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的高徒、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黄鹤副教授所著《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一书的第7章《曲阜——孔子故里的文化复兴可行途径探索》，出现了大量文史常识错误，足见其国学特别儒学积淀十分浅薄。笔者逐一考证雠勘，深感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式微，我国的城市（乡）规划学十分杂糅与浮泛，须尽早确立主体话语和核心范式。 关键词 文化 规划 文史 错误 鲁鱼亥豕 式微 范式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主编并作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黄鹤副教授主笔的《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ISBN 978-7-112-11714-7，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第7章《曲阜——孔子故里的文化复兴可行途径探索》，出现了大量文史常识错误，足见其国学积淀十分浅薄。 （一）第146页，第一段第四行，“GDP”与“9438”之间应隔开，加入“达到”一词，不能搞出“GDP9438”这种不伦不类的写法。 （二）第138页，有多处帝王年号与年份，史学界通行写法是用汉字，不用阿拉伯数字，应为“汉景帝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黄偏偏写成“汉景帝3年”等，不懂规矩。 （三）同页，第一段，《礼记•尔雅》是什么书，《礼记》中哪有《尔雅》篇？《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集汇，由西汉礼学家戴德及其侄子戴圣编定。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后世传播过程中有散佚，至唐只剩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所见之《礼记》。东汉末年，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做注，郑注本由此盛行，渐成经典，唐代列为“九经”之一，宋代列入“十三经”之一，为儒士或科举必读之书。《礼记》旨在解释说明《仪礼》，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记录孔子和弟子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凡九万余字。郑注本共有49篇，并无《尔雅》。《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尔，近也，也作“迩”；雅，正也，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力图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方言，使之近于规范。《尔雅》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尔雅》是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尔雅》成书时间，上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有来自《楚辞》、《庄子》、《吕氏春秋》的资料；下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汉文帝已设《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出现《尔雅注》。把《礼记》与《尔雅》混为一谈，实乃大谬。 （四）同页第一段，解释“曲阜”得名原由，瞒天过海，硬伤累累。这段旨在解释“曲阜”得名的来历。“曲阜”一词，最早见于《礼记》，这倒不假，但黄未指明具体出处。笔者检索《礼记》，在其《明堂位第十四》篇（注疏本第1487页，白文本第803页）查得原文为“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东汉应劭《风俗通•山泽•阜》：“今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应劭，东汉学者，博学多识，中平六年至兴平元年任泰山郡太守，平生著作11种、136卷，现存《汉官仪》、《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等。《风俗通义》存有大量泰山史料，如《封泰山禅梁父》篇记述泰山封禅轶事，《五岳》篇详载岱庙，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应劭的本意，并非解释“曲阜”的得名缘由。唐开元年间学者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中倒是详释了这番缘由：“神农氏初都陈，后居曲阜，因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但是，后世皆认为张做此著有欺世盗名之嫌，书中多处牵强附会，如此处的“神农氏初都陈，后居曲阜”之述，明显无据，无法与上古史料相互印证，因此，《史记正义》并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学术价值不大。为了体现曲阜的悠久历史，便于世人理解传承，还得简明扼要，曲阜市委、市政府笼络当地一些御用文人，将应、张二论跨时空组合，炮制出“鲁城中有阜，委屈七八里，故名曲阜”这样的文字，挂于官网之上，并谎称《汉书》有载。这是一种篡改历史、瞒天过海的行为，真正的学者不应采信。黄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大谬也。 （五）同页，黄有“刘启徒封子刘馀为鲁王”之句，“徒”误，应为“徙”。刘启，即汉景帝，西汉第六位皇帝，在位16年，有子十四、女三。其中，四子即刘余，系程姬所生。刘余（？~ 公元前128年），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淮阳王。