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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爱情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是一部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爱情悲剧。它情节感人，语言优美，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于人民深沉的爱，对于残暴统治者的憎恶，对于纯洁爱情的热情讴歌。通篇富于流漫色彩和哲理性，堪称一部名著。 《帕尔哈德与西琳》是从波斯著名叙事诗《霍斯罗与西琳》演变来的。但是，无论从思想性或从艺术性看，《帕尔哈德与西琳》都比《霍斯罗与琳》高出一等。《帕尔哈德与西琳》问世后，以其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深邃闪光的思想、独待的艺术魅力以及强烈的悲剧效果，震撼了中亚文坛，迅速地流传到各地。它已为中亚各国各民族的人民所知,,并西传到欧洲大陆，对欧洲悲剧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波斯型的《霍斯罗与西琳》。 从《霍斯罗与西琳》到《帕尔哈德与西林》的演变 西琳是一位美女的名字。在波斯和维吾尔语中，“西琳”为甜美之意。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关于西琳的传说就已在西亚和中亚人民间流传。据《巴尔亚米历史》一书记载，西琳是位绝世美女，鲁姆女奴。在10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王书》中，西琳也被描写成一位美女，鲁姆的女奴。鲁姆在何处，至今说法不一。[2] 从一些有关记载的内容判断，这里的鲁姆似指小亚细亚东部，即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在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公元940—1020？）所著的《王书》中，关于西琳的民间传说首次以叙事诗形式见著于文字。菲尔多西创的《霍斯罗与西琳》情节比较简单： 波斯国王霍罗外出打猎，遇到美女西琳，并深深地爱上了她。霍斯罗国王欲娶西琳为妻，但是由于西琳出身卑微，这桩婚事遭到群臣的反对。霍斯罗国王不甘心，他召开了元老会，征得元老会的同意，终于娶西琳为妻。霍斯罗前妻之子西鲁雅垂涎后母西琳之美貌，为霸占西琳，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霍斯篡夺了王位。西琳在霍斯罗墓前服毒自尽。[3] 到了12世纪，阿塞拜疆诗人尼扎米·甘吉维（公元1141—1209）用波斯文创作了不朽的《五卷诗集》，《霍斯罗与西琳》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尼扎米的这部叙事诗取材于菲尔多西的同名诗作。诗作叙述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561）霍斯罗二世与西琳相爱的故事。在尼扎米的笔下，西琳的身份已不再是卑微的女奴，而成为亚美尼亚女王的侄女，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作者把西琳塑造成为伊朗人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聪明、美貌、善良、对爱情无比忠贞。 尼扎米的《霍斯罗与西琳》与菲尔多西《王书》中的《霍斯罗与西琳》相比，前者不仅篇幅长得多，而且情节也曲折、生动得多。尼扎米的《霍斯罗与西琳》首次塑造了帕尔哈德的形象。关于帕尔哈德苦恋西琳的传说，早在民间有所流传。据《尼扎米传记》一书记载帕尔哈德是位将军，他爱恋西琳，曾在波斯的克尔曼夏城郊的岩石上雕刻过西琳的塑像。《尼扎米传记》的作者A· K·西哈比说，尼扎米作品中的帕尔哈德形象可能就是借助于这个传说塑造的。[4] 或许由于传说中的帕尔哈德在山岩上雕刻过西琳塑像之故，尼扎米才将他塑造成一个力大过人的波斯年轻石匠。他被介绍给西琳去挖渠，西琳的美貌使他一见种情，他如痴如狂地爱上了这位亚美尼亚公主。帕尔哈德对西琳的痴情引起霍斯罗国王的忌妒，他阴谋设计杀害了这位无辜的年轻石匠。 从诗名即可看出，波斯国王霍斯罗是《霍斯罗与西琳》长诗中的主角。尼扎米笔下的霍斯罗，明智、聪慧、风流、潇洒。他在打猎途中与西琳相遇，一见钟情，信誓旦旦。但是，为达到借东罗马力量镇压国内叛乱之目的，他违心地娶了东罗马皇帝之女玛丽为妻。玛丽亚死后，他又与伊斯法罕美女寻欢作乐，并将她娶入宫中。而一直守誓约、忠于爱情的西琳却被子冷落，在痛苦中饮啜泪水度日。过了许久，霍斯罗才想到西琳的存在，找她言归于好，并将她娶入宫中。霍斯罗之子为达到霸占后母西琳而杀父后，西琳在霍斯罗的入葬仪式上持剑自刎。