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如果有一为「诤友」，的确是一件好事，彼此切磋，相互针砭，在学术寂寞的步伐中，会增加很多趣味。不过，如果遇到的只会口出恶言，而又强词夺理的诡辩，那就是浪费心力，作用消极。但是，无奈社会上这种负面的情形出现的机率，比正面研讨的却多很多，为了端正视听，又不得完全无视与缄默，否则，「欺愚惑众」的言论过多，会形成「众口铄金」的错误印象。
在我前一篇〈抄稿《浮生六记．海国记》真伪辨析─对郑海麟、胡新两文的响应〉文章发表之后，胡新君又作了反辩；我本来不想再作「无聊」的评骘，然而想想，我前文有些论述经再考虑，似乎可以在调整与补充，希望能给读者一个更完整的陈论，作为参考；所以，不殚烦扰，资陈述如次：
甲、「守礼坊上的匾额只书『守礼』二字」的问题
琉球这个牌坊名叫「守礼坊」，坊上题写的是「守礼之邦」四个字，这是事实。胡君前文所举的齐鲲《东瀛百咏》〈册封礼成书事赠中山王五言八十韵〉中有「前有守礼坊，忠悃昭若揭」的句子，也只有「守礼」两个字；费锡章也有〈琉球纪事一百韵〉说：「归仁藩份壮，守礼燕诒庆。」「守礼」下注曰：「王城名。」也是只写「守礼」二字。这种文学之笔，误记或省略，当然也是美中不足，但也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乙、「册封使启行奉节诏登舟日期」的问题
我前文举了李鼎元《使琉球记》里的记录来说明。胡君还不翻查李氏的记载，还硬说「册封使团是在闰五月初三日从南台一同登舟」。
有见识的人都应该想得到，册封使团的「柁工、兵役」，以及各司职的随从等人员，当然是要在出发前，先到船上打点好出发的准备，而册封正使、副使要到出发当天才「奉节、诏」莅临登舟的。不信的话，就再来看看李鼎元的《使琉球记》记载吧。李鼎元《使琉球记》卷二页24里，闰四月二十九日说：「随令跟役先将行李上船。」到了卷三页1才记载他们是在五月朔日壬午「命仆幞被登舟，午刻，具龙彩亭奉 诏敕节币，安放中仓」的，这跟抄稿所说在闰五月二日在「南台启行登舟」，次日闰五月初三日正、副使才「奉节诏至」是一模一样的程序。如果整个使团都在闰五月初三日才一同登舟的话，那秩序难以掌控，时间也要拖延，那是稍有见识的人都可以预料的；李鼎元知道，齐鲲当人也清楚，胡君难道一无所知吗？我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这样说。
丙、「过钓鱼岛遥祭黑水沟、钓鱼岛形如笔架、白燕大如鸥」的问题
我认为抄稿与齐鲲的记载，除了详略有差之外，在行事顺序上，并无不妥。而胡说还是认为沈复「臆造出一个新的祭祀地」，执着齐鲲说的「过沟祭海」才是对的，不可能在过钓鱼岛后「遥祭过黑水沟」。那么，我们再认真对比一下两造之说：《海国记》说：
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岛，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齐鲲、费锡章的《续琉球国志略》中说：
十三日天明，见钓鱼岛，从山南过，仍辰卯针行船二更，午刻见赤尾屿，又行船四更五，过沟祭海。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水沟」在哪里？根据李鼎元《使琉球记》说：「（五月）初九日，‥‥见钓鱼岛。‥‥。舟人禀祭黑水沟。按汪舟次（楫）《杂录》，过黑水沟，投生羊豕以祭，且威以兵。今开洋已三日，莫知沟所。琉球伙长云：『伊等往来，不知有黑水沟，但望见钓鱼岛，即酬神以祭海。』」从李录以及伙长的言说，可知所谓「黑水沟」并非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我们来看汪楫《使琉球杂录》卷五页5有记说：「薄暮，过郊（注：或作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辨？』