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徙为鲁王，即鲁恭王。好治宫事苑囿犬马，晚年好音乐，不喜辞辩，口吃。初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旧宅壁中得古文经传。立二十八年病死。徙，形声，从辵，止声，本义迁移。《说文》：“徙，迻也。”《广雅》：“徙，移也。”《周礼•比长》：“若徙于他。”《孟子》：“死徙无出乡。”《荀子•成相》：“百里徙。”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徙武北海。”黄不知“徙”之本义，始有此误。而且，更为“徙”后，最好删去“封”。另，“馀”古时通“余”，今一律简为“余”，“刘馀”最好写作“刘余”。 （六）同页，“东汉光复”与“建武2年”之间，应有逗号。这个细节，貌似轻微，其实并非简单的标点符号问题，黄可能不谙何谓“东汉光复”。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推行新政，公元14年改元“天凤”，公元20年又改元“地皇”。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秀攻入长安，王莽死，新亡。公元25年，刘秀登基称帝，年号建武，刘秀即汉世祖光武皇帝。因刘秀系西汉皇族后裔，国号仍为“汉”，且都洛阳，史称“东汉”，故有东汉光复（汉室）之说。后，刘备毕生之志正是光复汉室。 （七）第147页，黄弄错碑名：“尚”后漏“酝”；“尊”误，应为“奠”。正确的碑名为“御赐尚酝释奠之记”。尚酝，是元代官制，即一个政府部门的名称，主管酿酒。《元史•卷八十七•志第三十七•百官三》有两段记载，前为“大都尚酝局，秩从六品，掌酝造诸王百官酒醴。中统四年，立御酒库，设金符宣差。至元十一年，始设提点。十六年，改尚酝局，从五品。置提点一员，从五品；大使一员，正六品；副使二员，正七品；直长一员，正八品。”紧接着，“上都尚酝局，秩从五品。至元二十九年始置，设提点一员，大使一员，副使、直长各一员，品秩同上。” 释奠，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礼记•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郑玄注：“释奠者，设荐饌酌奠而已。”《北史•周纪下•太祖文帝》：“二月丁巳，帝幸路门学，行释奠礼。”欧阳修《大理寺丞狄公墓志铭》：“乃修孔子庙，作礼器，与其邑人春秋释奠而兴于学。”而“释尊”据说是释迦牟尼，与此风马牛不相及。大概黄似懂非懂，觉得碑应与拜佛求神有关，实则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曲阜孔庙“御赐尚酝释奠之记碑”立于元代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碑文记载了至元五年正月，元惠宗（Toghon-Temor，妥欢帖睦尔）让孔子五十四代孙孔思立用皇宫所酿之酒代替皇帝释奠之事，是孔庙内不可多得的元代记事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 （八）第169页，黄引用了一次《论语》，然此引硬伤之多，堪比上述诸项之和。黄引用的是《论语• 雍也》的几句，她这样引述：“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句读与标点显然都是黄所加，值得商榷。不必追溯三国何晏集解、邢昺疏之《论语注疏》，不必追溯南宋朱熹之《论语集注》，也不必追溯清刘宝楠之《论语正义》，也不必追溯民国程树德之《论语集释》，只需参阅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版）和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版）两个相对较好的注本便知黄的标读不当。至少，要用一个分号，在“静”后。黄似乎对母语的标点符号很不敏感，第31页、第169页脚注①多次出现“…”这样的标点，第82页甚至出现“，……。”这样的古怪标点，第169页脚注①中三处“见于”中既不用括弧也不用句号，令人备感唐突仓促。 （九）如果说这些小纰漏尚可容忍的话，那么，同页脚注①第二段的几处硬伤则不可原谅。首先，“夫山者……”这段话最早见于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主持编纂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九。在黄的引文前，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尚书大传曰子张曰仁者何乐於山也孔子曰”。笔者以为，这段文字的句读应有两种可能性：（1）《尚书大传》曰：“子张曰：‘仁者何乐於山也？’孔子曰：‘……’”（2）《尚书•大传》曰：“子张曰：‘仁者何乐於山也？’孔子曰：‘……’”。可能性（1）视“《尚书大传》”为一部著作，这的确有，史学界已知《尚书大传》是对《尚书》的解释性著作，但作者和成书时间均无法完全确定，目前只有后人辑本传世，以皮锡瑞本（1850~1908）最佳。书中内容很多只是以《尚书》为引子阐发各种奇谈怪论，自三国起就有学者认为此书为汉代纬书之滥觞，《四库全书》也归之为纬书之属。因此，《太平御览》之引自然不可信，李昉等御用迷信这种疑窦重重之作，妄图假借孔子言论抬高《太平御览》的身价而受帝宠，算不上真学者。可能性（2）视《大传》为《尚书》中的一篇，那么，《尚书》果有《大传》篇吗？《尚书》是我国最古的皇室文集，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目是后代大儒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传，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东晋时，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尚书孔氏传》，立为官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学术界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从《牧誓》到《吕刑》共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内容更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时期编写的资料。