西琳对于爱情忠贞不渝的品格与霍斯罗的轻浮浪荡，形成鲜明的对照。 继尼扎米之后，取材于《霍斯罗与西琳》的叙事诗层出不穷，数以百计。其中印度诗人艾米尔·迪赫里维（公元1253—1324）的成就较为突出。他仿效尼扎米创作了一部包括《霍斯罗与西琳》在内的《五卷诗集》。他创作的《霍斯罗与西琳》，除诗名与尼扎米的略有出入外，其基本情节与尼扎米的《霍斯罗与西琳》相差无几，甚至连开头与结尾部分也极为相似。但是，在众多的仿效得中，他的诗作在艺术上尚有特色，在当时具有—的影响，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到了15世纪，突厥大文豪艾利希尔·纳瓦依（公元1441—1501）首次以维吾尔文学书面语言创作了不朽的巨型名篇——5万2千行的《五卷诗集》。其中《帕尔哈德与西琳》一诗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纳瓦依不仅是一位才华横谥、成就卓著的伟大诗人，他也是一位具有民主倾向的思想家。颂扬正义、抨击残暴、讴歌纯洁的爱情—这是贯穿于他全部诗作的中心思想。 纳瓦依在创作《霍斯罗与西琳》的过程中，研读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尼扎米等人的作品，继承了他们诗作中的精华。同时，他又广泛地从维吾尔及各突厥语民族的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对帕尔哈德与西琳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具有胆识的再创作。他没有沿袭前人之路，他在《霍斯罗与西琳》的序诗中这样写道： 但愿我诗作的构思充满新意， 但愿人们读它时没有雷同之感。 一味地重复他人之语， 对于读者又有何益处？ 尾随别人骑马行路不是好事， 踏着别人走过的路前进并不光彩。 在别人的花园里采撷鲜花有失体面， 我的诗作中许多是我亲手培植的花坛。[5] 正如作这部诗时，虽然借鉴了前人诗作中的一些情节，但是他没有沿袭别人的老路而是独辟蹊径，重新构思，赋予这个爱情传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纳瓦依将诗名从波斯的《霍斯罗与西琳》改为《帕尔哈德与西琳》，这不仅仅是题目的更改，更标志着内容的创新。在纳瓦依的作品中，主人公不再是波斯国王霍斯罗，而是中国王子—聪明、机智、勤劳、善良的帕尔哈德。这位中国王子藐视王位，视金银财宝如粪土。他热爱学习，重视劳动，从老石匠学提开山凿石的本领。当他从宝镜中看到亚美尼亚人民面临旱灾威胁、正在艰难地开山修渠时，他毅然离开中原汉土，与挚友夏普尔启程前往亚去帮助那时的人民解除痛苦。在开山工地上，他奇迹般地完成了引山泉灌溉的水利工程，实现了为民造福的心愿。这一消息传到宫廷，亚美尼亚女王携妹妹西琳前来看望这位开山英雄。西琳的美貌征服了帕尔哈德，帕尔哈德的英俊与勇敢也使西琳姑娘一见倾心，他们相爱了。然而，当这一对情人正浸沉在热恋的欢愉时刻，灾难突然降临。波斯国王霍斯罗听说亚美尼亚有个名叫西琳的绝世美女，便在欲心的驱使下，率军进犯亚美尼亚，以武力来向西琳求婚。他阴谋杀死了西琳的情人帕尔哈德。西琳闻讯悲痛欲绝，在情人身旁刎剑自尽，以身殉情。帕尔哈德与西琳之死是对黑暗的封建势力和残暴的统治阶级有力的挟击与控诉。在这部诗作中，倾注了作者一腔激情——对理想执着地追求，对残暴统治者强烈的憎恶，使这部爱情长诗更加悲壮感人，使诗作的主题思想得到了升华。 纳瓦依的这一作品问世后，在中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诗人们分歧相仿效，以帕尔哈德与西琳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诗歌，传说，一批批问世。这个动人的故事在维吾尔入中亚各国各族人民中间广泛淬，家喻户晓。 到了19世纪初叶，天才的维吾尔诗人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公元1770—1848）创作了包括《帕尔哈德与西琳》在内的《爱情长诗集》。这部爱情长诗集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内外维吾尔文学研究家们高度地评价了阿不都热依要·纳扎尔的创作活动，认为是他开创了维吾尔文学史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纳扎尔的《帕尔哈德与西琳》具有鲜明的维吾尔民族特色。纳瓦依创作《帕尔哈德与西琳》时，使用的是当时通行于突厥各民族的维吾尔书面文学语言——察哈台语。那时，察哈台文尚处在初创时期，维吾尔等突厥语民族正面临着阿拉伯、波斯语言文学的猛烈冲击，因此，纳瓦依的诗作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大量的波斯、阿拉伯语借词，与维吾尔民间口语有较大的差异。