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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告诉我，《中华读书报》刊登批评我甄读《论语》的文章，我从网上搜索来看了。是邱鸣皋教授的《焉能如此解“女子”》，批评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女子”解读为“汝子”和“女、子”。“汝子”之解我本不同意，不是说这样解读绝对不可能，但“汝子”指的是谁，没有任何文本根据，所以在训诂的学理上不能成立。也有持“汝子”说的来与我的“女、子”说商榷，我都没有回应，因为我觉得在训诂上我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们的训诂方法显然比我更不专业，徒费口舌。所以，我这里只回应对“女、子”说的批评。 邱先生似乎对训诂很专业，我很同意他这观点：“经典的某些旧注不是不可以“颠覆”的，但必须‘颠’得信而有征，否则，只靠凭空猜度，信口雌黄，旧注‘颠覆’不了，反而‘颠覆’了自己。”但我想顺着他的观点延伸一下：对经典的某些旧注的“颠覆”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必须是在看过书以后“批”，否则，只凭消息和文摘中白话译文就大批特批，“颠覆”旧注的“新解”“批”不了，反而“批”了自己。他要的证据，《孔子原来这么说》提供了好多，可以说是不厌其烦了，这里不再赘言。欢迎他看了我的“征”以后再来批评。如果书店里买不到，我将全书都贴到沈善增博客上了，也免得他买来书看了觉得上当花了冤枉钱。这里，我只对他文中对“女子”的考证作一些辨析。 他说：“如果在《论语》时代‘女子’确有‘女、子’‘女+子’训释的话，那么，求诸当时的语言环境，应当不乏同样的例证，而不应该为《论语》所独有。可是，求诸“十三经”，对‘女、子’‘女+子’这种分解法，则绝无其例，也就是说，在《论语》前后诸经典中的‘女子’，统统都作‘女人’解，没有作‘君主的妻妾’与‘君主的儿子’或‘你（你们）’+‘学生或弟子’之类解释的。”接着，他举了《诗经》4例，《周易》1例，《春秋左传》4例，《穀梁传》1例，《仪礼》1例，《礼记》2例，又有“女子十年不出”句，《周礼》1例。《尔雅·释训》2例，《孟子》2例，看上去下了一番查考功夫，有充分的证据，其实结论是错的。用科学术语来说，实验设计上有问题。就算《十三经》中除《论语》此一处外，其余“女子”都是指“女人”的双音节词，也不能证明此处“女子”就一定不能是“女、子”，你只有证明了先秦典籍中凡指“女人”都称“女子”，凡称“女”的不是指“女儿”，就是指“汝”，此说才可能在逻辑上成立。而严格地说还只是佐证，确切含义还要从上下文的语境中去看。何况先秦古文是以单音节词为主，这是古汉语常识，就以《左传》为例，据粗略统计，指“女人”的“女”，排除“男女”这样的固定词组，也有三十余处；指“儿子”的“子”更多，排除“子孙”这样的词组，也有九十余处。这么多指“女人”的“女”与指“儿子”的“子”，一定不会在某个句子中紧挨在一起，此说在逻辑上能成立吗？ 以上是用的佛教中所说的“遮法”，以下用“表法”来进一步从训诂上加固我的观点，但我要说明，此也仅是佐证，在《孔子原来这么说》里因举证已太多，所以没举。 首先，和《论语》同时期的《左传》，其中四个“女子”，都是指的地位高贵的贵族妇女。一是哀姜，鲁国公室之女；二是当时齐国的辟司徒（主垒壁司徒）之妻，因为齐侯认为她问话“有礼”，封她丈夫为石窌大夫。三是宋元公之母，但当时还是侍妾。四是楚平王之女，楚昭王之妹季芈。顺便说一句，传文引全应为：“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邱先生只把季芈的话引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解释为“是说女人不当与男人靠得太亲近”，完全是“凭空猜度，信口雌黄”，读过《左传》的就知道，这是指此前一年（鲁定公四年）季芈跟楚昭王逃难时，夜宿遇盗袭，身边没有强壮的卫士，是钟建背她逃走。从此四例，可知都是因为不好称呼，所以才称“女子”，“女子”不是可以随便用来指称一般女人的。到以后的《仪礼》《礼记》《孟子》等，“女子”外延扩大，成为对妇女的尊称。到“今天”口语中的“女子”，连尊称的意思也没有了。 其次，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句：“子、女、玉、帛，则君有之”。这里的“女”，不是指“女儿”，而是指“女人”（妻妾）。为什么在此句中说“子”、“女”而不说“女”、“子”？因为从“君”拥有的角度说，“子”的地位高于“女”。为什么《论语》此句中说“女”、“子”而不说“子”、“女”？因为当时的君主妻妾（妻往往也是续弦）干政，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生的儿子（子）做继承人，与君主的宠臣（小人）勾结起来，这是当时政治动乱的主要原因，而谋事时，往往“子”还年幼，是被动的，主谋是“女”，这一点，不用熟读《春秋》，就是读过《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小说，也可以知道。所以，这里说“女”“子”，倒不是把责任都推到“女”的头上。 《左传》中还有2例说到“妻、子”的： 《文公十三年》：“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 《成公十七年》：“郄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 这“妻子”是不能理解为今天的“老婆”意思的。如果《论语》此句用“唯妻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邱先生就不至于径认“妻子”为“老婆”，此句注解也不会错两千多年了。孔子为什么不说“妻子”而说“女子”呢？因为孔子认为正妻是“亲之主”，是主张“敬妻”的（详见《孔子原来这么说·亲者严，一大难》章），所以，是不能说“妻、子”难养的。况且，结发之妻生的儿子，理所当然是继承人，不会去和小人勾结谋位。古人说话是很严谨的，但很严谨的遣字造句，碰到后人的望文生义想当然，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约定俗成的力量很大，我在网上看到批评意见，“女子”不是还活在今人的口语里吗？怎么会是“女”“子”呢？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我只能付之一笑。 我的写作任务很重，对邱先生的批评意见本来也应付之一笑，一则因为《中华读书报》在读书人中颇有影响，二则因为邱先生的结束语写得好：“国学热，要的是实热，怕的是虚热、邪热，而后者多了，足以断送‘国学’！”此正道出了我的忧虑。但国学的防“虚热”“邪热”，这不仅是著书立说，提出新解的人要注意，提出批评的人也要注意。而现在的批评者，只看文摘，不看书，就提出尖锐的批评，不但批评作者，还批评出版社，好像一点也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对。前不久就有一个自己也出过学术著作的某地党校教授，也是仅根据文摘的白话译文大批特批，还以“对著作慎之又慎”的国学大师黄侃先生为例，批评出版社是“炒作”，说作者“要进拔舌地狱的”。《孔子原来这么说》的责任编辑黄亨先生在他的博客上作了回应。其中说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确定选题方面，有严格的审核制度。特别对《善增读经系列》这样的也许是国内第一套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学术系列丛书，尤其慎重。每本书都经过严格的三审，《孔子原来这么说》的决审是我社原总编辑、著名秦汉史专家郭志坤先生，他对书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不是拒绝批评，但批评不是儿戏，至少先看了原书以后再批评也不迟。”看了他这话，为了支持我的出版社，也要说几句。但我打算下不为例，以后对没有什么价值的批评意见就不回应了，人生苦短，时间实在耗不起。打个招呼，免得我今后一不小心出名了，说我“默认”或“拒绝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