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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1912－1996)，本名曹汉文，更名曹京平，笔名端木蕻良。辽宁省昌图县鴜鹭树乡人。其故乡地处辽宁北部科尔沁草原南端，是个满、蒙、汉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他出身于一个根柢厚实的大地主家庭，父系原为汉人，六世祖辈由冀东逃难来到东北，家族迅猛发迹，与地方权势相互勾连，曾出任过当地官吏。端木蕻良的父亲，是个骄横果为、眼界开阔的人，因思想激进，从新如流，被逐出家族主体，成为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思潮的“不在地主”；母亲姓黄，其先人乃是康熙朝平定三藩后由“小云南”遣回东北故园的满洲人，到了端木蕻良外祖父的时候，已经沦为曹家佃户，她本人由于聪明貌美，遂被父亲强抢霸为偏房。端木蕻良自幼反感父系作为，极为同情母亲的遭遇；直至晚年，他仍一再说明自己幼时在家中的情感，从来就依向母亲一方。 端木蕻良先天具备敏慧而且忧郁的心性，童年时即酷爱文学，浏览过不少奇异的书籍，还曾偷着读了家中的藏书《红楼梦》，渐有“神童之称”；往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更是广泛涉猎进步作品，受到了鲁迅与托尔斯泰等中外文学名家的影响，进而开启了早熟的创作生涯。1932年读北平清华大学时，他已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 相对于有清一代大量涌现的满族文学家多出自京城或关内驻防区域，民国年间从东北地区走出来的满族作家则有所不同。 清朝定鼎中原之际，因自身兵力不足之患，敕令东北故乡的旗人倾巢而出，白山黑水间几近于赤地千里。清初，广大的东北地区被定为不得随意进入的封禁区域。至清中期以后，因“八旗生计”困扰，朝廷方将部分旗兵及家眷迁回东北屯垦戍边，该地区才又少量地逐渐恢复了满族人烟；清朝后期，一些汉族等民族人口陆续进入东北满族畛域，与满族结合，通行满族习俗，清廷遂放宽政策，实行了承认其满洲身份的办法。然细加观察，从清代到民国之初的东北满族，其文化类型仍保持着大野乡土间充分的自然形态和浑朴质地，他们的精神与文化还远不似京旗那么精致与讲究。截止到终清时节，东北满族的书面文学创作活动，也只在盛京等极个别的地方少许展现，整个东北地区基本上还属于看不到书面写作的“蛮荒之地”。一般地讲，东北地区的作家文学，是到了20世纪初期才慢慢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小气候。出现此等小气候的直接原因，是清政消解后关内外文化的交流增加，以及现代文化启蒙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对东北青年文化阶层的精神渗透。譬如端木蕻良，其成为作家，就与他父亲思想开通并送他到天津读书不无关系。 1933年，仅只21岁的端木蕻良，因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受到追查而辍学，于是耗去三四个月工夫，一举完成了32万言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这部洋溢着作者青春才华的文学制作，以纵横交接的情节营造和神奇酣畅的艺术风格，痛陈了鴜鹭湖畔大地主丁府的发迹史，以及这个家庭在“九·一八”事变临近背景下盛极致衰的演化趋势，反映了东北农村封建地主阶级的腐败和广大人民的苦难，透视出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入侵与经济胁迫下中国农村经济秩序的破坏，表达了东北地区民众的抗日激情。小说着力描绘了既为表兄弟、又分别出身于对立阶级的两个青年男子——富家子弟丁宁和丁府雇工大山，他们两个家庭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冲突。有着“新一代青年共同的血液”却又受到家族利害制约的丁宁，本欲在家乡做成一番事业，却几经心灵煎熬而只能出走远去；具有北方农民勇猛骠悍性情的大山，与丁府进行种种抗争，于“九·一八”事变后，急速投奔抗日义勇军，走向雪洗国耻的前方。 这部长篇一经出手，便以其浓烈的朔方文化质地和乡土朴野色调，博得文坛的重视。