历经四百年的岁月，到了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时代，维吾尔文学已进入纯熟的阶段。纳扎尔在创作中特别注意运用维吾尔民间语言，诗句酣畅流利，通谷易懂。他在人的形象塑造、环境描写以及比喻的运用诸方面，更是注重维吾尔民族化。他创作的《帕尔哈德与西琳》虽然在基本情节上与纳瓦依的同名诗作相似，但是，纳扎尔没有抄用纳瓦依的词汇，没有重复纳瓦依的议论，他把19世纪维吾尔人民群众的理想与追求，热爱与憎恨的感情融汇于自己的诗作之中。在艺术上，纳扎尔诗作的风格也与纳瓦依的同名诗作有别，诗作的格律也相异。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的《帕尔哈德与西琳》，脉络清晰、结构紧凑、言简意赅、精练干达。正因如此，这部诗作一问世就深为广大维吾尔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中亚也有很大影响。 从体裁看，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故事有长篇叙事诗，也有民间故事、民谣等形式。在流传过程中，它们不断与当地民间文学相融合，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流传的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故事，往往具有较浓厚的民族及地域色彩。 帕尔哈德与西琳的名字已成为忠贞爱情的象征，它们频频出现于新疆及中亚各国各民族的小说、戏剧、诗歌里，活在人们的心目中。帕尔哈密瓜德与西琳这两个人物已成为东方文学中不朽的典型。 二、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之比较 关于西琳、霍斯罗、帕尔哈德的爱情传说故事，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就已在中亚、西亚人民群众中有所流传。千百年来，这些传说故事又屡屡被诗人作为创作的素材，使之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广泛流传着。由于各国、各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历史、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审美理想、审美趣味诸方面显著的不同，因此，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异文。就笔者所掌握所掌握的资料看，以情节划分，大致可分为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与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两在类。其中波斯诗人尼扎米的诗作《霍斯罗与西琳》与突厥大文豪纳瓦依的诗作《帕尔哈德与西琳》可视为这两类的代表之作。下面拟以这两部作品为例，对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进行一番比较。 （一）相同、相似之处 这两类作品源于相同的民间传说，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又是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演变来的。无论从人物、情节或是从艺术表现手法上看，两类作品都有不少相同、相似之处。 人物： 这两类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姓名完全相同，身份也十分相似，请参见下表：
情节： 其一，两类作品的情节都是围绕追求西琳而展开的（帕尔哈德之追求、霍斯罗之追求、霍斯罗之追求、霍斯罗之子西鲁雅之追求），以西琳殉情而告终； 其二，两类作品都有帕尔哈德苦恋西琳的情节，甚至在细节上亦十分相似：①帕尔哈德与西琳初次相见于开山修渠工地上；②西琳坐骑跌倒，帕尔哈德用双手将西琳接住，用肩扛（波斯型）或用手举（突厥型），将她从工地送至宫廷城堡，③帕尔哈德苦恋西琳至疯狂的程度，他离群索居荒原，与野兽为伍，昼不思食，夜不入眠，在荒山野岭间狂奔；④帕尔哈德的苦恋引起波斯国王霍斯罗的嫉妒，国王派男差（波斯型）或女巫（突厥型）到帕尔哈德处谎报西琳去世的消息，帕尔哈德中计，悲伤（波斯型）或撞山（突厥型）而死；⑤西琳得知帕尔哈德的死讯，十分悲痛，提出为他修筑陵园的要求。 其三，两类作品都有西鲁雅垂涎西琳之美貌，为达到霸占西琳而杀父的情节。 表现形式 无论是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或是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篇幅都很大（民间文学传说除外）。