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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读“笔会”，见有栾保群《从<景清刺>看<琅嬛文集>手稿本》一文，怀疑八千卷楼旧藏本并非张岱手稿，举两证。一、没有公认的张岱墨迹手稿比对；二、据“上海古籍”影印的《石匮书》“景清传”原文与“文集”对校，两者大体全同，少有异字，最重要的是“文集”中的“铅”字都作“铦”。并加发挥，畅论“铅刀”不能杀人，因疑八千卷楼旧藏“文集”是否手稿。其实《八千卷楼书目》也只说是抄本，未定为手稿。是否手稿，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反正没有送到拍卖场上去，是否手稿关系不大，读者见仁见智，大可任意评说。影印《石匮书》未见，不知底本是手稿还是传抄，是否可作可靠校对的典据。反正都没有什么关系，用不着“心颤和苦恼”，否则当年抄家没收之际，岂不早已晕厥了么？ 我之定“文集”为宗子手稿，有以下几点根据。 一、同时前后买得的张岱《史阙》，也是个稿本。二者同出一人手笔无疑，所用同为半叶八行的黑格竹纸稿笺，书名、作者款式如一。所不同者，《史阙》为写在稿纸上而撕作不同宽窄的散条，然后按类贴在簿子上。初入手时是六册零乱的账本，后经旧友曹先生有福重为装池，条状的零页，一一被揭下喷水、压平，拼成整页，恢复书册原状，历时经月，始得讫工。明人著书，往往令抄手（不只一人）用不同白纸或格纸，抄录资料，然后自加整理、写定。如祁彪佳撰《守城全书》，即用此法。《史阙》亦然，不过张岱用不起抄手，只能自写资料，自行编缀而已。 二、一九八五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版张岱《四书遇》，底本系浙江图书馆藏棉纸蓝格恭楷钞本，系周左季藏书。书眉夹签皆出宗子手。书前并影印白棉纸（原夹书中）的宗子手书“寿王白嶽八十”诗。是公认的样本，与《文集》出同一人手无疑。 三、我有《劫余古艳》一书，二〇〇八年四月大象出版社出版，中收《瑯嬛文集》稿本书影数页，“景清刺”诗在焉。其中“铅”字明晰无误，不容置疑。“铅刀”的故实，无论是贾谊弔屈原的“铅刀为铦”，还是班超的“铅刀一割”，都说的是反话，张岱的用此典，也无非是说景清所怀的“利器”不过是如铅刀之类不中用的傢伙而已。这点“微意”，鲁迅是明白的，但不能要求于刘大杰之类的老实人，要花许多功夫说明“铅刀”的无用。因《劫余古艳》印数较少，不多为人知。所收宗子手稿凡三页，俱见反覆修改状况，此其为手稿之证也。 多年前何满子兄曾介绍研究张岱之某君见访，欲借此“文集”稿本一校，当即检出付其携归以校所编《张岱文集》。后此书出版，蒙见赐一册，序言中似未说及据稿本参校事，或亦未信其为手稿之故。又友人曾请以张岱数种付之影印，因数书装池不易，一付印人，将失旧样，而今日装治好手更无其人也。久欲写“张岱四种”文，无暇着笔，今乃先成此短章，以为喤引，亦书缘也。 二〇一〇·八·二十二 原载：《文汇报》2010-09-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