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过赤屿后，按图应过赤坎屿，始至姑米山。」汪楫问「黑水沟」的界线在哪里？伙长回答说只是「悬揣」罢了；汪楫认为他那一次刚好就在黑水沟里祭海，也只是凑巧的。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一〈后海行日记〉条说，他从二月十六日封舟自琉球那霸开洋，过姑米山，到二十日「海水见绿色，夜，过沟祭海神」。一般认为「黑水沟」距离姑米山只有一天多的水程，但是徐葆光那一次却是第四天才「过沟祭海」。齐鲲《续琉球国志略》卷三〈后海行针路记〉条说：「十月‥‥九日，由马齿开洋，东北风，用辛针，戌刻，过姑米山。‥‥十日早，东南风，用辛针。‥‥。十一日，东风微，仍辛针，行船一更，日暮，过沟祭海。」齐鲲九日夜过姑米山，十一日暮就「过沟祭海」了，跟徐葆光差了一天多的航程。可见那「黑水沟」的位置只是约略有个范围而已。所以，李鼎元就不知道「黑水沟」确实在哪里，伙长也说祭黑水沟是要以「望见钓鱼岛」为记认标志的。齐鲲说「过沟祭海」，抄稿所记「遥祭黑水沟」，应该都只是一个约莫的说法；而且两说也都是在航过钓鱼岛之后的同一天举行祭海的，这怎么可以说成是沈复「臆造出一个新的祭祀地」呢？况且，李鼎元那一次的渡海跟齐鲲这一次相差只有八年，伙长有相同的航海经验与说法，认定钓鱼岛是「过沟祭海」的标志，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李鼎元对钓鱼岛的描述「见钓鱼岛，三峰离立如笔架，皆石骨」，《海国记》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见钓鱼岛，形如笔架」，两者十分相似是明显的，但是就凭这一点就认为抄稿是抄袭李鼎元的《使琉球记》，那是鲁莽的推论。要知道钓鱼岛岛是南北窄、东西宽的岛屿。从google earth的观察，还有从相关的图片来看，如果从钓鱼岛的南或北方海面经过时观看钓鱼岛的形状，地形是东西两边各有山峰高起，中间地形凹下，形成一个凹槽状的地形。在古代文人眼里看来，最容易想到的类似物，无疑就是「笔架」。李鼎元也好，沈三白也好，都是读书执笔的能手，当然很容易有相同的联想，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也算是位写毛笔字的人，所以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只有现在的E世代年轻人，从来没有拿过毛笔写字，也没有用过「笔架」，才会执着说因为两者都用「笔架」一词来描述钓鱼岛，那就必然是「模仿、抄袭」。更何况我前文也说过，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是用日记体写的，是各册封使录中比较有描摹翰藻的文笔；而沈复撰写〈海国记〉，也是文学创作的笔法；两人都对钓鱼岛都有加以描述，而用来比喻的也都是文人常用的案头之物「笔架」，这毫无可疑之处。
关于「鸟」的问题，从历来册封使去程所描述的「鸟鱼」之异，除了齐鲲与抄稿之外，都没有谁说「鸟」是哪一种；而齐、费《续琉球国志略》：「见白鸟似燕而大，五六为群，飞绕前后，若导引然。」《海国记》说：「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胡说还是认为二者不相同，那我就不知道胡君是怎么读文言古文的了。齐鲲说「白鸟似燕而大」，是不确定这种鸟是不是燕，因为比一般的燕子大，不过这种鸟有「燕子」的特征──「剪刀尾」，所以说「似燕」。抄稿说「白燕大如鸥」，是直接认为这种有「剪刀尾」的鸟是「燕子」，但是体型很大，大得像海鸥一样，「如鸥」是形容「白燕」很大的比喻词，而不是说这种鸟是「鸥」类。比较来说，齐鲲与沈三白所说的就是同一种对象──「像燕子的大白鸟」。齐鲲以前没有谁说过这种「大白燕」的鸟，那么，抄稿作者是无从「模仿、抄袭」的，除非他看过齐鲲、费锡章的《续琉球国志略》；要不然，就只可能是他们都是在同一现场，看到相同的场景对象。如果抄稿作者真的看过齐、费的书，那为甚么抄稿又有不少与齐、费所述差异的地方呢？总结而言，就只能是齐鲲与抄稿的作者都亲身在封舟上，看着这种「大白燕」绕樯而飞，若导引然了。