尼扎米的诗作《霍斯罗与西琳》九千二百余行，纳瓦依的诗作《帕尔哈德与西琳》一万一千二百余行，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的诗作《帕尔哈德与西琳》短一些，但是也有二千一百多行。这些诗作都采用波斯的阿鲁孜格律[6] 和多音节、两行诗为一诗段的双行诗的玛斯纳维诗歌形式。 （二）相异之处 尽管两类作品在人物、情节、表现手法方面有不少相同、相似之处，但是，这两类作品毕竟产生、流传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波斯人与维吾尔人，人种不同，语言相异，文化传统亦迥然有别。两类作品的作者世界观的不同，更对作品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这两类同源之作间有着许多重大的、甚至是质的差异。在关键性人物的处理上，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情节安排上，这两类作品可以说是根本不相同的。 人物： 在波斯型长诗中，波斯国王霍斯罗是英雄人物。在尼扎米笔下，这位国王聪明、善良、贤明、公正。诗中是这样描写的： 他生机盎然、英姿勃勃， 他潇洒优雅、勇敢坚强。 他像一只温顺的羚羊， 他像一头勇猛的雄狮。 …… 他德高及天，望重如山， 世上没有一位君王能与媲美。[7] 然而，在突厥型的诗作中，波斯国王霍斯罗成为一个被彻底否定的暴君，是黑暗势力的代表。他仅是酿成帕尔哈德与西琳爱情悲剧的罪魁，他也是涂炭人民生灵的侵略者。纳瓦依在诗中这样描写他： 他的影子到哪里， 哪里就将变哪里就将变成废墟。 纳瓦依对他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国王从人们那里听到爱情这个字眼， 便热衷于去把热恋中的情侣拆散， 他从未见过西琳的美貌， 却到处向人们表白对西琳的倾倒。 他气势汹汹率大军而来， 他挥舞着沾满人民鲜血的宝剑。 他围攻西琳所住的城堡， 屠杀无辜的人民，掠夺他人的王冠。 …… 自我标榜“贤明”的君王， 原来如此卑鄙无耻！ 高喊“正义”的君王， 却是如此残暴不义！ 他所谓的“勇敢” 完全是强盗的行[8] 同一个波斯国王霍斯罗，在两部作品中却是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这表明，同源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质的变异。 帕尔哈德在波斯型诗作中只是一个配角。他知识渊埔，石匠手艺精湛，在为西琳修渠时，被西琳的美貌所征服，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失恋者。有关他的描述，不足诗篇的十分之一。他对西琳的苦恋，只是霍斯罗与西琳爱情故事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与此相反，在突厥型诗作中，帕尔哈德却是贯穿全诗始终的第一号英雄人物。这位中国王子，年轻英俊，心地善良，同情受苦的人民，对爱情无比忠诚。在纳瓦依笔下，他是青春和力量的象征，正义和善良的化身。为了帮助亚美尼亚人民挣脱自然灾害的痛苦，为了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帕尔哈德远离故乡和亲人，从中国来到亚美尼亚。当他看到波斯暴君率军队侵略亚、屠杀无辜人民时，他挺身而出，正气凛然，用坚硬的石块和锋利的言辞两次击退了波斯侵者，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然而，当他中了霍斯罗的奸计、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对祖国和订人充满——深情的怀念，诗中这样写道： 帕尔哈德对吹拂着他的轻风说： “喂，黎明之风，看在真主的面上， 请你停一停，停一停！ 你吹到中国， 替我亲吻一下中国土地！” 他还望童年时代的好友、中国朝廷的名将白赫拉姆能率兵而至，处死暴君霍斯罗，为民除害，为自己复仇。这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英雄人物。 西琳在两类作品中都是中心人物。在波斯型作品中，她是波斯国王霍斯罗的情人，后被娶入宫中。霍斯罗被儿子鲁雅杀死后，西琳为霍斯罗殉情。但是，在突厥型作品中，她把爱情奉献给勇敢、善良的中国王子——帕尔哈德，视波斯国王霍斯罗为不共戴天仇敌。帕尔哈德被霍斯罗杀害后，西琳在帕尔哈德身旁自刎，表现出她对爱情的忠贞。 故事背景 两类作品在背景的安排与描写上有很大的不同。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是以波斯萨珊王朝豪华的宫廷生活为背景展开的。宫廷酒吧宴不断，艳事不绝，霍斯罗与西琳的爱情故事不过是浪荡君与绝代佳人之间多悉善感之恋而已。