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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钟厚涛先生对《沦浪诗话》理论体系否定的角度和方法等是不成立的。严羽“说江西诗病”?不是《沧浪诗话》的逻辑起点，而只是重要论据之一，“说江西诗病”并不代表要对“江西诗论”全盘否?定，不能以《沦浪诗话》反“江西诗派”不彻底为依据，来否定《沦浪诗话》的体系。而“以禅喻诗”?只是《沦浪诗话》诗论的论证方法之一，不能以比喻中的瑕疵来否认《沦浪诗话》的体系。《沧浪诗话》?中的复古继承了复古创新的优良传统，对矫正时弊起着积极作用。因此，钟文抨击《沦浪诗话》的三方?面，“立论动因的消解”、“言说策略的失效”和“批评后效的落空”，都不能说明《沦浪诗话》不具备体?系，何况这种批评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沦浪诗话》的体系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词 沦浪诗话 理论体系 江西诗病 以禅喻诗? 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批评，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其中尤以清代学者冯班为烈，但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削弱《沧浪诗话》的影响力。当代许多学者认为《沧浪诗话》是有体系或系统的，但一般只是一笔带过，我的论文《论〈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1]具体论证了《沧浪诗话》理论体系的内容及其特点。最近读了钟厚涛先生的论文《〈沧浪诗话〉“体系性”问题再审视———兼向朱志荣教授请教》[2]之后，有一定的启发，同时我感到这篇文章主要不是针对我的论文，而是立足于否定《沧浪诗话》体系的。钟文所指出的《沧浪诗话》的诸多缺陷，早已有人论及，而《沧浪诗话》的理论缺陷与《沧浪诗话》的体系是否存在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我认为钟厚涛否定严羽理论体系的角度和方法等是不成立的，特申述如下，请钟厚涛先生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说江西诗病”辩 钟厚涛把“说江西诗病”说成是严羽《沧浪诗话》的立论动因，认为其立论动因在其后的具体论述中被彻底地消解了，以此判断《沧浪诗话》体系不存在。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自诩说“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这说明严羽诗话的“立论动因”之一即在于“说江西诗病”。但“说江西诗病”不是《沧浪诗话》的逻辑起点，而只是重要论据之一。《沧浪诗话》是否有体系，在于它的逻辑起点，而不是立论动因。逻辑起点和立论动因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严羽作《沧浪诗话》的立论动因是“说江西诗病”，逻辑起点是“诗者，吟咏情性者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而由此在逻辑上推论说《沧浪诗话》的体系是不成立的，更是违反基本逻辑常识的。 建立理论体系是建设性的工作，并不是要针对谁。以“立论动因”来说明体系是否存在，是以针对性规定体系性的做法。钟文认为：“任何一方理论体系的构建，必定会有其立论的动因所在，也即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构建理论体系并不必然地是批判，并不需要批评或打倒特定的对象，可以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可以是集大成式的，不一定要针对江西诗派。严羽这种有认同、有批评的做法，恰恰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体系是建设性的，建立体系未必要有针对性，不是为了批判谁而建立体系的，更不是要把批判进行到底才建立体系的。严羽《沧浪诗话》体系的特色在于它不同于正统的儒家诗教观，而强调妙悟和性灵。 严羽对江西诗派有继承，有批判，有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他思想的体系性。钟厚涛以严羽既批判又继承江西诗派主张而否定《沧浪诗话》的体系性，是于理不通的。严羽肯定批评了江西诗病，他对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烂熟于胸，深知其根底，知道江西诗派诗学主张的“死穴”所在。而在钟文的论述中，严羽所说的“说江西诗病”被作者直接改换成“直接攻讦和反对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没有尊重严羽的观点，“诗病”和“诗学主张”毕竟还是两回事。而且即使“说江西诗病”也并非是要完全否定和排斥江西诗派，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 严羽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江西诗派的某些诗学主张，不能说明《沧浪诗话》自己就是没有体系的。任何一种学说或者理论体系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建构者在继承前人理论的优点、改正其缺点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而诞生的，《沧浪诗话》也是这样。