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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老舍先生出生于中国境内一个特定的民族——满洲。他降生的时候，“满洲人”、“旗人”，是世间对他所隶属族群的称谓；到了晚年，国家及国人则一律称呼他的民族为“满族”。 老舍没有赶上民族前辈的荣耀时光。他的曲折人生，适逢本民族历史上罕有的命运大跌宕。而他偏偏又是一个在民族问题上既敏感又有心的文化人。 世上每个人，无论是否愿意与理会，都有各自的民族落脚点，都有各自的民族观（亦即对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整体认知）。老舍是20世纪中国来自非主体民族的杰出作家和文化名人，在检读他的毕生创作时，会发现，其关涉于身边——既有国内、也有国际——民族问题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 其中透射出来的民族观念，也是自觉的和有价值的。 我曾在2006年中国聊城召开的“第四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论文《老舍民族心理刍说》 。文章结尾谈到：“老舍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其自我民族的坎坷遭逢直接相关，他的民族观却闪现着跨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老舍，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老舍的民族观，当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 老舍对自身的民族观，平生不曾做过公开的和系统的宣示，这是他先后所受民族歧视及政治高压的制约造成的。关于他的民族观，我们只能由其相关书写的字里行间，来索隐探赜。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多民族兼生互动的基本格局。满洲民族在历史悠久的封建时代帝国政坛上，乃是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虽然在清朝出现以前，汉族之外的诸少数民族在这片国土上，已经建立过或局部或全局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合计有六七百年之久，作为国家主体民族（或称核心民族）的汉族，面对边地异族满洲人的遽然崛起中原定鼎，还是表现了强烈的情绪反弹。——汉民族本是思想传统极其稳固的一个文化民族，自春秋时代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的问世，到西汉年间儒家权威著作《礼记》中对“‘华夷’五方格局说” 的阐发，其对待周边民族关系的基本理念大致定型，且影响深广。 清代虽系满洲人执政，除去一始、一终两个阶段，大多数时间还属于国内民族关系处理比较好的过程。清初，汉满民族矛盾的激化，缘起于边地民族向核心民族争夺大统，双方的规模型流血拼争是个必然的现象。然自“康乾盛世”起，满洲与汉族等各民族的关系趋向和缓平稳，域内诸族群赢得了较长时期的和谐共存、友好相处，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也由此奠定雏形。而及至清末，满汉之间的矛盾又骤然升温，主要是出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推翻封建帝制的需要，以中原传统“华夷之辨”“驱除鞑虏”的种族撕裂口号来动员社会，比用“民主共和”精神去开启民心，来得便捷。 民国年间，是满人难为社会所容的时期。虽然国家形式上标榜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说词，主体民族各阶层对满洲人众口一端的丑化与伤毁，却使满人普遍无法以正当民族身份立足。 老舍民族观的发轫与形成，跟满洲民族的既往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与视野，关系很大。他的早期作品《二马》《小坡的生日》，中期创作《国家至上》《大地龙蛇》，直至晚年书写《茶馆》《正红旗下》……无不映衬出这一烙印。在所撰体现中华各兄弟民族通过抗战来创建新型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的戏剧《大地龙蛇》之序言里，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我所提到的文化，只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我个人所看到的抗战情形，就我个人所能理解到的文化意义，就我个人所看出来我国文化的长短，和我个人对文化的希望，表示我个人一点意见，绝不敢包办文化。” 老舍形成自己早期民族观之际，以北京为重心的都市满人正在遭受民族歧视的挤压。他们为本民族先辈近300年的入关主政，背负起重重骂名，既不敢怒亦不敢言，只能默默承受历史的惩处。老舍也不例外。 满洲民族是在老舍初识社会与人生之际，一举跌落的。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的地位互换，对倒运一方的命运冲击和心理冲击，自会剧烈与持久。老舍咀嚼了这一族际关系变迁带来的切身感触，但无法表露。 