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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日渐边缘化，影响力在减弱，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因素，有现实的因素，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自身的问题。为了改进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里主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做些初步分析。 一、重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核心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先前文艺理论的质的不同，是发生了哲学根基的变革。它除了价值取向的更移和范畴术语的变迁外，最根本的是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应用到了文艺学说当中。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1]这句话可以看作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的一把钥匙。这句话中的“唯一”、“自觉的辩证法”、“拯救”、“运用”、“历史观”等字眼，清晰地表明了经典作家是将辩证法和唯物论注入自然和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希望使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既然文艺学是科学，那“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2]。既然文艺学是科学，那就“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活力，才能有效地解决各种文艺理论问题，而避免掉进教条主义的窠臼。 可是，多年来我们相当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是从辩证法出发，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也不是从总体观出发，而是从传统的文学理论套路出发，从零碎的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出发，从个人主观营造的结构系统出发，像“编花篮”一样，把一些彼此不搭界、不联系甚或观点悖谬的言论组合到一起，甚至人为地设置出十几个或几十个“这个论”、“那个论”，“这种性”、“那种性”；或者像“梳辫子”一样，把各种角度、各个层面的意见强行地组织到文学本质、文学审美、文学形式等问题的研究中去，追求体系化和面面俱到。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的功能削弱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辩证法以及“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属性也就被忽视了。这种研究，从根本上忘却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方现代文论的区别，放弃了它特有的立场和问题域，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变成了一种“八股”式的、“开中药铺”式的教条。这一做法，在当初刚一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候情有可原、可以理解，但在人们已普遍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并熟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情况下，再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就缺乏严谨意识和负责态度了。 由于忽视辩证法，不难发现，文艺理论上就产生了所谓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区分，产生了所谓“自律”和“他律”的区分，产生所谓“思想性”和“审美性”等的区别。这样一来，不管人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摆在其中哪种研究里，都是有局限、不准确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这些都是对立统一的存在。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讲过:“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5]文学艺术无疑属于“自由的系统”，既然是“自由的系统”，它就注定符合“公转”和“自转”(“他律”和“自律”)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原则。“单打一”地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有片面性，都会犯机械论、庸俗社会学或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毛病。有学者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忽略它探讨文学问题的学理基础，忽视它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展开理论研究，就可能淡化、模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特质，导致理论研究的一些“盲点”，阻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亦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6]这个见解是切中肯綮、很有道理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随便搭摆的“积木”，不是任意拼凑的“七巧板”，不是什么都可往里面装的“箩筐”。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不能搞繁琐哲学，也不能搞形式主义。按照个人意图排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必须恢复和张扬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精神，否则，如果依然在现有的某些体系模式和论述格局中“打转转”，那么，不但会失去群众，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感。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做法，真可能像英国学者贝尼特所说的，其结果倒变成“马克思主义批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缺乏马克思主义”[7]的局面。而这种情形，我们是不难在某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看到其影子的。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同西方学说结合的得与失 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在实践中推进和发展，要走中国化的道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种发展，这种中国化，必须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观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把“发展”或“中国化”当成传布西方各式现代学说的途径和口实，动辄就将马克思主义文论同现代西方文论、“西马”文论组合、嫁接起来，那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势必会走到斜路上去。 近些年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些曾经搞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人也言必称西方，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意无意地与当代西方文论相“融会”，其结果就是西方文论变成了当下文论的主宰，马克思主义文论则被当作“陈旧”、“过时”的东西。这类研究还有个特点，即依旧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牌子，依然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风气，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入是极为不利的。 客观地说，在文论研究中发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某些曲解或误读的现象是正常的，在“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个别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把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任意放大或缩小，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简单等同于“现实主义”，把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当作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等等，这些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但令人忧虑的一面在于，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理论的铠甲，以为披上就可以自我保护、横冲直撞；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化妆的脂粉，以为涂抹上就可以掩饰是非、遮盖缺欠。既然声称自己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成果，那就应当名副其实、表里如一，绝不能鱼目混珠、以假乱真。记得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8]显然，无端地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加添一些该理论体系中本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成分，是不妥当的。 