尽管诗人尼扎米才华横溢，诗作情节曲折生动，诗句优美，富于艺术魅力，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及作者世界观的局限，这部爱情悲剧不可避免地笼罩上一层苍白的色彩。 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故事是以亚美尼亚为民造福的水利工地为背景展开的，颂扬的是中国王子帕尔哈德勤劳、勇敢、忠诚、正直的高贵品格，描写的是他与心地善良、美貌出众的西琳姑娘之间真诚相爱、至死不渝的爱情悲剧。有深度，有力度，使诗作的主题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艺术风格 这两类诗作虽然都采用了波斯的阿鲁孜格律和玛斯纳维诗歌形式，但是各自又有区别。波斯尼扎米的诗作用的是阿鲁孜中的哈扎吉格律；突厥诗人纳瓦依用的是阿鲁孜中的瓦非尔格律；维吾尔诗人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用的又是阿鲁孜中的木塔卡里卜格律。格律是体现每行诗的长、短音节组合规律的，由于波斯语与突厥语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因此，突厥诗人所选用的瓦非尔格律、木塔卡里卜格律更接近于突厥语民族传统民歌中长短音节组合规律。 波斯诗人尼扎米的诗作《霍斯罗与西琳》辞藻华美，比喻精湛，尤其是一些隐喻手法运用得独特而巧妙。诗人在艺术上刻意雕琢，韵律十分讲究。或许诗人过分拘泥于诗歌形式之故，加之隐喻用得过多，致使有些诗句显得艰涩、难解。与此相对照，突厥型诗作更注重内容，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风格质朴浑雄，通俗明快。诗句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 如果把波斯型诗作比作一件雕刻精美的艺术品，那么突厥型诗作则象一座庄严、宏伟的石雕；如果把波斯型诗作比作一首意境柔美、诗意盎然的小夜曲，那么突厥型诗作则更象一部气势雄伟的交响乐。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虽然是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演变来的，但是前者已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同源的两类作品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这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中的主人公霍斯罗，是波斯萨珊王朝时代的国王。在波斯文化史中，萨珊王朝是闪烁着灿烂光辉的黄金时代。尼扎米作为波斯诗人，他取材于霍斯罗与西琳的爱情传说，创作出长篇叙事诗《霍斯罗与西琳》，这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纳瓦依却是突厥诗人，历史上突厥人与波斯人曾有过征战不断、互为仇敌的时代。纳瓦依把波斯国王霍斯罗塑造成为侵略者、黑暗势力的代表，相反却把中国王子帕尔哈德作为主要英雄加以热情的歌颂，这是由纳瓦依的民族情感所决定的。这种人物处理的更变；也是广大群众维吾尔人民和突厥人民意愿的体现。 纳瓦依不仅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思想倾向的伟大思想家。纳瓦依生活的时代，察哈台汗国已瓦解，封建割据形成，“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互相兼并，混战不断。蒙古族的统治，外来侵略者与本地统治者相互勾结，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紧紧交织在一起。残暴的侵略者、腐朽的朝廷、黑暗的政治，激起纳瓦依满腔怒火，诗人在《帕尔哈德与西琳》诗作中，通过对波斯暴君霍斯罗的无情揭露、挟击以及鞭笞，宣泄内心积郁的仇恨；通过对于中国王子帕尔哈德的热情歌赞，抒发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于善良和正义的向往与追求之情。俗话说“诗言志”，伟大诗人纳瓦依在他的《帕尔哈德与西琳》诗作中宣扬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 美国比较文学家雷内·韦勒克曾说：“艺术品绝不仅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9] 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虽然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同源，在创作过程中亦有所借鉴，但是，这些外来的死材料已完全同化于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新结构之中，成为新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已挣脱了波斯型的框架，注入了深邃的思想，深刻的社会内容，使这个动人的爱情悲剧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三、从《霍斯罗与西琳》到《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演变看波斯与维吾尔的文化交流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与波斯毗邻接壤。