谁也想不到，他会将这番深刻的心理咀嚼，首先以两部表现中外民族关系的长篇小说——《二马》和《小坡的生日》，来回馈于社会。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去写满洲人的现实遭逢与心灵体验，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做不到。他却找到了可以包容人类心灵通感的文学，作为折射自身民族社会感受的放大视屏。在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首席强国英国人面前，中国人也是地道的弱势民族。老舍对此颇多感触，就把他一向以来对于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彼此关系的若干思考，写入《二马》。而《小坡的生日》，更进一步地抒发了他内心对民族关系所怀抱着的良好憧憬。 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老舍依然未能获得明了地大篇幅书写满人题材的社会条件，他只能继续委婉地去触及该题材。不过，至少有两个难得的机遇，即《国家至上》和《大地龙蛇》的戏剧创作活动，有限地成全了他展示个人民族观的冲动。 50年代以后，老舍生活在国家民族政策较前出现根本性变更和国内民族关系相对宽松的氛围中。但是，他仍旧得顾及全民性的民族理念滞后、国家政治气压持续上扬的局面。此阶段，作家通过话剧《茶馆》、小说《正红旗下》等创作，以及某些社会及文化的议事场合，将自己的民族观阐释，做出了新的推进。 老舍民族观之核心理念，便是主张和宣扬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好。他的全部涉及国内、国际民族问题的著述，都在诉说这一理念。他一生中所有关乎民族问题的社会活动，也都体现着这一理念。 晚年出手的《正红旗下》，只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开端，却凸现了老舍满洲民族先天自在性的族籍归位，与他平等友好对待周边民族的后天自为性的思维抉择。清代的北京内城是旗人们的驻地，17世纪中期八旗兵在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后，享有“首崇满洲”的社会地位。老舍着力写出了自己一家人，虽说拥有 别的民族位置，却突破民族囿限、捐弃文化芥蒂，毫无偏见地去跟汉族、回族等“民人”在同一时空下相濡以沫地生存。 为了显现作家自身的民族观，小说讲述“我”的“洗三”时刻，虽有许多族内的亲朋前来祝贺，“假如一定要问我，有什么值得写入历史的事情，我倒必须再提一提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他也来了，并且送给我们一对猪蹄子。”“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因为呀，他是汉人。” 而办“满月”时金四叔前来，更是特别地要追补一句：“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是受到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 这部小说，多取娓娓道来方式，却绝无一处可归于闲笔，尤其是涉及到不同民族的人物出场，尽是如此。 清廷曾经对不同民族分而治之，不希望旗人和别民族接近。但在满洲下层心里，人是按社会贫富地位划分的，“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 小说里的青年满人福海，坚持友爱着各族群众，为搭救蒙难的汉族朋友四处奔波，他对朝廷有点儿离心离德，与义和团民王十成——要“叫皇上也得低头” 的一个汉族农民——却交上了过心的朋友，还想要互认师兄弟；身为旗人的福海，同情十成们的反抗行为，在朝廷压制义和团的态势底下，他到底应当向着本民族当权的朝廷还是向着汉族农民十成？实在是又矛盾又紧张。他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是非判断，对十成说：“我是旗兵……不能自主！不过万一有那么一天，两军阵前，你我走对了面，我决不会开枪打你！”这便是满族作家老舍所首肯的封建时代“统治民族”内有理性有良知的成员，处在民族关系复杂的情境中，对待民族问题的明确选择。小说写到后边，连定大爷那般上等旗人，也表示愿意出手替汉族小人物纾难解困，更加证实，在作家心里，认可和赞同满洲各个阶层，都来把汉人当成自己人。 小说描绘回民金四叔与旗人“我”家的交往，举重若轻，轻松而又严肃。 假如大家觉得定大爷是自天而降，对金四把的来到却感到理当如此，非常亲切。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民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得极为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作“佐领”，他却偏说满语。因此，大家对他的吃上一份钱粮，都不怎么觉得奇怪。我们当然不便于当面提及此事，可是他倒有时自动地说出来，觉得很可笑，因而也必爽朗地笑那么一阵。 他送来两吊钱，并祝我长命百岁。大家让座的让座，递茶的递茶。可是他不肯喝我们的茶。他严守教规。这就使我们更尊敬他，都觉得，尽管他吃一份钱粮，他可还是个真正的好回回。