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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在文学的向度和抵达层面构建一种合理秩序，文学的伦理问题是否就会迎刃而解？我想，这之间有划等号的理由。其实，中外文学重构与颠覆、再重构与再颠覆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寻求秩序、规范文学行为的过程。发生在两千年前的诸子之争，同样是一种文化伦理的谋求，古人如此，今何以堪？ 何止古人！大自然的伦理形态可见一斑。大雁秋去春来，它们在蓝天上飞翔的姿态，无论人字还是大字，秩序就是悬在头顶的剑；蚂蚁搬家，最根本的就是在速度和节奏中维护集体尊严，伦理就是漂泊大雨的撑天之伞。 2 在人间，丧失伦理精神的社会，必然惨不忍睹。政治丧失了伦理，就休想奢望民主与透明，经济剥离了伦理，势必承受恶性竞争和两极分化带来的痛苦，文化呢？文学呢？有个让人恐怖的事实摆在那里，在一个深受古代儒家文化和近代西方哲学思想滋养、影响的国度，文学的精神演化到今天，伦理反而模糊不堪，能够触摸到的灵魂形态，在许多领域居然就是对物欲、占有欲的无度崇尚；就是扒开隐私、彰然暴露的自然主义展示；就是对人性恶、世情薄的刻意追捧；就是对丑、假、伪的不再抑制甚至反其道雕饰；就是对既有经典文学的戏说、肢解、调侃、演绎，就是……时下，这一切在那些所谓的文学家那里被堂而皇之地时尚化，似成文学和历史、现实对接的主流话语。趋之若鹜并为之摇旗呐喊的，恰恰是众多缺乏精神向度的所谓理论家和批评家。于是，文学的承载被认为是虚伪而卑鄙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被认为是陈规陋习。2008年，某次全国性的文学论坛主题触及到思想时，许多著名理论家犹抱琵琶，闪烁其词，唯恐被这个词矮化了自己的精神高度和学养架构。当不得不发言时，我们听到的是关于思想的另一番新解。所谓新解，其实就是“所谓女人，就是理论上不具备男性特征并被上帝赋予生育功能的区别于男人的异类”一类的阐释，绕了老半天，还不如乡村放羊娃来得痛快:“女人就是会生崽的人。” 这是又一个皇帝的新装！文学式的，具体讲是中国时下文学式的。皇帝的新装在伦理层面惊曝了集体的谎言、伪饰和龌龊，而我们文学伦理的集体沦陷，似乎注定找不到解放区，找不到蓝蓝的天。当我们在理论家絮絮叨叨的学术报告里，耳膜被许多崭新而诡异的概念撞击时，如果说报告厅里还会有文学的阳光透进来，那必然是文学神经早已感悟过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经典实实在在的人文气息以及曾经影响过我们的文学道德和气节。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中央电视台的新办公大楼作为标志性建筑巍然屹立在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北京古城，这个与中国建筑审美格格不入的庞然大物，在第一时间被北京市民戏称大裤衩。不是北京人不识洋货，是这个建筑的设计乱了纲常，违背了民族的审美伦理。中央电视台在文化视觉层面等同于大裤衩，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可怜可悲？ 全球化的今天，最有标志意义的文化土壤暴露了最有标志性的伦理问题，浮躁的人们都懒得把它作为话题引入茶余饭后。文学更是如此，人们为什么乐意和日剧、韩剧中那些简单的人物同喜同悲，很简单，在一个模糊了伦理的时代，异邦人在真善美中分出一羹汤，就是国人的文化大餐和盛宴。 3 在我看来，既然作家永远面对的是读者，首要的文学伦理应该是良知，良知是伦理秩序的顶梁柱。你的文字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是文学良知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良知应该是作家心中的宗教，没有宗教意识的作家，他的内心必然被散漫的欲望、自由的情绪和个人意志所操控，他完全可以用黄金的颜色，来形容金灿灿的大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文学的专家里，有的是屎壳郎。有宗教感的作家，良知会永驻在他温暖的心灵港湾和悲悯的情怀岛屿上，他不会以否定历史、颠覆规律、藐视法则、哗众取宠为能事，更不可能以脱掉裤子的形式来满足好奇者的窥视欲，因为良知支撑了伦理，从而让作品在审真、审善、审美领域有了合情合理的秩序。这样的文学，至少是讲究德行的文学，有了德行，一本书，尽可以放心地打开。 联想到我本人，当初写长篇小说《皇粮钟》时，有人竭力建议把基层权力执掌者写阳光一些，把西部的现实农村写田园一些，把主人公的感情挣扎写唯美一些。我当然一笑了之。我不是为自己的良知标榜，我只怕这样做读者会懒得捧起它，我在故我思，我思故我写，我可以言不由衷地说话，但我不愿意违背我的个人观察、思考而去牵强附会，违背文学伦理事小，严重的是枉费我宝贵的时间。用写一部长篇的时间，本可以干许多更为顺心的事情。 构建文学伦理的要件很多，就时下的文学，有了良知的支撑，文学就足以让读者闭目养神，这个要求不高，做起来却不一定容易。 原载：《文学报》2010-07-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