如果因为《沧浪诗话》继承了江西诗派的某些主张，就得出“《沧浪诗话》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缝隙”、并“彻底地消解掉了”其理论体系的结论，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不符合理论、学说发展的实际情况。严羽对待江西诗派的总体态度是客观公允的，是继承与批评的辩证统一，其中在诗论上更多地作了继承和发展，而在诗歌实践方面则更多地给予了批评。关于严羽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和发展，我在《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江西诗派对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一文中有详细论证。这种继承和发展，使得他的《沧浪诗话》比江西诗派的诗论更完善，更有价值，也更有体系性了。这是学者在《沧浪诗话》体系性问题上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 因此，严羽不是钟厚涛所说的那种简单地“回到和认同了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用刘勰的话说，乃是：“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这是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态度，也是建立诗论体系的严羽的态度。严羽批评江西诗病，又吸取了江西诗论的精华，说明严羽的态度是辩证的、客观的，并没有因为要批评一个诗派而将其全盘抹杀。南宋的著名诗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曾几、陆游、杨万里、姜夔等人都是从“江西”入，最后又能开创出新的诗风，只不过他们是从诗歌创作上表现出来，而严羽是从诗歌理论上表现出来而已，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严羽批判江西诗派的眼光说明他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框架，既看到其优点，又不回避其缺点。 二 “以禅喻诗”辩 钟厚涛认为“以禅喻诗”是批评策略，严羽并不因为使用了“以禅喻诗”的策略就建立了自己的诗学体系，策略和体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策略能否建立体系关键还要看建构者本身的素质。同时，严羽在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的时候，他的“言说策略”并不仅仅是“以禅喻诗”，同时他还使用了“以兵法论诗”、历史推原等手段，他的诗学方法论本身具有强烈的辩证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因此，如果仅仅以“以禅喻诗”本身所具有的某些不足而否定严羽的诗学体系，这实际上也是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有意误解，是一种不顾文本本身的片面、盲目的批评。 严羽虽然对禅学了解不够，但这并不影响他运用“以禅喻诗”的方法来进行批评，更不直接影响严羽的诗学体系。钟厚涛说严羽对禅宗“一知半解”，这是过去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他以此否定严羽《沧浪诗话》的体系，理由是不充分的。“以禅喻诗”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诗话言说方法，严羽的“以禅喻诗”明显是继承了当时流行的比喻方法，江西诗派也常常“以禅喻诗”，但当时运用禅作比喻的人并不都非常精通禅，目的在于借用禅更好地把诗的问题说清楚。严羽“以禅喻诗”这种譬喻方法的运用，比他以前的诗论学者用得更好，更成熟，成了“以禅喻诗”的代表。其中所言说的内容，“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他自己个人的心得，而不是说“以禅喻诗”这种方法。严格说来，任何譬喻都是蹩脚的，都是为了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不能滞实地较真。严羽对禅宗所知程度，并不影响他对这种譬喻方法的运用，更不影响他思想的系统性和体系性。况且“以禅喻诗”只是他的譬喻方法的一种，而不是全部，严羽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述他悟到的心得。钱谦益、冯班、吴乔等人对严羽的质疑，有的是不同观点间的讨论，有的是作进一步的追问，没有否认严羽的做法，而陈继儒、冯班批评严羽喻体不当的冬烘式的嘲讽，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不能说明严羽所表达的意思不对。 严羽在禅学知识方面确有不足，但“妙悟说”在受到后人质疑的同时，在矫正江西诗派创作主张的消极影响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在明清诗学中得以继承和发扬。因此，它的积极影响要大过它的消极影响。钟厚涛据此说是“彻底地否定了”，显然是武断的说法。比喻的不恰当和纰漏，不足以否认严羽思想的体系性。 尽管钟文一再强调要“最大限度地返回到《沧浪诗话》文本本身”，但在批评严羽“以禅喻诗”的行文中，钟厚涛却是从既定的结论出发，从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沧浪诗话》的批评出发，而不是从《沧浪诗话》文本本身出发。实际上，钟文在论述“《沧浪诗话》非体系性”问题时，也是从一些既定的结论出发来看问题的，而没有顾及到古人学说的实际情况。如果一味强调古人学说的“非体系性特征”，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今人之姿态而看轻古人了，是一种“荣今虐古”的做法。 