波斯是一个文明古国，从汉代起就与我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丝绸之路上，波斯是一个重要中转站，我国的丝绸运到波斯后，再由波斯商人转手从海路运往欧洲。因此，在丝绸之路上，波斯商队尤为活跃。他们不仅沟通东西贸易，也沟通着东西文化。丝绸之路如一条纽带将小组斯与维吾尔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波斯的宗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很早就传入新疆，拜火教义中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腐化思想骨关光明善神与黑暗恶神出鬼没的种子种神出鬼没话，对维吾尔民间文学有很大影响。当维吾尔人在漠北建立回鹘汗国时期，曾一度以波斯的摩尼教为国教。 公元641年，波斯萨珊王朝灭于阿拉伯人之手，波斯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波斯文化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尤其是波斯文学，对伊斯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尤为突出。波斯在伊斯兰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公元十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我国新疆南部地区。波斯、阿拉伯文化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来势迅猛。为了学习伊斯兰经典的教义，要求教徒通晓波斯、阿拉伯文，伊斯兰经文学校应运而生。许多维吾尔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要学习+波斯、可、阿拉伯语，阅读波斯、阿拉伯语进行创作。伊斯兰化的结果导致大量波斯、阿拉伯语汇涌入维吾尔语中，有人对一九四四年新疆出版的维吾尔文报纸中出现的词汇进行过大略的统计，发现波斯、阿拉伯语借词量几乎占到总词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10] 这个数字未必精确，但从中可以看出，几百年来波斯、阿拉伯文化对维吾尔文化影响之深远。 在伊斯兰文化中，波斯文学对维吾尔文学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14世纪，萨迪（公元1203—1292）的《蔷薇园》、《苹果园》，尼扎米的《霍斯罗与西琳》等波斯名著就被译成突厥文，[11] 在广大突厥语民族中流传。波斯文学作品的题材、体裁、诗歌格律、诗歌形式、表现手法、甚至一些波斯文学作品惯用的比喻，都被维吾尔诗人作家所采用。在接受波斯、阿拉伯文学影响的过程中，曾产生过盲目效仿，生搬硬套的弊端，使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学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但是，这只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波斯、阿拉伯文学的冲击使维吾尔文学家的视野开阔了，表现手法丰富了。经过咀嚼、消化和吸收，这些“外来物”逐渐与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学融为一体，形成色彩绚烂，面貌一新维吾尔民族文学。 《帕尔哈德与西琳》的作者纳瓦依，在维吾尔新古典文学的创建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精通波斯文学，能得心应手地用突厥和波斯两种语言文字写作，当时曾以“掌握两种语言的大师”而享有盛名。在纳瓦依生活的时代，诗人作家都以使用波斯、阿拉伯文写作为荣。而纳瓦依却坚持用突厥语言—维吾尔书面文学后写作了《帕尔哈德与西琳》这部名篇，这表现出纳瓦肮脏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品格。