是的，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教规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我母亲甚至提议：“四叔，我把那个有把的茶杯给你留起来，专为你用，不许别人动，你大概就会喝我们的茶了吧？”四叔也回答得好：“不！赶明儿我自己带个碗来，存在这儿！” 作家把满、回民族下层，在清末京师生活间的和谐气氛，写得如此真实可感。这两个地位迥异、习俗有别而且相互“隔着教”的族群，要于同一社会场景下面真诚友好地共处，殊为不易；但是，老舍却坚定而乐观地认为，只要双方都有互敬互让的火热心肠，这事再难，也做得到。 老舍一贯反对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这都是他的态度。 《二马》充分揭露了西方英人对东方华人的傲慢与偏见。“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些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统和报告。”“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20世纪40年代后期，老舍去美国讲学写作，遇到的几件事，也教他心生愤慨：他到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参观政府为土著印地安人圈设的“保留地”，只见满目苍凉凄惨的景像，贫困的红种人孩子们，围着客人兜售自制的土陶器皿，以便糊口度日；他和朋友在大饭店请当地的黑人作家吃饭，餐厅门前竟然高挂“禁止黑人进餐”的招牌；他在纽约某餐馆就餐，眼看一对黑人男女坐下近半个小时，没有一位服务生去理睬他们。从来就最厌恶民族歧视、种族迫害的老舍没法容忍，他多次向周围的人们，义愤填膺地谈起这些。 清代，满洲是中国的统治民族，老舍出生在该民族，却在《正红旗下》等作品里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同情弱势族群、谴责族际欺压的主张。 《正红旗下》触及满、回民族关系的话题，意蕴深远。在这部作者与题材都呈现满族属性的作品里，明明白白地写道：“在北京，或者还有别处，受满族统治者压迫最深的是回民。”“我不明白，为什么皇上们那么跟回民过不去！” 这样的话，背后无疑是隐藏着某些人们忘不掉的清代隐秘。由此，可以体会老舍民族观的涵盖。在不同民族各个时期的交往过程，因为互异的文化传统、利益追求和价值观念，总会造成一些痛苦事端，当某个大的历史画面行将隐去或者已然隐去之际，有胆气有见识的民族成员，尤其是曾经的强势民族成员，应当有其必要的交代与检讨。这是民族关系朝前拓展的前提。 对于辛亥鼎革过后满人因民族歧视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在作家生前并不是方便陈述的，老舍也还是在作品中，些许地透露了相关信息。《茶馆》第二幕，进入民国初年的松二爷，虽说是能写会算，却照样因找不到工作而穷困潦倒，他向故友倾诉：“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明代——清代——民国，满洲群体由弱转盛，再由盛至衰，宿命般的大起大落，教会了其中一些人，学会冷静地去看待民族问题。清代后期，满洲小说家文康的长篇《儿女英雄传》，描写到旗民关系内容颇多。小说以旗人安家为叙事核心，涉及到京师外埠的两户民人——张金凤及其父母、邓九公及其一家。文康调用大量温热的笔墨来书写他对汉族“草根”阶层善良、正派、豪爽、慷慨性情的好评。河南农户张家，跟京旗官宦安家结亲且一处度日，不仅族属互异，生活习俗差别更甚。两家人相处却十分融洽，这取决于安家随和宽松的态度。书中写道：“那张老夫妻虽然有些乡下气，初来时众人见了不免笑他；及至处下来，见他一味诚实，不辞劳，不自大，没一些心眼儿，没一分脾气，你就笑他也是那样，不笑他也是那样；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转都爱他敬他。虽是两家合成一家，倒过的一团和气。” 安、张两家的“两好合一好”体现的了旗、民双方的互敬互爱平等相处，而安学海与邓九公的相知相携，则又展示了不同民族心灵的共振。安未见邓，即得知邓有急公近义的善行，邓没与安谋面也已仰慕这位“‘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二人相逢片刻便义结金兰。小说中旗、民交往的书写，显示出文康期望异民族友好相处的殷切愿望。通观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创作，含有如此描写的大型作品是很罕见的。透过《儿女英雄传》表现清代旗民和睦的情节，会感受到其文笔的真实性和规箴的赤诚程度。《儿女英雄传》还有一处描写：安家像《红楼梦》中贾府似的，有些长期跟随他家的“家奴”，其中有位长姐儿是多年来的丫头，当安骥被外派的时刻，有“漆黑的个脸蛋子，比小子倒大好几岁” 的她，成了安骥“收房”纳妾之人选。安太太想到这丫头的出身便顿生迟疑，原来，长姐儿的前辈是身为清初战俘的“贵州苗子”，她是有苗族血脉的安家“家生女儿”。“老爷道：‘太太，你就不读书，难道连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两句也不曾听得讲究过？……我看长姐儿那个妮子，虽说相貌差些，还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赏罪人之子何伤，又岂不闻罪人不孥乎？’” 一番话语化解了太太的迟疑。