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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文学来说，今年可谓是十分重要的年份。粗略算下来，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走过十余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构成一部有独到价值和启示意义的文学发展史。虽然鲁迅讥讽过中国人有“十景病”，凡事总喜欢讲究“八”呀“十”呀，但网络文学走过的这个十年，确有它值得记取之处。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此回顾一下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进程是必要的。随着互联网的民用商用普及与技术门槛的下降，在BBS上的书写，或者是把传统写作直接搬到BBS上，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事。这种源生于对文学的巨大热情的生命能量，曾经因其不能成功发泄而长时期被压抑在青年的苦闷里，也压抑在中国社会转型后“新写实文学”的穷途末路与勉力支撑之中。这在极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的发轫与勃兴——“榕树下”，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光辉灿烂的温暖名字，早期网络文学“四人帮”之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和邢育森，都与“榕树下”结下种种缘分。这个网络文学的草创期，颇有一点相似于新时期文学的“80年代”，其间翻腾着种种高昂的文学热情与书写欲望，涌动着种种先锋的、后先锋的、小资的、反讽的思想锋芒。而另一个层面上，它们还预示着如期而至的大众文化浪潮的高调降临。就将其视作一种文化转轨与文化解放的开路先锋而言，当时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上述这些事情的真实含义。一方面，传统的文学在自诩为“经典写作”的固步自封中，要么对网络文学完全漠视，要么是惊恐万状痛心疾首；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则对网络文学束手无策继而束之高阁，任由它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网络文学由草创期向成长期迅猛过渡时，传统文学界仍然沉迷在蒙蔽与迟钝里，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划定在经典的精神创造圈内，抱着与网络文学“井水不犯河水”的姿态优哉游哉，尽管内心也充满了惶惑与不解。但是商人们远比文学中人敏感得多。在此，我愿意重复一下早在十多年前讨论“人文精神”和“90年代文学”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商人们正在创造历史。这个意思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文学史描述都习惯于在“精神领域”凌虚高蹈，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美学的、艺术形式的各种框架和角度上极尽能事，却经常忘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前提，从而坐失理解历史的良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相当尖锐而精辟地强调了巴尔扎克及其作品“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这个面向。相比之下，网络文学与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文化性质的深刻关系，被文学界轻轻打发掉了。商人、媒体、出版业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下，一跃而成为表达“现实关系”的代理人，网络文学正是由于得到它的受众与市场的青睐支持，正是在这种看不见的“现实关系”中左冲右突，才得以顽强生存下来。 事实上，文学界起初对于网络文学那种隔膜冷淡和将信将疑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传统的文学史教育和其它途径的文学理解当中，文学作为人类一项了不起的精神事业，不仅是思想高度、生活厚度与历史深度的结晶体，而且还有着相对高端的艺术门槛。而网络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在对上述律条的挑战和无视中前行的。面对文学和文学性的质疑与压迫，网络文学曾经在极端逆反的心态下，喊出“别拿‘文学’这顶大帽子压人”的口号予以强烈抗议。而随着草创期的安妮宝贝等这类尚对传统文学葆有某种尊敬与记忆的作者的陆续淡出，进入成长期的网络文学主体身份和写作信条也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变化，人们几乎难以在这些写作者身上寻找到过往历史及至19世纪文学传统的蛛丝马迹。在文学认知和“经典”概念方面，同样也与传统文学史教育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文学尺度相去何止以道里计。这样一种尴尬的分裂的社会精神状况，持续了很多年。 网络文学的一路飙升，带来了这个社会必须认真面对的后果。首先，它们改变了传统文学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传统的文学报刊杂志尽管漠视它们的存在，但这并不等于它们真的不存在。相反，精明的出版商一直都在通过运作、发行它们而获利，它们也自然而然地在这个真实的“现实关系”中发挥作用与影响。当《中华文学选刊》作为平面媒体在国内首次转发了慕容雪村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时，当宁肯的《蒙面之城》因在网络上风靡火爆而被作家出版社出版时，传统文学界终于默认了这一局面的改变。其次，网络文学天然地与“青春写作”难分彼此，而青春总是意味着激动、冲突、想像力和狂放不羁。网络文学的精神资源十分庞杂，不易简单厘定，但至少可以确认王朔与王小波这两位精神导师。当王朔逐渐隐退了身影，王小波英年早逝之后，他们的反讽和批判精神，在不知不觉中被网络文学所继承。在某些时候，网络文学甚至扮演了思想反叛与文化革命的角色。网络文学与网络语言那种鲜活的先锋性和革命性，夹杂着偏激、颓废、恶搞和无厘头泥沙俱下，既挑战着传统的文学观念，也挑战着社会道德习俗，对整整一代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网络文学写作者主体隐身于网络世界的离散状态，也给一般的文学组织机构带来了管理上的难题。 应该承认，上述说法还都是着眼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所依据的，大致上仍然是一个传统二元性框架，诸如体制/自由、保守/革命、纸媒/网络、经典/大众、文学/消费等等。但是事情总有出人意表之处。当人们发现，网络文学在今天终于能够仅仅凭借点击流量在线收费阅读，而非靠纸媒出版的稿费生存下来，甚至还可以生存得相当不错——据说其收入令除了一线实力作家之外的很多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时候；当这样一种潜伏在“现实关系”中的真实力量，在其先锋性与革命性被透支挥霍、消耗殆尽的时候；当它们毫无障碍地穿越于前朝后代尽情驰骋，却被巨大的商业资本同样毫不费力地收拢规训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问一问，我们所面对的网络文学问题还是原来的那个问题吗？就我个人的理解，问题已经溢出了原有的讨论框架，我们需要重新面对一个貌似新颖问题，再次出发了。 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巴尔扎克眼睁睁看着他心爱的贵族葬身于迅猛崛起的“粗俗”的资产阶级而无能为力。他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人间喜剧》，是一种悼挽，同时也是嘲弄。想像中的差异性似乎终究抵挡不住现实关系的同一性，而人类，却总是要为这种想像中的差异性与空洞的生活搏斗终生。在这方面，人类到底是喜剧人物还是悲剧英雄？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回答。 现在总算可以回到文章标题来解题了。今天还有什么不是网络文学？答案有很多种。我希望在巴尔扎克的嘲弄与自嘲中接近问题的答案：如果能够有一种尽力保持其差异性、同时“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网络文学，我愿意承认并且尊重它，哪怕它仅仅存身在想像中。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也请我们尽力保持风度，然后去听一听巴尔扎克的嘲弄吧。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