禅与诗之间客观存在着相通之处，“以禅喻诗”是宋代诗歌理论中盛行的方法，对诗歌的体认和鉴赏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严羽对“以禅喻诗”的运用尤其突出，为后世所公认。特别是他的“妙悟”的提出，对诗歌创作机制的探讨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不能执片面之词，因为其有争议而将其积极影响完全抹煞。 三 “复古创新”论 复古创新是严羽诗论的一个策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基本方法和策略，在文论史上屡见不鲜，《文心雕龙》中就有复古思想，韩愈古文运动也是一种复古创新。而严羽的“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肯定不是形式上的相似，而是关乎诗歌本体的兴趣、情味上的相似，这是以典范为标准的做法，并不一定就是完全形似古人。严羽所谓“汉魏尚矣，不假悟也”，实际上是要求学习汉魏真情自然流露的特点，要求回归自然，回到诗性之本然状态。 在严羽生活的时代，江西诗派影响巨大，几乎掌控了整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江西诗派诗学主张的某些消极面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和创新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严羽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必然会以比较先锋的方式对江西诗派的某些观点进行激烈抨击，并以古人诗作作为自己诗学主张的代言人。这种托古创新的做法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经常出现的。虽然打着复古的旗号，严羽还是有着自己独立的诗学主张。他的思想中虽然有诸如“吟咏情性”这样体现儒家经典思想的内容，更有着超越儒家思想，体现诗歌艺术自身审美规律的内容。他有意规避诗经与比兴，目的在于想在传统的诗教外另辟蹊径，以图独树一帜，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我们今天看待严羽的诗学主张，关键是要看它对矫正时弊所起的积极作用，要看它在中国诗学史、文学史上的积极作用，而不能因为严羽继承了一些古人的主张就完全抹杀其贡献。 严羽主张诗要正本清源，要拨乱反正，这种做法本身是没有错的。钟厚涛引述钱振鍠《谪星诗说》中的话：“夫诗岂有一定门户，《风》《雅》《颂》、汉魏、初盛，门户亦各不同，何必强分其正不正。”钱振鍠列举的都是经典，都是沙里淘金挑出来的，当然没有正不正的问题，但学诗者肯定需要注意，不能误入歧途，这就是正不正的问题。虽然说至法无法，但是我们不能否定法。严羽所说的古人诗，就是国风、楚辞、汉魏晋和盛唐的优秀传统，他所谓的不正，除了浅薄无知的作品外，就是开元天宝以下的“野狐外道”，他是通过复古来创新。严羽提倡的复古并非要求机械地模拟古诗的形式，而是复兴古人作诗的优良传统，严羽诗论标举“妙悟”，提出“诗之法有五”等，都可看出严羽对诗歌内容的重视，和强调情感的自然抒发。 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要体现出当代性。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潜在的系统性，今天我们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的文论遗产进行归纳和总结，让中国古代文论以相对系统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归纳和总结中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将严羽的诗论思想移到当代性语境中，使其古为今用，为我们建构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因此，我们既要在宏观上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表现形式、体制特征和发展脉络，又要对具体著作尤其是大量的诗话、词话中的文艺思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从当代性出发构建古代文论体系不代表不尊重古人的思想，也不代表古人的思想不具有体系性。在研究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尊重古人思想是不矛盾的。 但钟文把严羽思想说成是“荣古虐今”，显然是不成立的。钟文在第一部分讲严羽“说江西诗病”的时候，只讲继承，第三部分又说严羽批评江西诗派等不当，前后是矛盾的。严羽抨击和批评江西诗派的诗歌，是贯穿在整个《沧浪诗话》中的。退一步讲，严羽对待江西诗派的继承和创新的当与不当，与《沧浪诗话》有无体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四 诗话体系论 我们说《沧浪诗话》有体系是有一定参照系的。钱仲联先生曾说：“严羽在继承张戒等人理论的基础上，明白提出了别材别趣、妙悟等一整套理论，对宋诗和宋人诗论作了总结，并提出了学习盛唐以纠正宋人以文为诗的主张……从这里，清楚地看到宋代诗话的理论的针对性。”[3]这里关于体系有两点强调，一是“一整套理论”，一是这个理论具有“针对性”。黄景进《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中则说：“《沧浪诗话》取名为‘诗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此前的诗话用欧阳修的话说是“资闲谈”的，“《沧浪诗话》的议论是置放在一个有体系的架构里，并不是单纯的议论。”[4]又说“严羽诗论的价值，第一是他综合唐五代至宋的著作形式，提出较有系统的诗论；在宋人诗话传统中，其系统性特色尤为突出。”[5]强调了严羽理论的体系架构和系统性。