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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要表达中国经验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反映了文学界文化自信心的提升，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逐渐告别凌空蹈虚、日益贴近中国现实的发展趋势。这当然值得肯定。但如果仔细辨析这个口号，就会发现其中混杂的似是而非之处，不能不予以厘清。在我们看来，文学应该表现“中国体验”而非表达“中国经验”，这表面上的一字之差其实有着内在的巨大分野。 “中国经验”是近几年出现的“热词”，它的前身应该是新世纪之后极度叫响的“中国模式”，同义词还有“中国道路”、“北京模式”等，专门用于命名伴随着中国崛起而被理论界概括总结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与其相对应的是“西方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等等。很明显，“中国经验”在这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它有一个大致被人们认可的基本内涵。尽管“经验”一词原有的意思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和“亲身经历”，但在当前的特殊语境下，它与“中国”这个名词搭配所构成的新词组“中国经验”显然有了新的特殊含义。十八大政治报告里提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就是意指这个“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经济奇迹是举世公认的，因此“中国经验”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种高度抽象和理论化了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是否能够直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值得讨论。我们认为，号召文学表达的“中国经验”很容易产生误导，不如代之以表现“中国体验”，原因如下： 第一，概念化之虞。“中国经验”本来就是概念的集成，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归纳出来的理论模型，要文学表达这样的“中国经验”，把它作为文学的主题规范，很可能导致图解和演绎概念，产生大量概念化的平庸之作。这不是臆想和推测，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有些主旋律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之所以不受人们欢迎，干瘪乏味，缺乏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我们太急切于宣传和包装“中国经验”了；前些年文艺界热炒的塑造“国家形象”的话题后来只开花不结果，并没有出现多少让国内外读者和观众认可的能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其原因也在于这个口号本身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政府资助的形式制作这类文学和影视作品，生产主体本身就定位了这类作品的主题指向，作为文化“形象工程”，其概念化是先天注定了的。 第二，模式化之虞。“中国经验”是集体经验的归纳，强调的是共性和通约。提倡文学表达“中国经验”，很容易导致模式化。这些年很多表现当下现实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表达“中国经验”，这个“中国经验”在中国各地、各领域、各阶层是有共识的，因此无论何种题材，最终都是历尽艰辛的 “崛起”神话。现在的作家基本都职业化了，他们是在书斋里凭想象写作，跟现实很隔膜，要他们表现“中国经验”，他们会本能地把先入为主的“崛起”模式与本地报纸上宣传地方政绩的新闻报道相勾兑，打造成大同小异的主旋律作品。地方报纸宣传地方政绩的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各地政府也乐于资助这类为地方造势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下，大量同质化的雷同作品不可避免。 第三，虚假化之虞。“经验”一词尽管在词典释义上是中性的，但在口头上人们默认它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的知识技能，不好的只能称之为“教训”。“中国经验”当然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好”东西，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影响世界不是靠我们作为世界工厂生产出来的海量商品，而是引导中国迅速崛起的“中国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事实上，这些年来国家文化和宣传部门一直在极力推动“中国经验”的宣示和传播工作，把它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要表达“中国经验”，当然只能正面描绘，释放“正能量”。前些年文艺界提倡的塑造“国家形象”的口号，其实就是对“中国经验”的形象演绎，现在文学艺术界有许多国家资金扶持的创作项目，其目的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文学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使用，难免会弱化甚至取消文学的批判功能，很多作家为了获奖、为了获得国家资助，会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宣传口径，回避现实的复杂性，高唱廉价的“欢乐颂”。为了宣传而进行“文学造假”，我们以往不是没有这种教训，“高大全”的魅影我们不应该忘记。 鉴于此，我们提倡文学表现“中国体验”，这是因为： 第一，相对于“中国经验”的价值判断，“中国体验”侧重于审美判断，它才是文学的表现对象。体验是个体用生命去感悟，用情感去浸泡，是从事实中见出诗情，从经历中悟出意义。体验来自经验又超越经验，是对经验的美学提升，这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如果说“中国经验”是对生活事实的抽象，强调的是“真”，那么“中国体验”就是对生活形态的还原，强调的是“美”，“真”不是“美”，但“美”包含了“真”。文学表现“中国体验”，就是要在审美世界当中塑造一个感性的、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律动的中国形象，这个形象以她丰富生动的生命情态自身感染和打动受众，超越一切概念的干瘪和局促。 第二，相对于“中国经验”的共通性，“中国体验”更侧重于个性化。作为审美体验，它的个性化、差异性显而易见。不同的审美主体由于审美心理结构的不同，面对不同的事物会有截然不同的心理体验，即使同一主体，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中，面对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感悟。“中国体验”是无数中国作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对自己所经历的中国变化的独特体验，这种千差万别的个人体验凝结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就构成了气象万千、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岂是单一的“崛起”模型可以涵盖得了的？ 第三，相对于“中国经验”的宣传功能，“中国体验”更能体现文学全面的社会功能。“中国经验”既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不断深化中，“中国经验”也必然要不断扬弃和不断淬炼，因此，对“中国经验”采取固步自封的态度并不可取。即使“中国经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那也是宏观和总体而论，“中国经验”之中也应该包含“中国问题”，崛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盛世之下也有辛酸。可以这么说，正是无数个体的艰难奋斗拉升了我们扶摇直上的GDP，他们的生活不光有欢乐，还有悲伤和痛苦。“中国体验”来自于每个创作主体真切的生活感受，它是环境、经历、事实与作家生命体验的同一，是作家情感反应的自然流露，它以生活自身形态的丰富性和作家感受的真切性为“中国经验”的再总结提供鲜活的案例，它以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为中国崛起的主旋律奏响沉重的伴奏曲，在喜怒哀乐的文学世界里再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文学不光是唱赞歌，它以更全面和更持久的力量推动着现实的改变和中国的进步，以“中国体验”的真切和丰富对“中国经验”进行文学反思，是为了更光明的中国前景。 鉴于此，我们提倡文学表现“中国体验”，而不是表达“中国经验”。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中国经验”不是我们默认的“中国模式”，而是泛指中国文化，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何必要别出心裁地再造新词呢？因为“中国经验”在当前语境下是有特指的，以它来标示中国文化，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张浩文 陈海燕) 原载：《文艺报》2013年02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