但是，遍查历代真伪《尚书》，皆无《大传》篇，此乃史学基本常识。所以，黄著第169页脚注①第二段应该准确清楚地著明引文出自《太平御览》，而非《尚书大传》，更非《尚书•大传》，且须告诉读者这段引文只是相传出自孔子而非肯定出自孔子，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学者的严谨与客观。人性复杂，《史记•货殖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语甚妙，深刻揭示了包括文人、知识分子在内的天下众生的人性之恶。黄不加考证，信以为真，以讹传讹，难道不是“为利来”，“为利往”？其次，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细查《四部丛刊三编子部》之《太平御览》该段引文所在章节，发现黄的确十分粗疏。（1）“然高”前本有衍文，脱一字，黄认为是“忌”，显然不通。有学者认为是“岊”，jié，山曲折隐秘；也有学者认为是“嵬”或“嵬嵬”，形容山势巍峨状；此二解皆能通。若为“忌”，则无法解释。忌，形声，从心,己声，本义憎恨。《说文》：“忌,憎恶也。”《国语•晋语》：“而忌处者。”《国语•越语》：“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不克不忌。”即使俱不服上述二解，也应置一“□”于“然”前，断不可直接断言此乃“孔子自己”的解释，真不知黄之“忌”何来？（2）是“伐”，不是“代”。原文“四方皆伐焉”赫然在目，“伐”与“代”在古代从不通假或假借，且“代”于此根本不通，黄竟然如此草率！（3）是“风”，不是“雨”，原文如此。云雨，楚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荐枕席，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见宋玉《高唐赋序》。后用“云雨”比喻男女性交欢合。黄感觉此处“雨”也可讲得通，殊不知“云雨”之古义，实在外行。（4）掉了“乎”字。原文为“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有学者认为“风”前有“导”，待考。（5）掉了“飨”字，原文为“百姓以飨”，估计黄不知“飨”之意。（6）无“之”，有“者”。原文为“此仁者所以乐于山者也”。古之“所以”不同于今，此处“所（以）……者也”系古文表判断的固定句式，文言文无“之所以”这样的用法，黄的古文修养不敢恭维。以上六处硬伤，足可令黄丢盔弃甲，遍体鳞伤。再次，该脚注①第三段引用韩婴原文时，亦有硬伤。（1）原文是“动而下之”，不是“动之而下”。古文用“而”缀连两个动词，使第一个状语化，十分普遍。（2）是“礼”，不是“理”。礼，是儒家思想十分重要的范畴，仅次于仁与义。原文为“似有礼者”，黄以为与“缘理而行”的“理”一样，实则“理”非“礼”也，故有此误。（3）是“宁”，不是“平”。原文为“国家以宁”，“平”于此何解？（4）掉了“万事以平”，这或许是黄之所谓“国家以平”之根由，像伪劣建筑工程一样，偷工减料嘛。（5）掉了“乐于水”。“所以……也”，也是古文表判断的一个固定句式，黄难道感觉不出语气悬空、语意未尽，是个“烂尾楼”吗？（6）韩婴始终用的是“智”，不是“知”，尽管二字可假借，但作为引者和作者，黄必须指出，不能含糊。（7）黄对这段引文的句读，实令方家汗颜。前有旧伤，复遭七戮，黄这样的女流岂不体无完肤，香消玉陨？最后，韩婴《韩诗外传•卷三》先释“智者何以乐于水”，后释“仁者何以乐于山”，《论语•雍也》也是先水后山，而黄偏偏先山后水，显然是为了合其标题“山水意境”。貌似古为今用，实属考据不严，移花接木。若此又系一硬伤，黄岂不挫骨扬灰，魂飞魄散？ 以上种种鲁鱼亥豕，令人瞠目结舌，这主要源于城市规划学的身份危机。从一个单体的建筑，到一处景观，再到一座园林，毋庸置疑，建筑学始终都具艺术性，都要遵循美学规律，艺术家甚或人文学者总能捕捉到其中的禀赋，会心一笑。但是，至园林，建筑学并未止步，其野心更大，她瞄准了一座城市，城市规划学由是诞生，且绵延了数十年。举凡该学科的教材、专著，无不撼天动地，气吞山河，宏伟磅礴，包罗万象，芜杂糅合，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过从甚密，瓜葛甚深，几乎任何一个读者读罢，都有晕头转向、如坠云雾之感。城市规划学者，似乎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城市规划专家，似乎能洞穿城市的未来，安排城市的命运，解决城市的所有问题。政府里的规划局，似乎可以大包大揽，主宰一切，甚至越俎代庖。可是，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这些人只不过是会画几张图纸，拿政府的钱财替政客消灾而已，至于那些图纸最终能否被落实，此类人从不关心。政府的城市规划部门，只不过是众多部门中的普通一员，并不具备凌驾驱使其他部门之合法特权。既如此，何必要把这个学科搞得如此驳杂宏散，为什么非得要企及那些自己根本无力厘清的领域呢？黄是我国培养的典型的城市规划学者，短长优劣，一目了然。与笔者有同样担忧的学者，不乏其人，仇宝兴在《快速城市化进城中的规划变革》（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中就认为该学科缺乏核心范式，缺乏独特的关键词，招致物议。周善东在《城市规划视角下的城市比较分析——建构比较城市学的基础框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版）的第21~22页流露出深切的忧患，提出应以城市学或城市研究取而代之。另外一些学者则力图开辟城市规划学研究的崭新视阈，秦红岭的《城市规划—— 一种伦理学批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特别是李志明的《空间、权力与反抗——城中村违法建设的空间政治解析》（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值得首肯，前者对道德感、公正感的追诉令人肃然，后者广泛的西文涉猎、扎实的农村社会学功底令人叹服。而且，黄的导师吴良镛先生早就提出以人居环境科学取代城市规划学，甚至统摄大建筑学，她这本真正的拙著正是吴先生力倡之人居环境科学丛书之一。