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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将精心挑选的民间爱情诗歌抄写下来送给热恋着的燕妮，并多次谈到民间文学问题。恩格斯对德国民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与考订，投入相当精力研究民间故事，关注民间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与文化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密切相关。民间故事书中所具有的纯洁的思想性、特有的幽默感、丰富的想象力都深深吸引着他们。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的研究与他们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度相比较，显得比较薄弱，二者极不相称。刘锡城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是国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的较早的一篇论文，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开创之功。文章重点探讨了马恩是如何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民间文学与艺术起源、民间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受压迫阶级的民间文艺的价值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尤其强调民间故事在社会革命中的价值与意义，“总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真实反映，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看到了并广泛地运用了民间文学的深刻的人民性和革命性，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驳斥论敌、抨击当时的社会”①。我们不否认这样的阐释与评价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研究的实际的，诸多文献资料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民间歌谣、故事(特指工人阶级的作品)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但随着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在文学研究的学科交叉趋势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对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的研究在方法与视角上都应有新的开拓与进展。 本文重点从社会文化批判与生态学的角度，尝试立足于基本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间文学思想作出新的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热爱和重视和其对时代的文化精神乃至审美状况的关注直接相关，具体而言，他们是把民间文学与处于“异化”状态中的资本主义艺术相比较从而肯定其价值的。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文化批判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并具体实践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一般被认为是政治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有文化批判思想也是有失偏颇的。而且，他们以之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为后来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艺术的批判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在对资本主义及其艺术生产的强烈批判中，彰显出他们对民间文学及其赖以生存的民间文化优秀成分的肯定。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有一段文字非常具有代表性：“工业发展的成就从整个德国来说具有极其阴郁的、异常沉闷的性质，而这些成就也席卷了杜塞尔多夫，因此，我能够想象得到，乌培河谷的空虚和烦闷现在也笼罩了杜塞尔多夫。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将驱散空虚和烦闷，重新唱起三十年前人们在米兰唱过的一首古老歌曲：如今，如今，永远是如今；如果我们如今开怀畅饮，那我们当即就把钱付清！”② 接着，恩格斯幽默地补充道，“为畅饮付钱的应当是资产者”。在这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技术的日益发展在精神层面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表达得形象而深刻；对古老歌曲的引用无疑表现出恩格斯对充满诗意的民间生活世界失去的遗憾和对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向往。 在对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及其艺术进行批判的同时，近于完美的堪称“范本”的古希腊艺术，充满着泥土气息的民间故事都或隐或显地成为马恩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摧残艺术发展的重要参照。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与生产目的角度研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及其特点，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特别关注。他们的出发点是探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利于真正艺术的发展，为理想艺术的产生寻找途径。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已经不是为了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要，而是为生产而生产，劳动过程服从于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本身扮演着极卑微的角色。艺术劳动成了资本家投机的对象，艺术成了牟利的工具，艺术创造的主体精神自由受到极大限制。马克思把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劳动者称为“生产劳动者”。为说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艺术家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残酷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以古代艺术为例阐发并证明其观点，其中多次涉及古代神话及民间诗歌与故事传说。据统计，单就《资本论》而言，马克思引法国谚语1次，希腊、罗马、德国古代神话传说14次③。 在马恩之前，黑格尔曾对古希腊艺术发出过由衷的赞叹，称颂古希腊世界是“美丽自由的王国”，是“最优美的世界”，希腊性格的中心是“美”的个性，古希腊艺术家正是将这种美的形态用大理石和绘画表现出来，希腊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艺术，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生活在自觉的主体自由和伦理实体的这两领域的恰到好处的中间地带”④。黑格尔如此推崇古希腊艺术，并指出希腊艺术辉煌的时代一去不返，是明确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的“异化”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艺术的高度评价与黑格尔有一致之处，同时，他们对古希腊艺术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原因的分析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推进。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等角度指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存在不平衡的现象，进而有力地击破了当时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错误观点。这些观点按照线性的历史发展观解释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现象，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寻找依据。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著名观点，接着指出“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⑤。马克思的意思是《伊利亚特》作为古希腊的伟大的民间艺术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只出现在古希腊这个特殊的时代，进而说明精神生产的繁荣与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我们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马克思是从与资本主义艺术相比较的角度赞扬古代民间史诗的。 