郑振铎在阅审书稿时，即热情评价它“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极好”，“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黄伯昂（巴人）也对小说的语言推许有加，指出：“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那样，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 《科尔沁旗草原》在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卓尔不群，不单有着囊括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艺术品质，且于国内现代文坛上较早地张扬起白山黑水般的雄浑文风。作品牢牢抓住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中心因素是土地占有这一关键环节，凸显出青年作家领受时代进步思想洗礼，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表现社会矛盾，所达到了精神高度。“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有许多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 《科尔沁旗草原》的主题是多元的，艺术手段是多层面的，对围绕土地占有而出现的近景国内阶级纠葛和远景中日民族纷争，有着生动的艺术诠释，对东北民族的精神脉动同样富于慷慨泼墨般地大笔渲染。 作品带有家族叙事的性质，书中的丁府故事，斑斑驳驳地透视出作者自己家族的影子，相当多地取材于曹家的原型。小说的起头三章，特地交代了丁家先人从关内逃荒来到东北，仅凭借某些在当地颇能攫取民心的萨满教“仙术”，便捷足而占先机，之后紧逼兼并、血腥膨胀，疾步走上一条通向豪绅地主目标的路。在作者竭力披露丁府先人残酷聚敛、瞬间暴富的笔墨当中，细加辨别，却也确实暗含着一二分不易为人觉察的自豪——这种自豪，实际上是勾连着下文所要谈及的书中对于阳刚进取精神的认可及膜拜，它略微显出与作品之政治批判思路不很吻合，却悄然对准了小说关于民族精神气质的拷问。丁宁是豪门丁府的继承人，却又颇像是个豪横世家的“逆子”，即便是他想要站在家族的立场上办几件事，也总是患得患失，犹疑彷徨，跟有着坚如磐石心性的大山对垒，他不能不落败。 丁家当年在蛮荒的科尔沁草原暴发，时也运也。满洲人先前在建立中央帝国之际，本身经济形态比较错综，其中较为先进的部落业已进入农耕经济，后进的部落则依旧维系着渔猎采集生活；而当全民族入关之后，虽深陷农耕社会的重重包围，始终贯彻的八旗制度，却又把这个民族死死地捆绑到远离农耕轨道的另类战车上，二三百年下来，满族就整个民族而言，实在是还不大明白土地－农耕－财富之间的深刻关系。 而据相关文献证实，时至清末，广袤的东北大地从平原到山岭，人烟稀少，绝大多数地方还都被一望无际的黑森林与水草地所覆盖。那些黑森林与水草地保留着原始自然形态，它既是从肃慎到满洲该民族历来坚持渔猎采集生产方式的留存，也是清廷执政前期与中期阻挡关内人口向东北“龙封”禁地流动的结果。不过，降至清代晚期，中央政权自顾不暇、捉襟见肘之处极多，禁止随便进入东北的宿令也就形同虚有，渐渐弛废。这期间，关内数省天灾人祸激增，也诱发了大批人口为求存活而勇“闯”关东的洪流。这些闯关东的人口均来自农耕民族，他们来到东北大地的所有纵深地带，都必然地会用农耕民的传统思维与做法对待自然，从而让古来存在的生态面目改观。《科尔沁旗草原》的故事，正是无数关内农耕民“闯关东”故事中的一个。丁府前辈来至科尔沁草原开疆拓土、跑马占荒，他们的这一做法，与满洲先民历史上有过的开疆拓土、跑马占荒有着显著区别，即他们要想迅速实现的是一步跨进成为豪强地主的梦想，要想教所有土地都迅速打出粮食进而饱敛财富。由此思之，端木蕻良的丁府发迹叙事所能体现的，或者已然不仅仅是某一户地主豪绅的发家过程，它已触摸到了东北地区经济形态和自然形态在近代历史上的大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东北地区的乡土满族也悉数完成了依附于农耕民族价值观念的蜕变。 青年作家端木蕻良是敏于发现的。丁府骤然暴发，成了辽阔肥沃的黑土地获取者，同时也暗暗地在向自身的血脉跟精神当中植入一种有别于原先中原民族的异质因子。书里描写，当丁老先生（丁半仙）将一个土生土长的满族姑娘迎娶进门以后，其家族门风亦出现潜在变异，那朔方民族强悍朴野的阳刚性情返过头来，又为这个家庭补充上诸多有益于他们竞争存活的血液，才叫丁家这个满汉结合的家庭接连创造爆发的“神话”。