钟文所引蔡钟翔和王运熙的说法都明确地说，与宋代诗话如《六一诗话》、《岁寒堂诗话》或《后村诗话》等诗话相比，《沧浪诗话》更有理论体系。 我对《沧浪诗话》体系的说法是“潜在体系”，这样说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参照坐标。这个参照坐标就是严羽以前的诗话著作，我认为与宋代的其他诗话类著作相比，严羽的诗话更具有体系性。《沧浪诗话》包括“诗辨”、 “辨体”、 “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尤其系统总结了前人诗体、诗法等方面的特点，这是以往诗话所没有的，这就是典型的体系性的表现。不管其观点是否为我们所接受，但其归纳是体系建构性的，是具有体系意识的。钟文认为《沧浪诗话》没有体系，认为自己在还原古人学问的原貌，没有能充分理解严羽思想的内在逻辑。我们有比较地说明严羽《沧浪诗话》有体系，意在按照现代学术形态梳理严羽思想，使其更能为当代学界所接受、继承和发展。 钟厚涛还截引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话批评我为严羽的思想梳理体系，这显然是不当的。陈寅恪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6]这主要是针对“六经注我”的做法的。他批评有些学者写的中国哲学史是自己的哲学观，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史，涉及到学风问题，与我们从《沧浪诗话》内容出发讨论其思想的情形完全不同。我在文中并没有以今律古，以自己的思想去削足适履，肢解和误读严羽。陈寅恪本人对古代史学的研究，也同样体现了当代性。因此我认为，把陈寅恪这句话断章取义地加在我头上是不合适的。如果从体系视角出发去研究《沧浪诗话》是错的话，那么钟厚涛论文三个部分的“立论动因的消解”、“言说策略的失效”和“批评后效的落空”等标题，则更加符合陈寅恪所批评的“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的情形了。 同时，我们对“体系”的认识，需要改变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固有看法，其实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体系的或者说古代文论家是有体系意识的，只是可能与西方文论相比，不那么强烈和明显，而这又与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文体特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对《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虽然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并且体现当代意识，但是我们是立足于《沧浪诗话》自身的思想特点进行归纳的，不曲解，不断章取义，不以西方体系对它作简单的改造和移植。 当然，我们不是说严羽说得都是对的，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的错误不代表他没有体系，正如中国的刘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这样体大思精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体系也有很多矛盾之处一样，严羽的思想体系也不例外，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有一些核心概念不能贯穿全文等中国古代文论共通的弱点。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思想有不足之处，就否定他的诗话的体系。当然严羽的理论体系并不象西方近代以来的体系那样谨严和完备，而且我们说严羽《沧浪诗话》有体系是在相对比较意义上的，在宋代诗话尤其显得出色。 总之，钟文对什么是体系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他以《沧浪诗话》本身的局限和不足来否定其体系性的研究方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他的从“立论动因的消解”、“言说策略的失效”和“批评后效的落空”三个维度不能有力论证和顺畅地推导出作者所持有的《沧浪诗话》无体系性的中心观点，中心论点和分论点是脱节的，是“空对空”的，总体逻辑不能自洽和圆融，说明他对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还不是很清楚。而体系本身对错与否和这一体系是否存在、有没有体系之间是不能等同的，以一个事物有错误而否定其存在是错误的。这是钟文的根本问题所在。 注释： [1]朱志荣：《论〈沧浪诗话〉理论体系》，《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2]钟厚涛：《〈沧浪诗话〉“体系性”问题再审视———兼向朱志荣教授请教》，《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 [3]钱仲联：《宋代诗话鸟瞰》，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4]黄景进：《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48-49页。 [5]黄景进：《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 [6]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作者简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