在对古希腊神话的魅力做出研究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他民族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也非常关注，同样发表过极为精彩的文字。恩格斯对古爱尔兰史曾有过浓厚兴趣，他发现，学界对爱尔兰的历史研究较少，实际情况是“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及法律汇编”⑥。这些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年表从史前开始，其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经过9世纪和10世纪诗人的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加以整理。恩格斯注意到了这些民间传说对研究古代民族文化的文献价值，尤其对爱尔兰《尼亚耳史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尼亚耳史诗’是在那次战争结束近一百年之后在冰岛写成的：爱尔兰的年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当时人的叙述。这两种史料彼此并无联系，可是两者不仅在要点上完全符合，而且还互相补充。”⑦《尼亚耳史诗》是13世纪末根据口头传说与古老文献资料记录下来的，史诗中有两段插曲：其一是10世纪和11世纪之交基督教传入冰岛的历史，其二是诺曼第人和爱尔兰国王安·博卢作战的叙述。恩格斯指出，后者是研究11世纪爱尔兰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爱尔兰人在1014年战胜诺曼第侵略者的可靠史料。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民族民间神话及传说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 同样在谈到爱尔兰历史时，恩格斯从一首写于公元1000年的民间诗歌中发现“斯堪的那维亚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涉及爱尔兰的诗句为： 我们挥动利剑，旷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我们挥动利剑，早晨发起一场游戏—— 在林赛迪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鹰隼与饿狼争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鲜血像潮水泛滥海堤。⑧ 恩格斯认为，通过史诗等艺术形式发现文献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其他民族史研究中也普遍可见，“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⑨。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重视不仅仅停留在其文学自身层面，他们从更多样的视角挖掘这些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宝贵文学资源，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撑及新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古代民间文学的多元魅力更加显现出来。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观照民间文学与文化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当下意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以三大社会形态为背景考察人的历史演变：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三大社会形态”。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类刚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生产力极低，社会分工还没有出现，出于共同合作的需要，每个人都要参加生产活动、艺术活动、宗教活动等，个人相对于分工出现之后而言“显得比较全面”，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丰富性”。随着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分工的出现，人的“原始的丰富性”受到破坏，“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⑩。分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作家、艺术家越来越受到局限，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马克思说：“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12)正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分工之下人的片面发展及艺术成为商品的时代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对处于“原始的丰富性”时代的创作给予较高评价。在他们看来，在这一时期分工尚没有达到后来的那么精细，人处于比较全面的发展阶段，因此，作为民间文学的艺术创作自然会展现出人的一定的自由而充分的个性发展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即生态视角。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发现民间文学与文化中的“自然”，既是他们鉴赏、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维度，也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异化”现象批判的一个重要参照。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正如曾繁仁先生所指出的：“生态审美观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崭新形态的审美观念，是在资本主义极度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矛盾极其尖锐的形势下，人类反思历史的成果。如果说活跃于19世纪中期与晚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这一理论形态，那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对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已有所分析和预见，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且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分析与预见的深刻性同样是十分惊人的，从而成为新世纪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生态审美观的极其宝贵的资源。”(13)马克思、恩格斯从生态视角出发审视民间文学，揭示出了这一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蕴含的现代价值。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非常明确地对“自然界”给予充分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有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觉意识：“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4)在过去的研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或多或少存在误解，往往过多地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忽视了他们提出这一思想的重要前提，即，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界之特性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解，马克思强调人的活动是按照“内在尺度”进行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6)。对于“内在固有的尺度”，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从生态的角度看，就会发现马克思这段文字中充满着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所谓“美的规律”，一方面，包含人类自身的需要，也就是“善”，是“合目的性”；另一方面，还必须“合规律”，在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如何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等其他著作中也有多处精彩的论述。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7)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需要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也要随之扩大，但所有这些必须基于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之上，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人不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也绝不是任意妄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的社会发展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联邦德国的A.