小说较多描绘丁家初到关东生僻处所，便积极引进礼拜满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跳神”活动，同样是在表达该家族亟待落地生根于科尔沁旗草原之时，愿意把自身重塑成为关东“野性”的、具有不再枯竭的创造力量的人群，那样的主观抉择。 大山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条关东汉子，他生来便是个“肥大的婴孩”，20岁上，已经磨练成独往独来荒原之上，开荒打草、纵马狩猎无所不能的人，他不单单是个能干的农夫，倒像是更为出色地继承了当年游猎民族的全副生存技能，甚至于连他的外表——“一副凹凸的胸像……古铜色的皮肤，一副鹰隼，黑绒镶的大眼，画眉炭于画的眉毛，铁腱，栗子肉”，“头发从额头上披散下来，狮子的钢铁的鬃毛，像要浸出血液来似的在抖动”——也都透出满族初民充满雄性活力的形象轮廓。读者如若放眼《科尔沁旗草原》全文便会发现，作者只是在丁家高祖丁老先生娶当地女人为妻时，以曲笔证实过所娶之妻系出满人：“她怎么不会裹脚呢，她是小九尾狐狸变的，她怎梳方头呢，她的底襟没衩呀……”但写到大山父系即丁宁母系，却不曾运用这等暗示，因为，凡是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由大山的形象特征和所作所为，分明看出关东地方土著民族的气质风范。端木蕻良是要比照着自己母系民族满人的气质形象来写大山，这一点恐怕是毋需置疑的。大山的表兄弟丁宁所出身的丁府与他自己所出身的黄家，在书里既是姑舅亲戚却也同时是阶级对立的天敌，他出于为亲姑姑当年被黄家抢亲而复仇，同时也是为了和自家一样命运凄苦的佃户雇农们的利益，大义灭亲，带领乡亲们决意实施“推地”（即退佃），跟以丁宁为代表的东家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值得读者注意的，并不在于大山这个自发的农民领袖其斗争水准高下与否，倒是他那股倔强刚毅、桀骜不驯的气概，给世间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他的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斗志与力量，当贫困农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带领大家跟为富不仁的地主斗；当亡国灭种危险出现的时刻，他奋不顾身的身影又出现在抗日义勇军的人潮之中。在年轻作家端木蕻良的心目中，在上下一二百年科尔沁旗草原上的故事当中，惟有大山，方能体现一种“向东方的启明星看着”的富有光明前景的精神。 大山形象，虽体现了《科尔沁旗草原》一书的精神追求，艺术上却并不是此书里面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比较于他在作品情节中的时隐时现以及不能不承认的大山其人在性格塑造方面的单向化（文艺批评上有时将这类人物称为“扁平人物”），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丁宁，则展示了性格多层面（此类人物又被文艺批评叫作“圆形人物”）和现实中人血肉丰沛的特征。就血缘关系来说，丁宁体内兼容有豪绅丁府与贫户黄家的双重遗传，就精神立场来看，他因为离乡到中原地区求学许久，西方现代社会改良思想及民粹主义思想因子，已经在其头脑里滋生，尤其是像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复活》等作品宣扬的人性、人道与“道德自我完善”精神，对他的心理和言行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他怀抱着改变故乡社会现实、救赎苦难乡众的理想与激情回到草原，在父亲亡故自己主理家政的情况下急于兑现美好的理念性愿景，结果呢，却是事与愿违每每碰壁。他的抱负，他的追求，他的心态，乃至于他的苦闷和无助，都被小说言说得贴切具象，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新一代青年共同的血液”却也陷进历史深深泥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堂•吉诃德”，读者与作者也只能是同样地抚卷一叹。 丁宁的失败原因是多重的，作家端木蕻良记录下来他的一应思想及活动，以备人们去追索答案。