清代满族当年是来自偏远一隅的蒙昧寡民，常遭人们讥诮，当他们视野开阔了，才知道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也就用启用一视同仁的眼光，去看待身边其他民族。 老舍的民族观，接续和继承了清代本民族在相关方面的明智思索和正向积累。虽然其民族观，是到了民国年间满洲民族倒运之后，才逐渐完成和体现出来。人们莫要以为，满洲人也不过是莽莽撞撞地进了关，混混沌沌地又垮了台，没有什么太多太深的社会思考。 老舍把持不良方式对待民族关系可能造成的后果，看得相当严重。《二马》中借跟华人老马产生感情又终于未敢跨越雷池的英国妇人温都太太之口，说了几句心里话：“至于你我，没有阶级的隔膜：可是，种族的不同在其中做怪！种族比阶级更厉害！”“人类的成见，没法子打破！你初来的时候，我也以为你是什么妖怪野鬼，因为人人都说你们不好吗。现在我知道你并不是那么坏，可是社会上的人不知道；咱们结婚以后还是要在社会上活着的；社会的成见就三天的工夫能把你我杀了！” 随后，恋爱着温都夫人之女的马威，也依例败下阵去，同样晓得了：“世界是个大网，人人想由网眼儿撞出去，结果全死在网里；没法子，人类是微弱的，意志是不中用的！” “种族比阶级更厉害！”——老舍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把民族（种族）间的关系，看得比阶级关系更郑重更冷峻。这一观念恰当与否，不是此文承载的话题。笔者感觉，此种看法并不离开真理太远。来看看老舍辞世半个世纪后的当代，世上阶级之间苦斗与追杀的硝烟多已散尽，民族问题却依旧在死死纠缠着我们人类。 老舍倡导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爱，他认为，通向这一愿景的必经之路，便是各个民族之间去积极寻找情感的共鸣与文化的互敬。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紧接着《二马》的一部长篇。离开了民族偏见令人不爽的英吉利，来在多民族杂处的新加坡，看到“街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各种各色的小孩” ，他心怀感动，来了灵感。小说写的是当地儿童的故事。名叫小坡的华侨男孩，生长在新加坡，像许多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孩子一样，热爱这片多民族共有的美丽土地。小坡和妹妹仙坡，还有祖籍中国福建、广东的小朋友，以及印度血统和马来血统的儿童，彼此特别要好，他们有各自的语言和习性，却能用“南洋的‘世界语’”马来话相互交流。小说描写小坡手中一块红绸子的妙用，把它或裹在头上，或围在腰间，或戴上头顶，可以分别活现出印度人、马来人和阿拉伯人的服饰特征，这让读者看到，在新加坡，东方各民族的人们是怎样亲近生存和彼此了解。新年到了，人们不分人种、不计肤色地共同狂欢： 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得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像天下真的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基督教堂的钟声当当的敲出曲调来，中国的和尚庙奏起法器，也沉远悠扬的好听。菩萨神仙过年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定是抿着嘴，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和和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 与其说这是老舍对新加坡年节喜庆的忠实记录，毋宁说是作家对心中理想图画的纵情点染。老舍由幼及长，从东方到西方，见惯了民族和种族间的不和谐，更为切身承受民族与种族偏见而郁闷。此刻的新加坡，还构不成一切民族共同繁荣的乐园，老舍写《小坡的生日》存心不写一个白人，连当地的日本人也予以回避，就是为了能够舒心地展示这幅理想图画。作家笔下也略微点到不同祖籍的华侨尚存些许隔阂，又对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愚昧散漫做了含蓄褒贬，但是，他还是借助华裔儿童的体验，将各民族的相互认可、和睦共处，置放在跨越一切差异的位置高声礼赞。这欢快的笔触，坦露了作家向往世界上各民族突破社会与文化藩离，彼此尊重、赤诚相处的心迹。 世上所有已知民族，无不以各自特有的文化形态为生命支撑。在老舍的民族观里，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因之，老舍格外珍视民族间的文化体认与传统互敬。《正红旗下》写汉人老王掌柜，“在他刚一入京的时候，对于旗人的服装打扮，规矩礼节，以及说话的腔调，他都看不惯，听不惯，甚至有些反感。”“可是，到了三十岁……他渐渐忘了他们是旗人，变成他们的朋友。” 这是发生在老王掌柜身上的变化，而真正细心阅读过老舍的《正红旗下》，各个民族的读者，不是也会由书中的一应叙写里，重新体验到京旗满洲人所持文化中颇多良善的蕴含么。 宗教，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方面，是相当关键的同时也是十分敏感的部分。老舍对如何看待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亦多有涉及和表达。 “清真古教是古教啊，跟儒、释、道一样的好啊！” 这是《正红旗下》里福海——老舍在该作品当中最赞许的一个年轻满人——由衷地判断。 “从印度接来佛法，／放大了爱的光明；／从西域传来可兰，／发扬了清真洁净；／无为的老庄，／济世的孔孟，／多一分真理，／便多一分人生，／多一分慈善，／便多一分和平；／道理相融，／渗入人生，／善为至宝，／何必相争？” 这是《大地龙蛇》剧终主题歌中掷地有声的词语。 宗教文化，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乃是异常突出与醒目的成分。有种成说，认为中国是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其实，藏传佛教之于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伊斯兰教之于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小乘佛教之于傣族等民族，均是民族精神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成份；即便是汉族，也有相当多的民众，信奉佛教和道教。穷苦出身的老舍，在他自幼年到青年的长成过程，深受本土佛教和西来基督教的精神培育。每当他谈到各个民族传统的时候，每当他谈到各个民族文化精髓成分的时候，常常会自然地去正面肯定不同民族各自宗教养成的积极价值。 老舍看到，世上不同民族间的许多矛盾纷争，均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有关。在《〈国家至上〉说明之一》里，他谈到：“我们晓得回教人的一般的美德。他们勇敢，洁净，有信仰，有组织。其所以常常与外教人发生冲突者，实在不是因为谁好谁坏，而是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有好些不同的地方；不一致会产生误会，久而久之，这误会渐变成了必然之理，彼此理当互相轻视隔离。” 因此，老舍才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导不同宗教立场的持有者，各自敞开胸襟，展开交融互动，共享各种生存理念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良善睿智精神。 正视多元，心系多元，展现多元，引导多元。这是老舍民族观念当中清晰可辨的宝贵质地。《大地龙蛇》创作之初，作者就把其中一个重要场景，设在抗日战争中的绥西地区（即今内蒙古地区西部）。他指出，这“纯粹是为了绥西有民族聚居的方便”，易言之，也就是方便表达老舍自己心系多元、展示多元的理念。该段落当幕布拉开时，一场反抗侵略军的战斗刚刚胜利，我方部队的汉族战士李汉雄、蒙古族战士巴颜图、回族战士穆萨等，纷纷炫耀功绩，不由得都将各自民族的传统，夸大到压过别民族的程度，一时几乎酿成争执。这时，他们的指挥员赵兴邦出场，启发大家，放弃顾盼自雄的狭隘心理，看到“光荣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中华” 的事实与结论。 世人皆有他的民族观，每个人的民族观，都不能回避对一己民族的认识这一项。那种对一己民族完全持虚无主义判断的方式，既不多见，亦不可取。身为满人的老舍，即或处在受到社会气氛多方压抑的情况下，仍然表露出了他的自我民族认知态度。他的平生作品，既有《正红旗下》、《茶馆》、《四世同堂》一类分明写到旗人形象与旗人社会的创作，更有极大量未获直接注明满族标识的生活题材与人物形象 ，均为人们留有足够深刻的印象。 简而言之，老舍对于生他养他的满洲－满族，有着发自生命的爱戴；他对自己的民族同胞们，有着水乳交融的情感；对于清朝创立前后民族先辈们的历史作为，并未取传统中原人固有的价值评定，而是怀有一份本能的自豪 ；而对于满人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诸多贡献，更是发自内心地骄傲 。 然而，老舍毕竟是老舍，这位民族文化的巨子，在持有对于本民族正面业绩的肯定之上，又能够自觉地、辩证地去思考和反省这个民族的负面现实，其思想的尖锐犀利，在本民族成员的自我检讨层面，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他说：“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他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 老舍的民族观，就是如此扎实牢靠地，建立在一种严肃剖视自我民族的基准之上。也正是由于具备了对自我民族既不抑美也不避丑的思维基准，老舍面对世间一切民族，才显示出他看问题的高尚与大气。 推而广言，老舍体察各个民族，都坚持着既不抑美也不避丑的思维原则。早年他旅欧期间倍感民族歧视之严重，也没有将英人的民族性贬得一无是处。他说，自己写《二马》中间的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他们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们的罪案，他们所表现的都是偏见与讨厌，没有别的。自然，猛一看过去，他们确是有这种讨厌而不自觉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细看一看，他们到底还不这么狭小。” 小说不因英国人大多持着种族偏见，就将其长处也一笔勾销。作品表示了对英人爱国自重民族精神的推许，亦对当地国民的懂法守法意识肃然起敬，至于英人注重现实、不事虚华，在社会道德规范下堂堂正正追求功利的习性，也使作家认可。