丁、「册封大典日期」的问题
我以为这个错误是因追记而产生的，至于事实如何，可以再研究。而胡说是「伪造者没有见过《续琉球国志略》的有力证据」，也是推测之词。其实我也认为抄稿的作者没有看过齐鲲的书。据胡君说话的口气，好像只有「胡说」的才算数，「答案」铁定不移；那我们还要讨论、考证吗？我们都想看到证据。
戊、「头号船人数」的问题
费锡章说「两舟共五百十二人」，而抄稿则说「四百五十余人」，二者不同，我以为当然是费锡章的数字准确，而抄稿作者可能是大约的估计。抄稿说的人数是「上下柁工兵役」；而册封使团中，还有正、副使、从客、接封使臣、其它随行官员，或者还有其它应邀之客。胡说「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是这样断句，我也只好以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彭令标点有误是真的，难道胡君不能辨别原图文字么？你可以说彭令错了，而不可以据此就指论抄稿是「伪作」的，这才是学术「良心」。胡说又表示「我从不认为头号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然而又以这样的问题来质疑，分明是故意找碴的。这样的逻辑思维，令人失望；这样的「用心」，使人戒惧。
胡说「两船柁工兵役达不到四百五十余人」，我倒想知道根据甚么来说的。胡说「随行的其它人员没有蔡先生估计的那么少，也不只限于家人从客之类」，那是当然的；不过，总归来说，抄稿说「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与费锡章所说的「两舟共五百十二人」的差异，其实并不大，加上我认为的其它人（或者胡说的），就相差无几了。如此看来，胡君本来也知道人数不是问题的，然而还以这样的问题来辩说，分明有意扰乱视听，蒙惑人心。
己、「册封舟长度」的问题
胡君在前一篇文章里，分明说「徐葆光册封琉球，随团人数318人」，而在被本人前文指出他的问题后，又改口说「徐葆光册封使团的人数我不认为是318人」，真是前后矛盾（如果我不说，或者我不知道内容实况，那胡说就更加振振有词了）。胡君说是根据「岩井茂树先生统计318人能够大致反应出册封使团人数，故取之」，既然「取之」，就等于是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引用，就是表示认同；否则就是胡乱「取之」了。
至于封舟的长度，就算如胡说的「杜三策那次的册封舟有夸大之嫌，按《崇祯长编》引用的资料，是长十七丈、阔三丈」，那还是比徐葆光那次的封舟十丈、十一丈长啊，那又为甚么？就算我对张学礼那一次册封使团的人数说法错误，那依然不影响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为甚么徐葆光的封舟比他之前的短小呢？
而且，从李鼎元《使琉球记》所载，七丈长的封舟，已经可以使李鼎元完成册封诏命，那齐鲲封舟长八丈余，前往册封根本就不是问题；那胡君不是在「胡」闹吗？我提出「虚艄」的概念，只是为了推论封舟的长度，的确并不是一个「铁」的论证，不过，至少是一个有根据的「推论」。如果胡君有更好的证据，请拿出来说明，我会诚心领教的。
胡君在前一篇文章里，引用齐鲲后人「齐上志先生在《福州齐氏六代书香父子翰林》一文中说册封舟长15丈、宽3丈多。文章虽没提及此数据的来源，但很可能取自其参考文献《齐安懿房支谱》和《齐鲲墓志铭》」。大家请看齐上志的文章，他提到齐鲲册封琉球的那段文字说：