在振兴突厥维吾尔民族文学的运动中，纳瓦依被公认是一位英勇的旗手。 《帕尔哈德与西琳》的另一位作者19世纪著名维吾尔诗人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也是一位谙熟两种语言的大师。他出生于南疆的文化中心—喀什，青少年时代在伊斯兰经文学校就读，后又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皇家高级经文学院研修。他不仅有很高的维吾尔古典文学的造诣，对波斯文学亦很有研究。 上述种种事实向我们表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到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演变，是在特定的文化史背景下进行的。维吾尔名著《帕尔哈德与西琳》是波斯与维吾尔文化交流的结晶。波斯与维吾尔的文学交流，在维吾尔文学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除《帕尔哈德与西琳》之外，《莱丽与麦古侬》待叙事诗，也是波斯与维吾尔文学交流的产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或是作家文学作品流传到另一国家、另一民族、另一地区，其题材被该国家该民族的作家所汲收采作，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国文学中屡见不鲜。这种“汲收”、“采用”不会是原封不动的静态移植，当它们流传到新国度、新民族、新地区以后，尤其是经过该流传地的文人进行再创作后必然会与那里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具有该民族该地域的色彩，成为那个民族文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突厥型《帕尔哈德与西琳》与波斯型《霍斯罗与西琳》有着渊源关系，但是，《帕尔哈德与西琳》毕竟形成于中国大地，叙事诗的主角中国王子帕尔哈德的形象里凝聚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高尚美德。民族化特点在有关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民间传说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鲜明。例如，维吾尔现代著名诗人尼米希提（公元1906—1972）根据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创作过叙事诗《帕尔哈德与西琳》，其中帕尔哈德成为和田王子，西琳则成为库车美女，故事的发生地也从遥远的亚美尼亚移到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西亚流传的民间故事《帕尔哈德与西琳》又增添了浓郁的中亚色彩；帕尔哈德所精通的技艺从开山凿石变为修整果园，他的身份既不是波斯石匠（波斯型）也不是中国王子（突厥型），而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园艺工匠。[12] 这种情节的变异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中亚的园艺技术自古名闻遐迩。那里处处是果园，家家有果园，精于园艺的工匠是最受人民尊敬和爱的；这个故事流传到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人民中间，又染上浓郁的塔吉克民族特色。1983年笔者登上帕米尔高原到塔什库尔干地区调查时，曾在塔吉克人民中搜集到《帕尔哈德与西琳》的民间故事，[13]这个故事十分精彩，别具特色。故事中的西琳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塔吉克公主。故事的发生地也从亚美尼亚移到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地区。上述这些例子表明，文化交流不仅不会削弱民族文化的民族特色，而且会使民族特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源的作品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文艺花坛中开放出独具特色的花朵。 有些同志对把与外国、外民族文学作品有渊源的作品写进自己的文学史，总感不甚理直气壮。这种担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众所周知，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不仅在德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部不朽的名著。