可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在业已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里面，来源自解释者和阐发者自己建构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这其中当然有符合或接近经典作家本意的诠释，但也有不少诠释掺杂了作者自己的演绎和理解，有些演绎和理解是明显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轨道的。不妨套用美国哲学家罗蒂的话说:这些知识与其说是传递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还不如说其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关系，即解释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关系。[9]就此而言，可以说无论诠释者主观意愿如何，这些理论在客观上对理解什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能会产生彰显和遮蔽并存的效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待西方各种文艺学说，应当是“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10]的关系，应当是加以改造后才能有所吸收的关系，而绝不是所谓“暗合”、“融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彼此启迪”的关系。如果不正视和承认这一点，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人为地与西方各种文艺学说“合并了同类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有的解释世界又改变世界的属性也就被阉割，其理论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界限也就被抹煞了。我们看到，“审美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生存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实践本体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基于这种情况，正确的主张还是应重提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注意“回到经典著作文本”、“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并把马克思郑重倡导的“诚实研究”[11]作为共同的法则。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的认识进入科学的语境，才能为文论的“中国化”建设提供一个更接近科学的平台。今年年初去世的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这样说过:“千方百计地读懂和理解所读的经典性著作，是做学问的基础性功夫。”“一定要弄懂原著的思想再对它作评价或引申，切忌望文生义，尤忌掐头去尾”，“决不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理解所引证的经典作家的话”。[12]这是他的经验之谈、肺腑之言。黄楠森还谆谆告诫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中国化、是创新，但是一方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13]我们不能借口“创新”，借口“中国化”，就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个教训我们是不能不记取的。 三、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庸俗化的不良学风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观点与学说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严整性和彻底性，而不是由各式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可以分割的折中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掌握劳动阶级的干百万人的心灵，是因为它依靠了人类在先前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并使自己的结论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它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还是很年轻，它还在发展变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须得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贝成果被遗忘”[14]。这是起码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像经典作家那样能够成功地从各种唯心主义文艺观的“粪堆”中啄出唯物辩证法这颗珍珠，而是像有的论者那样把这颗珍珠通过“模糊”、“融合”或“遗弃”，把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埋人唯心主义文艺观的“粪堆”，那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人民群众把它当作冠冕堂皇的谬论、当作冒充时髦的垃圾无情抛弃掉的时候，也就为期不远了。 因之，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个学风问题。当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结合的时候，需要反思这种结合诉求对准确理解和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需要注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和知识系统中来领悟经典作家的思想内涵和学说特征，绝不能把它变成怎么阐述都行、怎么拿捏都通、怎么与非马克思主义融合都成的大杂烩。非如此，则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潜在功能和现实价值。 与学风有关，目前有种倾向，那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性，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认为它解决的只是立场问题和政治的问题。譬如有学者认为，搞文艺理论研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要坚持学理的原则。这种“双原则”的提法，表面看很全面，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学理，它的原则与学理原则也是两回事。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的学术性给否定了。再如，有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只是“人类世界”，“人类世界”之外是否存在物质世界是个没意义的“伪命题”，“实践”才是世界的本体。这种意见，显然把实践夸大成了世界的本体，而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发生对立。“还有论者进一步提出，实践就是人的存在，它包括人的一切活动，而且主要是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这样实践本体论又变成了‘人的存在本体论’或‘实践存在论’，世界的本体被归结为人的存在，特别是人的精神性存在。”[15]不难发现，这种否定物质本体论的要害在于否定唯物主义，否定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以这种本体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无疑是不妥当的。如果以这种“实践本体论”为指导来研究文艺学，那是很难获得科学的成果的。 以上就是存在的问题所在，我们不能再把这些问题带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改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风。怎么改进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再不能“有三两染料就要开染坊”了，再不能鹦鹉学舌地跟在别人后面把马克思同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轻率地“组合”了。在结束此文的时候，我们不妨再倾听一下德里达的意见:“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16]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参见孙文宪《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一文，见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4月编《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27-129页。 [7](英)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见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 206页，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参见（美）罗蒂等:《〈语境中的哲学〉导言》，见贺照田主编:《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 (下册)，第217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13]《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黄楠森韦建桦对话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6)。 [14]《列宁选集》，第2卷，第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田心铭:《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心主义》，见王东、徐春主编:《21世纪哲学创新宣言》，第11-118页，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3。 [16](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21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