而丁宁最终怅然离去前的一番精神怀想，似又可以见出从丁宁到端木蕻良的某项思维印记： 而那些只在家里传说的神话里才能听到的，那些只在由鴜鹭湖进城来的佃农的口里才传来的一些草味的洪荒的野犷的其实是温柔的野话，使他梦幻的心又怦怦地跳动了。他有过他现在也还不相信的奇想，有过就现在也不相信的为了没有到过那个地方的悲哀。 从那时起，顶天立地的科尔沁旗草原哪，比古代还原始，比红印第安人还健全、信实的大人群哪——这声音深深地种植在他儿时的灵魂里。而这声音一天比一天的长，一天比一天的在眼眶中具体、确实，愈认为确切不移。而甚至他在南国的青春的友朋里，把一切长白山的白，黑龙江的黑，都拟之于人类所推崇赞叹的伟大的形容词了。而人们也吻合着他声音荡动的微波而相信着而感喟着了。 是的，这一块草原，才是中国所唯一储藏的原始的力呀。这一个火花，才是黄色民族唯一的火花……有谁会不这样承认呢？有谁会想到这不是真实呢？ 此番对白山黑水蛮荒旷野人文精魂的断想，是捕捉到了以满族为代表的关东初民原始、自由、狂放、进取的根性元素。这一根性元素的短缺，确也存在于丁宁不彻底的社会改良实验之内。 包孕于大自然其间强大的、奔放不羁顶天立地的创造力，是年轻作家端木蕻良所敏感而深刻地体验到，并且力图通过其处女作所纵情张扬和极力托举的。在20世纪30年代祖国东北民不聊生、国土受到强虏铁骑践踏之日，青年知识分子端木蕻良的心头，抱定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健与力的瞩望。纵览《科尔沁旗草原》，可以说，不啻是一部礼赞东北土地上阳刚精魂的大书。 端木蕻良，是一位生前由本人确切认定的满族作家。但是，可以这样认为，他又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满族作家，他的体内流淌着来自两个民族的血液，精神上也同样汲取于两个民族的文化习养。而尤其是他在一个历来强调父系为本的人文国度中间，如此地信赖与倚重母系以及母系精神文化，则不敢不说是一项特别的襟怀见地。 满族的族别文学，在端木蕻良问世的历史阶段，存有一个需要为世间觉察的文化结点。洵如本书读者已经看到的，以前由笔者所介绍到的满族文学家们，一直到民国初期的穆儒丐乃至老舍，差不多清一色地，是出身和成长于相对集中的旗族社区，他们的思想文化起步（后来的情形另当别论），都带有满族自身文化的规定性。可是，端木蕻良与他同时期以及随后的某些满族作家便不同了，他们或者本人就有了不单一的血统交注，或者有了自幼就要受到的两个以上民族的精神文化熏陶。对于此类满族作家，研究者的观察解析，自然需要更加用心和输力。我们在研究满族书面文学的时候，历来不曾否认与抹煞汉族文化和汉族文学对它的影响，因为满族自从“借”用汉语汉字写作，这样的影响便不言而喻。笔者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一一详谈汉族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并非疏忽，只是由于这部拙著首先得去关注各个时期满族作家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个性化提供。实际上，汉族文化的稳定“在场”，乃是由清初起始的满族书面文学必须随时承认的客观事实。 我们对满族作家的认识又是因人而异的。康熙年间的纳兰性德，远祖为蒙古血统，乾隆朝的曹雪芹，先天的生理赓续又发自汉族，可是，他们从社会存在到民族心理，再到文化认同，皆已高度满洲化，且作品当中体现的审美趋向也都宣示出满族固有特征，因此，他们多代以前旧有的族裔记载便不再被人重视。民国年间的老舍是又一种典型：他截止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量作品，均未点明题材跟人物的满族性质，可是日后当社会上民族歧视空气面临清扫之机，其前期作品的民族文学属性就不再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来至端木蕻良，现象似乎更加有趣一些，他的早期创作已透露自己具有双重血统，晚年又明白无误地把自己归入满族作家的群体，说明了他在身份抉择上面的主观选项。其实，端木蕻良只是较早出现在民族文学评论界面前的一位跨血统跨文化作家，伴随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社会人文板块烈度空前地漂移互动，一位作家背负两个以至于多个民族背景的例子已不鲜见。凡遇此类情形，充分尊重作家个人的态度，是人们愿意接受的不二方案。自然，接受了作家的个人选择，身为研究者，也该思索一下作家选择之所以然。 从端木蕻良的写作现象来看，他在民族身份的站位选择方面是有过一番考量的。