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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者要运用脑髓 ——从止庵先生《夏志清的未竟之功》说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王鹏程 参加讨论

    止庵先生发表在《读书》今年第三期上的《夏志清的未竟之功》一文,对夏氏的中国现代小说及古典文学研究不吝溢美之词。当然,“观听殊好,爱憎难同”,但若只随个人好恶,“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罔顾客观事实,则很难谓之严谨与理性的学术态度。客观而言,包括鄙人在内的莘莘治中国现代文学及古典文学者,受益于夏氏不可不谓良多。但学者不是神仙,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的不少论断,抛开政治因素不言,学理上亦不乏检讨商榷之处,这点自《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以来争论不绝,学界周知,兹不赘言。
    止庵先生却说,他当年拿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口气读完,“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之后他“对这中国现代文学所发的一点议论,可以说都是受了这本书的启蒙。”见仁见智,这点无可非议。但下来的一段高论就不敢苟同了:
    除了书中那些精辟论述外,我的兴趣还在于这本书被大家接受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夏氏何以能够做到如此;而他人类似举动,如“排座次”、“写悼词”等,全成了笑柄。大而言之,那些只是私见,不能成为公论;夏著首先是“公正的论”,才能成为“公众的论”。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排座次”确有问题,但即使众所周知的“鲁郭茅巴老曹”的座次,虽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也有学理上的探讨和分析,有其历史的逻辑和价值的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怎能以“只是私见”、“全成了笑柄”一概否定!这种逻辑,非此即彼,实质是思想上的偷懒。这些年除了对郭沫若、茅盾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座次有所争论之外,鲁迅、巴金、老舍、曹禺的文学贡献及其地位谁又能轻易予以抹杀!再则,夏著也很难说全是“公正的论”。
    如夏氏认为,鲁迅对自己提出的“救救孩子”前后不一贯,“鲁迅违背自己的良知,故意希望下等阶级和年青一代会更好,更不自私。他对青年的维护使他成为青年的偶像。就长远的眼光来看,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的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这显然非持平之论,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是变化的。二十年代末他被现实撞醒之后,开始反思进化论,过去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杀使他纠正了进化论的偏颇。在《〈三闲集〉序言》中,鲁迅讲得很清楚:“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鲁迅在写这封信时,有人说他否定一切,笔下只有黑暗,是虚无主义者。鲁迅明确表示,自己并非虚无主义者,对于当时中国“的确是有一点的”改革变动之心,他是明察秋毫之末的;对于传统,他也“并未抹杀一切”。至于夏氏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则是对当时中国情境缺乏了解,以尺量重而已。
    对老舍的《四世同堂》,夏氏的评论以偏概全,不见舆薪,止庵先生也视为精彩之论,大段征引。夏氏说:“他所要描写的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我们读《惶惑》、《偷生》和《饥荒》时,愈来愈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使用,为那些汉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或者暴毙等等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的确,《四世同堂》结构上不够紧凑,拖沓冗长; 一些人物形象比较简单,不够丰满,但祁老人、祁瑞宣、钱默吟等饱满的形象足以使这部小说巍然站立起来。将其简单地概括为“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勇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恐怕失之公允了。举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与祁老人为邻的日本老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她不同于狰狞的侵略者,她的亲人也死于侵华战争,她起初怀疑战争继而痛恨战争,同情中国邻居们的不幸与抗争。虽然受到邻居们的误解乃至敌视,但她还是第一个把“日本投降了”的喜讯,告诉周围的中国人。老舍超越了政治和战争的界限,能够站在人类的高度,从人性的角度,反思这场战争带给中日两国老百姓的苦痛,不能不说具有博大的人类同情心和悲悯心。除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夏氏认为这是幼稚的爱国心,不知道何谓成熟的爱国心?)以及超越国界的战争反思之外,其对“国民性弱点”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对国难当头背景下胡同里小市民心态的摹写,不仅在那一时段,即使在新文学诞生以来,也是极为成功的作品。夏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可谓谫陋。
    止庵先生的痴癫诳语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鲁迅在《拿来主义》中的忠告,拿来主义者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对于学者而言,如果没有辨别反思的能力,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时间长了,不说别人,恐怕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了。
    原载:《文学报》2014年7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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