他（齐鲲）受命督造两艘长15丈、宽3丈多的册封舟，从采选材料到择聘良匠，均费尽心思；随后率领千总、守备、百户、军士、船员、杂役计五百余人，从京城出发，一路辗转，到达福州，时已是闰五月初二端午节。
根据数据显示，齐鲲所乘坐前往琉球的封舟是现成租用的闽县商船，并不是齐鲲「受命督造」的；而且文中又说齐鲲「率领千总、守备、百户、军士、船员、杂役计五百余人，从京城出发，一路辗转，到达福州」，这更是谬误得很，要知道册封时的护送兵员，都是福建当地的海坛、闽安、烽火诸营的兵士，历次册封都是如此，不可能是由册封使从京师带来的；至于齐鲲到达福州的时间，也不是「闰五月初二端午节」，这是胡君也知道的。在这短短的一小段文字里，就出现那么多的错误，那数据的可信度十分有限；这可能是子孙对祖先功业的善意夸大吧。胡君选择根据如此的资料就来提出对抄稿的质疑，而不先用心过滤数据的可信度，这如果不是无知，那就可能是故意视而不见，妄想导人于歧途。《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胡君是哪一类呢？
庚、「脚踏绵」的问题
胡说「琉球没有专门的妓院，何来铺设『脚踏绵』之说」；就请各位看官自己看看历来的册封使录，都有「红衣妓」的记载，不就一目了然了么！
胡说还认为「天使馆也铺『脚踏绵』，这又是一大奇闻」。天使馆铺设「脚踏绵」，我是直接引用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来说明的，这甚么时候会变成「奇闻」呢？大家都读同样的资料，不妨再读一次：「皆设席，周缘以布，下衬草极平而净，名曰『踏脚绵』；使院见之而未得其名也」。「使院见之」的「之」就是指「踏脚棉」啊！胡说是「奇闻」，那才真的是胡闹的「奇闻」了。
胡说还提到「吴安邦官职问题，《同安县志》、《厦门志》、《金门县志》、《台湾采访册》、《新竹县志初稿》、《淡水厅志》等都有记载，不止册封使诗文一种」，这一点，胡君是值得称许的，至少他有再找寻数据。不过，胡君可能还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吴安邦」，其实已经将两位名字都叫「吴安邦」，而时间、官职也相差无几的「吴安邦」胡乱混淆不清了。其中一位「吴安邦」是台湾彰化籍的武进士，而另一位「吴安邦」是「同安人」。可见胡君能找寻数据，而力不足以分辨、过滤数据。还好他还没有说甚么，我是好意先提醒他，别说胡说混了。
我自问不能算是「浮学专家」，更不敢自以为「琉球历史爱好者」，只想实事求是，获得真相。胡君说得对，我本来就没有解决甚么问题，只因有人提出一些疑似的「问题」，所以，我只想排除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罢了。至于抄稿中所记的行事日期，跟齐鲲、费锡章所记的不同，这当然是还需要再研究的地方；然而，总不能因此就一口咬定说〈海国记〉是「伪作」，是彭令找写手「伪作」出来的。
胡君那么喜欢说别人「伪作」，其实我也很喜欢找出前人的「伪作」，而且有既成的著作，不只一件，这也是我的学术成绩，胡君不妨找来看看。但是，我绝不会随便说别人「伪作」，要说的话就一定得列举出坚强的证据，就像阎若璩撰写《尚书古文疏证》一样，列举128条论证，才足以让《伪古文尚书》现出原形，作假公案定谳。我建议胡君研究的方向，不妨朝钱泳「伪作〈海国记〉」这个假设前题入手，如果研究有成，那就可以成「一家之言」，而事实上是否定的。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经学研究所
蔡根祥
2010/1/21,23：50初稿成
原载：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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