《二马》中温都太太严守合同、温都姑娘路救老人、凯萨林勇于追求个人幸福、伊牧师60多岁且享有养老金仍然发愤著书立说等，都教读者看到老舍能够从正负两个层面来认定英人的特点。这正是一种科学的民族观，因为世间所有已知民族，均不会全无优长，亦不会处处劣根。 阐释老舍的民族观，还有一个必须加以特殊关注的层面，便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至上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老舍是广为人知的杰出爱国者。其各类作品之上，无不跳动着忠贞爱国、锐意报国的赤子心律。当日寇大举进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以堪称楷模的卓越担当，连续多年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将满腔心血灌注于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国家至上”，曾是他在抗战岁月与朋友合作的一部戏剧的题目，也是老舍民族观最光辉部分的自我写照。 一贯主张海内外各个民族平等友好的老舍，在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是非常讲究原则和坚守原则的。他不但抵制民族间的偏见与歧视，更是断然反对国际间以暴烈手段来达到弱肉强食和殖民侵略的罪恶企图。 老舍的生命来自于清代的满洲八旗兵群体，那是一个世代肩负捍卫中华社稷与民生重任的群体，具备爱国意志的长期传承。有清一代，八旗军人将国家视作远远重于一己生命的崇高存在。远的不讲，对于老舍而言，亲生父亲永寿在其生命刚刚问世之时，便慷慨殉国于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激战，更是给了他一辈子也摇撼不了的精神灌输。在老舍个人的思想成长当中，有过太多对历史上中华内部民族间矛盾折冲的深刻反思，他绝对不愿再见到国内各民族的兄弟阋墙；不过，一旦外寇要把魔掌伸向自己的祖国，他便一定要拍案而起，用全部的思维、作品和行动，去兑现维护中华民族存在的铁打决心。 老舍作品，只要是不触及外寇侵略内容的，便极少出现作为正面情态来肯定的打打杀杀。他跟国内各类争斗中的暴力、流血保持距离，不肯用任何积极的笔墨去赞赏不同社会力量为各自欲求而进行的相互征伐。他怀有对国人内耗与自残的深切忧虑。《猫城记》中的最后两个猫人，不曾亡于敌手，而是在自相格斗中被“矮兵”俘获，“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互相地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然而，老舍并非是个纯粹的非暴力主义者，他不是一概地反对武力，在外敌入寇、中华危急的关头，他会毫无保留地赞成和呼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武装反抗。这涉及到了老舍民族观一项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至上。 话剧《国家至上》，写作于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1940年。回教救国协会的朋友嘱他写一出表现回教群众抗日报国的戏。这跟老舍的民族理念十分合拍。回族是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华民族重要成员，是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因为信仰、心理和习俗上的各种原因，回、汉两个民族之间，素来有些隔阂，老舍决意要写出一部激励回、汉群众同心抗战的戏剧，以推进中华多民族之间的坚强团结。 此剧主人公张老师是北方乡镇的回族老拳师。他正直、刚毅、倔强，有着过人的武功，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可是，他对汉人怀有戒心。日本军队逼近他的家乡，他偏信于他人挑唆，不愿跟汉族乡亲一道筹划御敌。但残酷的事实是，敌寇滥炸清真寺，回族老幼惨遭杀戮，他自己也被炸伤。在他苦闷之时，汉族的县长和民众向他敞开热诚的臂膀，欢迎他联手破敌。张老师乃慷慨请缨冲向沙场，在危急时刻他得到回、汉同胞的及时救助，合力一处，御敌成功。战斗之中，身负重伤的张老师幡然醒悟，煽动他别跟汉人来往的，原来竟是日军奸细。他在临终时亲手击毙了奸细，用最后的气力，道出了金石般掷地有声的话语：“我快死了，我明白了！回汉得合作……” 剧作准确把握了回族同胞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歌颂了他们憎爱分明、勇于为国为民捐躯的凛然风范。上演以后，得到回民群众的踊跃接受与普遍赞誉。剧作反复张扬“国家至上”、“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国民意识，更激发了各族观众的情感共振。作品敢于直面民族关系的现实，不回避民族题材“禁区”，是一部在国家危急关头，有效激励国内不同民族通力打开心理隔膜、共图中华民族现实生存的戏剧上品。即便是检读于中华文学史的漫漫长编，这样疾呼着渴望着中华民族不同族群之间大团结的积极作品，也是罕有匹配的。老舍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不是偶然的，他历来倾心关切国内多民族的相互关系，他是借回、汉人民结盟抗敌的故事，真切表现了个人“国家至上”的观念与心肠。 “国家至上”，是老舍一以贯之的社会理想，更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戮力追求的精神要义。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每每外辱临头而国人缺乏国民意识的现实慨叹万千，盼望着来自不同民族的全体中国人，都能树立“国家至上”的现代人国家观念，让中华扬眉吐气于世界。 话剧《大地龙蛇》，是一出演示和剖析“东方文化”的话剧。老舍将上述亟欲表达的意蕴，收入在作品中间。剧中，主人公赵兴邦曾赴祖国北方的绥西抗日战场参战，他回忆起自己与战友们协力夺得的胜利时，特意点到了：“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地打败了敌人！” 剧作安排了一个倒叙场次，让各民族的抗日勇士悉数登场，其中有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士兵，甚至还有朝鲜志愿兵、印度医生、日本籍的国际主义者、华侨记者……作者让这些抗日志士，齐声高唱他们豪迈的战歌：“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 剧作者期待着中华民族一齐努力，建立“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 。 老舍在该剧当中，一再提到 “汉满蒙回藏”，却独独没有让自己所隶属的民族——满族人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么？这个问题一经被注意，答案便呼之欲出。赵兴邦，这个“戏核儿”人物，便是老舍想提示人们注意到的满人代表。 老舍从来不会忘记，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他也没有忘记，华侨、印度人、朝鲜人乃至于日本人，都是“东方文化”的创造者，都是构成人类和谐格局的组成部分。 身为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老舍利用创作《国家至上》和《大地龙蛇》的机会，和盘托出了自己心目里的中华民族内部建设和外部建设的理想图景，恳切真挚地诠释了渴望多民族相互依存、繁荣与共的民族观。 笔者选择这样一个论文题目，是有所考虑的。 我们中国有个多少有些让人失望的现实，即普遍不大注重现代人文精神中间民族观的建设。这在一个从古到今曾经有过和正在有着许多不同族群的国家，不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情。谈到民族观，世人经常以想当然乃至于人云亦云的思路，来做为自身民族观念的构图蓝本。故而，当老舍在世的时候，甚至于在他离开人世这几十年间，普通的中国人，或许也包含着知识阶层的某些成员，都很少去拷问，自己的民族观念是否落伍于时代和有悖于科学，是否有待于更新与提升。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中原历史传统间关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念与当代的国情早已脱节，虽然辛亥鼎革撕裂民族的呼喊也已然过去了百年有余，不少人的心里，却还十分清楚地，存在着旧式民族成见之残留。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辞世已经十多年的作家老舍之遗著《正红旗下》。他多年间的老友、女作家冰心，在读了这篇作品之后，感慨系之地谈及：“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 ，她对这部小说中反映下层满人与兄弟民族群众相亲相爱的许多情节，印象深刻，并且指出，读了老舍的描述，对人们重新加强理解“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具有积极意义。自从作家冰心发表这一意见至今，国内的多民族关系，有些地方改善了，有些地方则在走向负面。而对于青少年学子以及全民的科学民族观的教育，仍未见到有效的启动。 老舍的民族观，关爱于古往今来的弱势民族群体的存在与奉献。他在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里，有过一番入理的鞭辟：“伟大的鲁迅有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汉文学史纲要》。由这个书名就看出鲁迅的深识卓见。是呀，我们在图书馆里找到的不少部中国文学史，实在都该叫作汉族文学史，因为他们并未论及兄弟民族文学的成就与特色。即使它们的著者并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可是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欠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啊！” 老舍的民族观，乃是对国人的殷殷忠告。他提醒我们：“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老舍的民族观，提倡虚怀若谷，广收并蓄，包容万象，兼及多元，登高望远，美美互见。 老舍的民族观，透射出来的，是现代人文精神的澄澈与光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