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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家媒体发表了首都许多名家对当前文学的忧虑，文章的通栏大标题是《伟大的时代为何难觅伟大作品》。我以为文学和时代是相辅相成、互为你我的关系，并不同步发展，文学的繁荣，不一定是它当时所处时代繁荣的促使，时代繁荣了，文学不一定就会跟着一起繁荣，比如50年代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一口气封了六位“中国语言艺术大师”(茅盾、巴金、老舍、夏衍、曹禺、赵树理)这并不说明是当时时代的繁荣，因为这六人中，有一半是来自国统区，他们那些伟大作品，都是解放前写的，而解放前却是最黑暗腐败、最民不聊生的时代。这算是最不伟大的时代产生了最伟大的作品。 南唐后主李煜写出了那么多流传千古的名句，他也可算是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了，但他却是生活在极不顺利、极端困难、被关在宋朝宫殿里当俘虏的时代里，他是一位“国家不幸诗人幸”的实地体验者，是时代与文学相互矛盾的典型。 80年代的中国文学曾经非常繁荣，但也不是那个时代的功劳，因为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各项事业都还算不上繁荣，这时文学率先繁荣起来，是由于文革十年对文学的空前封锁，人民对文学如饥似渴的需求造成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学的繁荣，不一定是它所处时代繁荣的促使，那么时代变了，文学是不是也一定要跟着一起变化才有出路？才能出大作品？当“时代变了，文学要不要跟着一起变”？这个问题摆在面前时，我们说，因为文学通过形象这个手段写社会，几千年来没有变化，而且通过这手段，确实已经写出了许多蜚声文坛、能长久流传，并已经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精品佳作，故可以说:即使社会变了，文学也不要跟着一起变。这一点，是不是我国文学界所有人都清楚了呢？我看还没有，文学圈内有不少人在这点上是模糊的，他们认为，时代变了，文学一定要跟着变，不管什么内容、形式、手段，都要变得跟以前不一样，文学才有出路，才能出大作品。 这种主变派的看法，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90年代后，逐渐在我国文学舆论界占了上风，几乎成了普遍的舆论导向，许多曾经写出过好作品的作家，文风都开始发生巨变，出现了小说创作上的非小说倾向，叙事方式千奇百怪，行文风格阴阳颠倒，描写对象物鬼不分，各种流派争奇斗艳，其中特别重大的变化是:许多作家不再把文学的形象特征作为关注中心，作品的主要篇幅都用来写观念，写生活环境，写社会活动，思想大于形象，理念大于形象，整本书找不出一两个刻划得鲜明生动的人物，文学作品失去了人物形象这个传达时代社会生活气息的主要手段，你的内容再丰富，你的思想观念再深刻，你的艺术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你的艺术成就也将苍白无力。 文学作品的写作，(主要指长篇小说写作)，最难的是形象塑造，特别是典型人物性格的塑造，近些年来，我国文坛上，长篇小说出现了井喷现象，年出版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一千部，许多人把长篇小说创作，变得像打豆腐一样容易，半年写一部，有的一年写两三部，这种没有了生动人物形象塑造的小说，怎么可能成为伟大作品！怎么能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怎么可能迈开千万条腿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原载：《文学报》2010-07-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