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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对曾经在东亚版图上风光无限的满洲人来说，可谓是一场沧海桑田般的转折。不仅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连同对他们的舆论评价，均在瞬间完成了一次全新的格式化。因为满洲人的社会性跌落直接换来的是对数千年古国封建时代的终止，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告捷，故而这场变迁的失势者们似乎有理由被推搡到最可耻最肮脏的去处。“革命”的结局是和平易帜，其直接对象清政权的上层人物，除丢掉了国家控制权及显赫的地位，大多在政权鼎革之后并没有迅速失去优渥的物质生活；而致命的打击却在了满洲下层群体之间即刻显效，世世代代以充当义务兵护卫社稷为惟一人生方式的他们，毫无生存技能准备地被新、旧两个政权所遗弃，死生只可问天！尚不仅此，这伙儿人数众多的两朝遗民，还要为那个覆灭了的朝代承当骂名。清已亡，满犹在，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矮化丑化妖魔化满人的浪头此伏彼起，几成一整个社会之津津乐道。如果说清廷覆亡已教万千都市满洲人存活濒危，那末，无休止的毁谤垢骂，则把最要自尊与名声的满洲人，一古脑儿地送入了灵魂的惨狱。旗族人口锐减，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已没必要陪榜，连满洲旗人也有不少隐匿旗籍四散奔逃者。那时节，只有三类人留在了满洲名下：一是清末之政要（他们无法隐匿民族身份）；二是最底层的苦人儿譬如洋车夫“祥子”、暗娼“小福子”们（他们横竖也是一个“死”）；第三类呢，便是那些最具备民族情结的满洲知识分子。 老舍，恰恰就是这第三类满人。 通过长期以来对老舍的关注研究，我切实感触到，他实堪被认作在满民族彻底落难的长时间里，一位充分依恋本民族同胞、贴近本民族命运、展示本民族文化、守望本民族精神的文化巨匠和民族骄子。 1982年，我在全国第一届老舍讨论会上提出“老舍创作个性中存在满族素质”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猝然和茫然。当时，说老舍与满族历史文化有关，有些冒学界之大不韪。此前不久，大理论家周扬刚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面对各兄弟民族众多作家，说：把老舍看成少数作家是不对的，一个小民族是不可能出现大作家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从多个角度向周扬的这番话发难，但是当时他的话确实是知识界跟社会上典型的话语断言。 当下，起码在老舍研究界内，周扬式的看法业已成为笑谈。中外老舍研究专家们多已服膺老舍具有满族文化背景的认识。当然，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并不十分顺畅的推进过程。 今天在座的各位师友，也许还会有些人对老舍与满族历史文化之关联的话题心存疑问。这是正常的。不过，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已不可能将自己的相关心得一一奉陈。（顺便插播一句“广告”吧，请有兴趣的朋友去翻阅一下我的《老舍评传》，或者即将出版的《老舍与满族文化》。） 我从满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不时产生一些感慨，愿意与大家一叙。世间普遍存在无视老舍满族文化背景的现象，这里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前面说到辛亥鼎革对满族社会的深刻影响，无疑是显见的因素。清代末年辛亥前夜，京师文化人尤其是报人当中，原是有一批满族作家的。例如松友梅和他的中篇《小额》、冷佛和他的长篇《春阿氏》，都是较为知名的，满洲作家写满洲人的生活，当时还是很自然的，用不着遮遮掩掩。辛亥之后情况大不同了，满人作家写满人生活的锐减。迄今我们能见到的，只有儒丐一人还在写满人生活，他的长篇小说《北京》和《同命鸳鸯》等，难能可贵地记录了政局鼎革刚结束京师旗人命运的大跌落，却耐于时局而每每笔有藏锋，而且作品也是他在愤然离开了北京城后才得以在外地创作和发表的。 辛亥年老舍12岁。他成年之时正逢社会上种族歧视愈演愈烈。他不曾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读中学起便与旗人知识分子过从甚密，并在一生维持着这一特点，连婚配择偶也选择了满人。虽然自打读小学他就显示了写作天赋，师范毕业后却没有去作写家。当时都市里穷苦满人实在太多了，老舍觉得办平民教育是为他们做事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当时要想在写作当中哪怕是稍稍为满人们说上几句话，也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晚年老舍回忆当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1]这样的心绪，显然跟他身处民族关系异常的社会有关。他正式启动写作生涯是26岁在英国教书的时候，诱因之一又是受到西方充斥种族歧视现象的刺激。为了防备直书满人生活命运所带来的麻烦，他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即表面隐去作品直接正视满人题材的标志，而通过具体、准确、细腻地描摹，去体现本质上的满人生活。在前20年的写作中，他绝少宣扬自己在写满族，却通过满人活动地域、满人特有人生、满人传统名姓、满人性格习尚等等曲笔，成功地展示了民国年间一整个北平满人社会的翔实面貌，记录下来都市下层满人的凄苦命运和惨淡心灵。这种对满族题材秘而不宣却在事实上长久坚持不懈的方式，对一位异常热爱本民族的作家来说，委实不是上佳的选择，它不是老舍的主观愿望。是民族歧视的严酷现实，造就了这中外文学史上特有的此例。直到年届花甲，老舍自己打开了这方“黑匣子”，他家有时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老舍在场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2] 由此，我们进一步证实了老舍与满族关系被历史遮蔽的事实。不过，忠实反映20世纪都市满人的社会生活，还只是老舍身为满族文学艺术家的所做出的独到贡献之一。他充分利用自己赖以托足的满族传统文化土壤，向中华乃至世界文化输送个性奉献的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简而言之： 他是中国现代杰出作家中最为关注中华民族伦理走势与道德建设的一位；他又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作家中罕见的坚持文化启蒙主义精神的一位。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反思与再造，在其生前身后甚至下数若干个世纪以后，都会为人们所珍视。老舍式的道德关怀与文化忧思，均与满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教训有其深刻关联。 