他出生于中华民国诞生的第二年，父亲又是拥护辛亥革命的激进派，他幼年所受教育多是对清朝黑暗与满族腐朽的强调（在他的作品里也有相应表达）；不过，从他渐趋生成的个人积累中，又切实看到了母系家族、民族及其文化精神当中的许多优长。特别是日后走出家庭体验大社会和检读大历史的阅历，有助于他持续地去比较不同民族的性情差异与文化得失，最终，这位似可列入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著名作家，在其晚年，得以将自己的族籍身份，做了最后的确指。 围绕《科尔沁旗草原》以及端木蕻良的相关书写，人们假使以“满族”为“关键词”，还有可能得到以下一份不无意味的时间表：1，1933年创作《科尔沁旗草原》小说，作者意识到“满族”大到在东北大地上，小到在自己的血脉中，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消极符号，可是要在这部许多人都会猜出它颇为类似作者之自传体作品的情况下，贸然写明大山一家跟丁宁母亲均为满族人，则不得不考虑到会有不便。当时举国上下“排满”情绪毫无松动，那么写只能引起社会性的非议与不快。于是，作者舍去有关黄家是满人的明确交待，改用隐晦而又不失巧妙的方式，讲述丁府先辈创业之际即娶回家了“不会裹脚”和“梳方头”的女人。这在作者来讲显非一处“闲笔”，却不大容易触发社会敏感神经。2，1937年，作者在为《科尔沁旗草原》写作其“初版后记”时，讲到东北的民众，讲到大山，进而发出感慨：“那蕴含着人类的最强悍的反抗的精神哪，那凯撒一样强壮的，那长白山的白桦一样粗大的，那伟大的宝藏啊，那不该使人惊叹吗？不改使人想到这力量如能精密地编织到社会的修筑里去，那不会建树出人类最伟大的奇迹吗？！”但是，依然没有只字提到掩藏在这些内容与感慨背后的那个“关键词”。3，1938年，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后记》中，饱蘸忧患地忆起外祖父和他的家族，忆起“美丽而纯良的母亲被（父亲）掠夺的身世”，忆起“跟着生的苦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他更深情歌吟与己血脉相通的人们：“冰雪的严寒使他们保有了和从前一般出色的粗犷，复仇的火焰在大地的心中跳跃。长白山的儿子，原不是那么容易去势的，为了生，他们知道怎样去死。”不过，其中还是见不到那个我们想要寻觅的“关键词”。4，1940年，一部向读者坦诚揭示《科尔沁旗草原》故事原型种种谜底的长文《科尔沁前史——开蒙记》问世，端木蕻良和盘托出、一一历数了从东北地区满族历史演进到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从科尔沁旗草原上的作者父系先人、汉族逃荒者曹姓家族的发迹，再到他的母系先人、土著民黄氏家庭上溯两代几乎每个人的命运（从中能读出他们各自的满人性格）。文中甚至写到自己的大舅，因病“一直没有好，后来就被判定是邪魔侵身，说是‘大神捉了他作弟子’……到后来他拧不过，就只有答应下来，作了大神”。显然，这是一个满人变为民间宗教萨满教之神职人员“萨满”的过程，在旧时满族乡村并不罕见。即便说到这样地步，关于母系乃是满族这最后一层谜底，虽已呼之欲出，作者却照旧是不动声色。5，又过了40年，进入晚年的端木蕻良，在1980年《科尔沁旗草原•重版后记》里，感喟着“十年浩劫”的远去，重提当初这部长篇处女作险些被日军“八•一三”炮火吞噬的往事，仍然不愿多说什么。6，终于，再过了4年，老作家在《科尔沁旗草原•一九八四年后记》里面，倾吐出一个憋在心里半个世纪的事实：“……我在香港时，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科尔沁前史》，这里面也和《科尔沁旗草原》一样有些部分是我的家史，比如我母亲是被抢婚等等，但因为不是写记叙文，如我外祖家是从云南发到东北去的满人，就没有谈到，只是在描写‘跳大神’这方面做了一些渲染。”——稍微了解一些中国满族存在情境的人们都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起初几年，正是这个民族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全面步入新生状态的阶段。同样也是在这段时间，国内多民族文学空前伸展，包括满族在内的数十个民族的文学竞相繁荣。有生以来就自愿将一己情感站位倾向于母系的端木蕻良，第一次获得了民族身份的自我满足。自此，端木蕻良乃是满族现代作家的概念，逐渐成为社会之共识。