施密特对马克思所做的研究的一些观点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但他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探讨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生态观念富有启发意义。他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性质”。“自然”是“社会范畴”，反过来，社会也是“自然范畴”，自然和人、自然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在各个地方都相当清晰地肯定了物质自身的运动。他并不否定物质自身的规律性，他理解到只有通过作为中介的实践，人才能认识并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的运动形式，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本质。在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辩证法的运动，并不排除自然规律的作用。”(18)因此，“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等理论命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智慧，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乃至整个自然界的无比尊重，这些思想也构成了人类生态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他们还特别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有着极强的环境意识。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同人类无关的外部世界”观点时，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工业的发展已使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甚至连鱼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本质——清洁的水。他指出：“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它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19) 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不难发现他们对环境遭到破坏所产生的深深忧虑：“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0)工业化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的明显分离，这种分离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1)。马克思、恩格斯赞赏民间文学对自然的态度及作品对自然的描写，恩格斯在评论德国民间故事书时就曾指出：“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书虽然语言陈旧、印刷有错误、版面拙劣，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平常的诗一般的魅力。它们把我从我们这种混乱的现代‘制度、纠纷和居心险恶的相互关系’中带到一个跟大自然近似的世界里。”(22)恩格斯在这里表现出对民间故事的由衷喜爱，在他看来，甚至它们陈旧的语言、错别字和显得有些蹩脚的版画都散发着别样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肯定民间文学价值的原因还在于，民间文学所建构的“世界”对处于“异化”状态中的现代人而言能够满足对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追求，民间文学中的“自然”往往是纯洁的、纯粹的，没有被外力所破坏的人们诗意生存的理想之所。 恩格斯曾盛赞古代诗人对西西里岛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歌咏：“西西里岛的古代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曾经歌颂了他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23)恩格斯说，“大自然把西西里岛创造成为人间天堂”，作为大自然的馈赠，它曾是人间天堂，但是，随着阶级产生、分工出现，自然遭到破坏，“古希腊罗马时代为了经营大地产和大矿场而赏给了西西里岛一个奴隶制”，这曾经非常美丽的地方“变成了地狱”(24)。因此，接下来，恩格斯感叹道：“能不能找到一个现代诗人，敢于歌颂今天西西里岛‘自由’劳动者的田园诗式的生活呢？如果这个岛的农民能够在哪怕是罗马对分租佃制的沉重条件下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难道他们不会感到幸福吗？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自由人在怀念过去的奴隶制！”(25)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肯定人的健康的具有自然本性的身体及人的“肉欲”，也是生态思想在民间文学中的体现。格奥尔格·维尔特作为一位民间的无产阶级作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维尔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对大自然表达出内心的热爱：“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维尔特刚从那里回来)如果我们有你的美丽的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该多么好啊！但是连这个也没有！除了凄风苦雨和熏肉之外，什么也没有！”(26)恩格斯看到这封信后对之大加赞扬并与海涅、歌德做了比较，肯定他们在表现人的自然情欲方面的贡献：“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27)恩格斯没有忘记“批判”，接着批判“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市侩与虚伪，“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的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那样”(28)。这里，恩格斯从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角度提出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要求。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独特的视角研究民间文学，提出宝贵的民间文学思想，时至今日，它们仍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 注释 ①刘锡城：《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草原》1963年第2期。 ②恩格斯：《恩格斯致泰·库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8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③杨柄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下卷，第49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④[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第16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⑤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⑦⑧⑨恩格斯：《爱尔兰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50页，第569页，第565—566页，第57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⑩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2)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曾繁仁：《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审美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4)(15)(16)(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页，第161页，第162—163页，第22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8)[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9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9)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2)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3)(24)(25)恩格斯：《致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57页，第557页，第557—55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6)(27)(28)恩格斯：《格奥尔特·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8页，第9页，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