他是始终具有明确身份自识态度的满族作家。在满族社会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他用滴着血的作品去关爱和抚慰同胞们的身心伤痛，勇于为他们呼号，敢于为他们辩诬。针对社会舆论说满人们的潦落全是因为他们“自甘堕落”，老舍写出祥子、常四爷，证实世间之有贫困满人绝不是缘起于他们的不争气不奋斗。针对社会舆论说满族“卖国”和“不爱国”，他大量书写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凛然抗击外辱的故事，直到晚年，还通过舞台上满族人物之口，高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这般带有满人自我终极关怀式的“天问”。当然，老舍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相反，他从本民族曾经高人一等随后又惨遭歧视的现实出发，加强对民族问题的思索，通过游历世界感受现代文明熏陶，将自己打造成为了20世纪除去民族学家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少有的具备现代民族观念的代表。 作为满族作家，他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在艺术上。他的“京味儿”，他的语言，他的幽默，他的雅俗共赏，他的十八般武艺，他的超凡拔俗的艺术开放度和毕生追求的艺术探索性……可以说几乎所有老舍之成为老舍的“绝活儿”，都跟满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潜在的不可小视的关系。 老舍是中国最广大读者——上至教授学者下至黎民百姓——最喜欢最熟悉的大作家。他的贫寒出身、他多产的创作生涯、他的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之类极得大众好评的作品，乃至于那振聋发聩的人生结局……都是人们经久谈论的话题。从常见的角度来看，老舍，似乎早已无奥秘可言，从人生到作品，好像可以被认为是再不存在什么理解障碍与认识盲区了。 其实不然，老舍艺术的满族文化渊源，就是一个为大家绝少提及的话题。老百姓不注意这个也没什么，可是学界对此同样茫然无知却总有点儿说不过去。 老舍艺术存在着满族文化渊源，这一点，长期地被遮蔽，这在学术上是不应当出现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 ——为了满学的发展，有必要直面辛亥鼎革对于满族社会影响程度的课题。辛亥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是否定不了的。然而，其负面作用也须正视。以往，人们多从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根本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留下了负面效应。为中国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满洲民族，在革命中被彻底否定，是辛亥鼎革的一大失误。像辛亥这样剧烈的革命有其负面影响是正常的，在我看来，不正常的倒是，几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上所维持着的对满族的“不予落实政策”。我这里并非危言耸听，不妨翻开今日仍畅销应用着的两部词书，便可一目了然。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联合出版）上，“八旗子弟”条目的诠释如下：“八旗成员的后代，泛指贪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而《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中对“八旗子弟”条目的释文也是：“享有特权而完全没有本领的名门子弟”。两本至今还普遍使用的工具书有如此相近的解释，说明了什么，是毋庸多言的。那么，推而广之，一场辛亥既然能够将其对满族的否定维持至今，我们对满族的研究以及对满族文化的研究，则真不知道还有多少真相与答案被遮蔽着。 ——满族文化被遮蔽的问题，又不能全说成是辛亥使然。就我们满学研究内部来说，好像是有侧重满洲以及清前期研究的局势。入关后，清中期以后，特别是清后期至20世纪以来，却愈来愈不被重视。就满族政治作为来看，关切其前期研究自然有道理；可是，就满民族的文化作为来说，只关切清前期却远远不够。满族对中华的贡献不只是清前期开疆拓土推出太平盛世一端，它对中华的文化奉献也同样是了不得的。有人以为满族的文化不过是萨满教有些价值，入关之后便只剩下提笼架鸟无所事事了。此乃大谬。莫要以为满人入关后改操汉语，这个民族便一了百了了。该民族的“精怪”之处恰恰是它即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而后，还在北京城这个传统汉文化的堡垒里头翻云覆雨地干了些个大动作。《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京腔京韵、京味儿文化艺术、国粹京戏，北京人的优雅、大气和幽默性情……桩桩件件都是他们被世间认定已经“汉化”后的作为。以往人们习惯于用汉族的眼睛看问题，与汉文化有所交流后的异质文化，几乎没有不被遮蔽的。 ——用汉族眼睛看问题，把他民族文化误读的情况也很多。满民族就常被误读。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满民族世代以当兵为惟一生存方式，人人的生命都是大悲剧。既然逃不脱悲剧人生，族人便练就了苦中作乐的性情。老舍的文学始终带有这一特点，常常敢于用灰色的幽默与喜剧的样式，来书写人生的大悲剧。而正是这一点，长期以来为传统的汉族文学界所难容，批评老舍是“贫嘴恶舌”，是“以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细想想，汉族文化历来强调的是“文以载道”，文学是不许随便拿来“幽”一“默”的，当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候，当然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幽默。然而文艺毕竟是文艺，当炮火硝烟散去之后，话剧《茶馆》式的悲喜剧却赫然成为了20世纪中华艺术的经典。不同的民族，从来就有着不同的生命范式、不同的价值尺度和不同的审美诉求，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少数民族文化的被遮蔽，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从被误读开始的。 那么，假如我们只是把“老舍与满族文化”看作一个满学个案的话，稍微引伸一点，是否可以说，研究者们也许应当多从满族的角度来想想问题？ [1] 舒济：《回忆我的父亲老舍》，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2] 黄秋耘：《“不足为外人道也”》，载《中国青年报》1981年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