查考作家端木蕻良民族身份自识的曲折过程，不但可以体会满族文学流变的某些独特轨迹，也会使人们了解，多民族文学发展道路上的若干异数变幻，其实，是能够把它当作一种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晴雨表”来读的。 端木蕻良于小说创作上是长篇、短篇功力俱佳的作者。《科尔沁旗草原》未能在创作完毕后及时出版面世，他并不气馁，其他作品仍接踵诞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作家远离故乡，流离失所，情感上亦受到创伤，却激励自己顽强写作，依然收获了一个令人羡慕的丰产期。其间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新都花絮》、《大江》、《大时代》、《上海潮》，以及中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遥远的风砂》、《浑河的急流》、《初吻》、《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找房子》、《饥饿》等。这十几年间他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民族救亡题材与都市人生题材两类，耐人寻味的风俗文化型书写，被认定是他艺术上的醒目风格。 端木蕻良好像生来就是状写关东地域大自然的天才，他的多部作品，不仅描绘出朔方景物的客观气象，更烘托出了它的内在神魄。且看《大地的海》之开篇： 假若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 那么, 这个地方,要不是那顶顶荒凉、顶顶辽阔的地方, 但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这是多么空阔、多么辽远、多么幽奥渺远啊! 多么敞快得怕人, 多么平铺直叙、多么宽阔无边呀! 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难过的大片草原啊! 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要感到孤单难忍的。 多么寂寥啊! 比沙漠还要幽静, 比沙漠还要简单。一支晨风, 如它高兴, 准可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 不会在途中碰见一星儿的挫折的。倘若真的, 在半途中, 竟而遭遇了小小的不幸, 碰见一块翘然的突出物, 挡住了它的去路,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的血液的混凝的泥土。 即便只限用一句话，作家也能把它的东北大平原的雄奇景色，勾画得壮观而真切： 是谁在地平线上切了一刀，划然的，上边青蓝，下边浅绿。 1937年发表的《大地的海》与1939年写就的《大江》，向为文坛视为《科尔沁旗草原》的姊妹篇。在呼唤广大同胞救亡抗战的主题上，它们确实接续了《科尔沁旗草原》的昂扬姿态，只是这随后的两部作品，较前作而言显得题材较为单薄，题旨有些浮泛。另外，先前的《科尔沁旗草原》虽有一味信赖关东方言土语而教南方读者略感费解的弊端，总体去看却也不失为一种地方以及民族气息十足的佳制。而《大地的海》，一方面采取方言铺叙随时加用括号来解释语义以助南方读者阅读，另一方面，作品也相当多地有意丢弃地方性语言，而改操当时尚属时兴的语言样式。可惜的是，这种时兴的语言带着点儿“俄式”或者“欧化”的成分，不免叫人遗憾。语言运用的这种异化痕迹，推而言之，也透露出年轻作家原本持有的地方性民族性向着文坛主流价值的归依。20世纪30年代渐趋长成的中国左翼写作，是存在其特有共性与定数的。从语言风格到题材、题义等方面的一体化迹象，不单在端木蕻良，也在其他东北籍满族作家那里，不单在30年代左翼书写，也在随后相当时日的政治化文学叙事当中，还会不断地强势铺展。 端木蕻良是有幸得到文化巨擘鲁迅提携和扶助的青年作者，在他早期创作中，直接引起鲁迅关注的，是后来收入短篇小说集《憎恨》(1937年)中的一篇《鴜鹭湖的忧郁》。作品饱浸苍凉哀婉，描述了苦难岁月中的一个小故事。月夜里，少年玛瑙跟青年来宝一道，被迫为地主看守豆地，却两次被盗青的声响惊醒。第一回，被来宝捉打的“贼”，恰是玛瑙那贫病交困的老父亲；而第二回的情形更令玛瑙痛心，一个女人以肉体换得来宝的许可，让她那弱小的女儿偷割豆秸……作品以情景并张的艺术感染力，烘托出强烈的悲剧基调，令读者阅罢唏嘘不已。 原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