然而，在16世纪时，浮士德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中的主人公———炼金术士。是英国作家马娄第一个赋予浮士德以文学生命，使之成为马娄创作的戏剧中的主人公。之后，莱辛、朗奥等作家都曾以《浮士德》为题材进行创作，德国大文豪歌德也被这个题材激发起灵感，他根据有关浮士德的传说，借鉴以前文人有关浮士德的创作，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诗剧《浮士德》。哥德的这部名著没有因为它与英国的戏剧等有渊源关系而影响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类似的情况，在世界文学史上屡屡可见。因此，即使以西琳、霍斯罗、帕尔哈德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数以百计，这也丝毫不影响纳瓦依与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的诗作《帕尔哈德与西琳》在维吾尔及突厥文学史中的崇高地位。新疆居丝绸之路要冲，维吾尔人民聚居的地域自古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是世界四大古文化—汉文化、印度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的交汇之处。维吾尔文学得以与多种文化交流。我们应充分利用新疆的有利条件，开展比较文学研究。 注释： [1]保加利亚、捷克曾将《帕渔产哈德与西琳》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2]关于“鲁姆”在何处，现有三种说法：（一）罗马；（二）伊斯坦布尔一带；（三）小亚细亚乐部。 [3]笔者译自瓦依特江·吾甫尔与艾斯凯尔·胡赛因合著《维吾尔古典文学》概述（维文），喀什师范学院铅印本，1982年版，247页。 [4]见尼扎米《霍斯罗与西琳》日译本，译者田惠美子的“解说”部分。日本平凡社，1977年版，365页。 [5]笔者译自区利希尔·纳瓦依的《帕尔哈德与西琳》（维吾尔文），苏联塔什干东方真理出版社，1959年版。 [6]阿鲁孜系阿拉伯语借词，是指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换为基础的格律诗。阿鲁孜格律不仅要求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且要求长短音节的组合规律也相同。根据音节组合规律，阿鲁孜格律又分为哈扎吉、瓦菲尔、木塔卡里卜等十种格律。 [7]笔者译自尼扎米：《霍斯罗与西琳》的日讯本，平凡社，1977年版，31页，202页。 [8]笔者译自艾利希尔·纳瓦依：《帕尔哈德与西琳》（维吾尔文），苏联塔什干东方真理出版社，1959年版，623页，627页。 [9]参风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深究出版社，1982年版，24页。 [10]参见叶少钧：《浅谈维吾尔语中阿拉伯、小组斯语借词问题》，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11]萨迪的《苹果园》是由突厥诗人麦斯吾德·泰夫塔尼（公元1322—1390）从小组斯文译为突厥文的；萨迪的《蔷薇园》是由赛依菲·萨拉依从小组斯文译为突厥文的；尼扎米的《霍斯罗与西琳》是由库提卜翻译的。以上资料转引自泰莱提·纳斯尔：《乌兹别克文学述略》，新疆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乌鲁木齐铅印版，4页。 [12]参见纳瓦依：《帕尔哈德与西末》（维吾尔文本），序言部分，作者哈米提·阿里木江，苏联塔什干，东方真下出版社。1959年版。 [13]笔者于1983年9月初搜集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讲述人：玛德力汗（塔吉克族，男，43岁）。故事情节如下： 贫苦的塔吉克青年英雄与美丽诉塔吉克公主一见钟情，他们成为一对幸福的恋人。波斯国王霍斯罗听说塔吉克公主美貌出众，便率领大军，带着在家百的礼物来向西琳求婚。西琳急中生智，提出一个条件：每人按规定挖一条水渠，谁的渠先挖完、通水、西琳就嫁给谁。帕尔哈德力大无比，本来就是一位挖渠能手，没过几天，渠就挖好了，只待通水后便可娶西琳为妻。霍斯罗国王从未参加过劳动，连水渠的头还未挖出来。他阴谋设一计，叫来一位巫婆，让她到帕尔哈德那里去谎报说，西琳已投入霍斯罗国王的怀抱。帕尔哈德中计，悲痛万分，被甩出了铁镐弹回砸死。西琳闻迅立即跑来，拔剑自尽，以身殉情。这一对情人被葬在木慕士塔克山下，他们的爱情象慕士塔克山上的白雪一样纯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