不断萎缩，不愿意对社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并寻求超越，逃避时代主旋律和舍弃重大主题成为文学家的共同选择。于是，文学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创造力，文学的思想愈来愈空洞和贫乏，文学精神进一步孱弱和萎靡，文学的思维体系和表达体系不但表现不出社会哲学的鲜明品格，而且越来越难以体现出生活哲学、人生哲学的必备品质。如果说1990年代初的文学已经显露出疏远社会历史的倾向，那么王朔的“痞子文学”的出场彻底颠覆了文学的思维逻辑和表达体系，文学游离中心，文学自贬自戕，不但不再崇高，而且流俗并落入风尘，甚至成为泼妇大开骂诫，“我是流氓我怕谁”，文学靠撒泼制造轰动、吸引读者，恰恰说明文学实在是缺乏思想，缺乏灵魂。自此以后，文学似乎已经正经不起来了，首先是作家已经不再把文学作为神圣的事业，文学再也不能承受自律、崇高和审美等使命的如此之重。由于思想也烦，生活也烦，现实中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文学表达，文学仅仅撷取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逗你玩儿。其次，大众对文学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期待、失望中疏远文学。面对文学的窘境，文学自身并没有真正地振作起来，没有着力构筑自己的精神之塔和价值体系，反而在自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让人们看文学一眼，文学撕下了最后的遮羞布，所谓的美女作家(包括美男作家)玩起了下半身写作和身体写作，虽然一时轰动，但并不能给当下文学积累什么有价值的资源，只能成为人们一时的笑谈和鄙视文学的依据。至此，文学彻底堕落，精神彻底溃塌。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界似有精神上的觉醒，但文学的作为并没有彻底的改观。以2005年的文学为例，这一年文学创作应该说成绩不凡，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范小青的《女同志》、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遍地枭雄》等集体亮相，作家们试图回归到历史和现实之中，并以自己的审视力、想象力挖掘时代的精神价值。但“由于精神的幅宽有限，某种观照现世的复合性眼光，以及与悖谬世界相抗衡的复调思维尚未形成。尽管作家们受过先锋写作的技巧训练，但是精神格局的局促迫使其在与‘真实’相遇时，要么服从既有的社会结论，要么服从自己无力的异想天开，那种由自由意识所驱遣的游戏精神总是难以萌生。”④文学的豁达与优裕没有显现，而那种超拔境界圣贤气象更是远没有到来。作家熊召政有感于当下文学的现状指出：“相比于时代，我们的文学显得有些滞后。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格调高雅品质浑厚的作品，但相比于狂飙突进多姿多彩的时代，文学的声音尚未达到黄钟大吕的效果。就我的阅读经验，衡量盛世文学的标准，应该感情充沛却绝无矫揉造作；虽有儿女情长却更具英雄气概。大凡一个气势雄健的时代，文学的园林里绝不可能是一片窃窃私语。脂粉气、浅笑与哀愁，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精神气象是衡量盛世的重要标准，文学恰恰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的具体体现。文学不可能像政治与经济那样直接作用于社会，培植国力，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却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功能。”⑤因此，“文学在今天，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话题：文学，更应该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现实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动势，更应该开掘社会诸多方面的主流倾向、价值意识，也更应该多层次、多侧面、多样性地揭示社会与人性的这一庞大的‘桶状物’，在社会文化内里不断勘探、在人性深处持续爆破，将真善美、假恶丑历史地和审美地熔铸成形态更具前倾张力、更具清新跃动的文学。文学，应是具有自律性的审美范式，应对社会文化乃至社会总体的发展释放自己的驱动力量，从而成为社会历史的美的表述和人性流变的美的揭示。”⑥只有这样，文学才能真正具有厚度和分量，才能有伟岸的身躯和闪亮的形象，才能实现中国文学的真正崛起。 注释： ①吴炫：《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②③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26页、第169页。 ④李静：《2005年文学的面孔》，《新京报》2006年1月13日。 ⑤《华夏呼唤盛世史诗——三作家谈文学的时代抉择》，《人民日报》2007年8月24日。 ⑥方伟：《论文学的根基与走向》，《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4日。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