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城市规划学确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尽管，2011年3月，国家学位办把其从建筑学中独立出来，升为一级学科，更名为“0833城乡规划学”，但若不革命性荡涤其繁复纷杂的体系、空洞苍白的话语，城乡规划学定会重蹈城市规划学之覆辙，必然依旧庸俗势利，岌岌可危。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概论，蒋伯潜、蒋绍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版。 [2]十三经注疏(上、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版。 [3]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繁体竖排版)，全5册，阮元，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 [4] 礼记译注(上、下)，杨天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 [5]十三经清人注疏：礼记集解（全3册，繁体竖排版）， 沈啸寰、王星贤、孙希旦， 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 [6]礼记校注，陈戍国，岳麓书社，2004年5月版。 [7]礼记正义(上、中、下，竖排版) ，郑玄、吕友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版。 [8]礼记训纂(上、下) ，朱彬，中华书局 ，1996年9月版。 [9]礼记，李慧玲、吕友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0]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下)，方向东，中华书局，2008年7月版。 [11]大戴礼记解诂，王聘珍，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 [12] 礼记译解(繁体竖排版，上、下) ，王文锦 中华书局 ，2001年9月版。 [13]礼记讲读，吕友仁、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14]礼记训纂，朱彬、水渭松、沈文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15]中华大字经典：礼记•孝经，胡平生、陈美兰，中华书局，2011年2月版。 [16]仪礼译注，杨天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7]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繁体竖排版) ，郭璞、邢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18]尔雅译注，胡奇光、方环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9]古典名著聚珍文库•尔雅， 佚名、郭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版。 [20]小尔雅集释，迟铎，中华书局，2008年9月版。 [21]湖湘文库：尔雅集解(繁体竖排版)，黄巽斋、王闿运，岳麓书社，2010年9月版。 [22]尔雅：文词的渊海，徐莉莉、詹鄞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版。 [23]尔雅注疏(繁体竖排版)，郭璞、邢昺、王世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24]秦汉史，吕思勉，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 [25]秦汉史，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 [26] 元史(套装，全15册) ，宋濂等，中华书局 ，1976年4月版。 [27]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吴凤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8]元史研究，陈祖武、杨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9]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30]论语：中华经典藏书，张燕婴，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 [31]论语别裁，南怀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2]尚书译注，李民、王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3]尚书，慕平，中华书局，2009年3月版。 [34]尚书今古文注疏(繁体竖排版)，孙星衍、陈抗、盛冬鈴，中华书局，2004年2月版。 [35]尚书校释译论(繁体版)，顾颉刚、刘起釪，中华书局，2005年4月版。 [36]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37]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下)，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骆承烈，齐鲁书社，2001年4月版。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定稿 （备注：《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28日书品版头条曾刊发此文的精简版，题为《<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雠勘》，2232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