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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列出了一般文学可以给一个民族或人民带来的益处:激发人的精神和灵魂，提供公共生活中缺乏的统一的民族意识，在面对敌对环境时提供民族骄傲；同化令人不满的因素，通过文学杂志的不懈努力而不断把一个民族与其整体融合起来；能够讨论父子之间的对立，呈现民族的缺点，对这些缺点既给予谅解又予以批评；在这种文化氛围内，人们开始尊重活跃的文学家，开展图书贸易，掀起读书热潮；文学成了直接发挥作用的生命力，成为一个民族的日记(但完全不同于历史编撰)。 然后，卡夫卡把文学的这些益处放到小民族中来，发现在小民族或小文化中，这些益处更加明显:小民族文学中没有像莎士比亚或歌德这样的大人物，没有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强力诗人，没有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压制，所以能在最大规模上开展文学的竞争；这些竞争的作家能够相互保持独立，因为他们不受大人物的影响和控制，而没有才能的人就会自动退出，因为没有可供他们任意模仿的流行的典范；当小民族开始撰写文学史的时候，大人物的缺乏可以使文学经典稳定下来，不受时尚或流行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因为在“大民族文学”里，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作家的影响，读者读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家的名望和他在民族传统中的地位，所以当审美趣味发生变化时，有些重要作品会被忘记，而另一些则会随着新一代人的审美趣味而复活，而在小民族文学中，重要作品和声望是一回事，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忘却和记忆或回忆的问题，小民族文学的文学史是不变的，不随时尚的变化而变化；此外，由于小民族的作品相对较少，所以对现存素材的消化更彻底，对作品本身的消化也更彻底，所以，在小民族文学中，文学关注的不是文学史，而是这个民族本身。 对边缘化的或孤独的作家来说，一个民族的消失或缺失也许恰恰是“表现另一种不同的潜在社会”的有利时机，因为他可以用表达的机器拆解表达的形式，拆解内容的形式，释放或组织新的内容，而这种新的内容必然与原来的事物秩序构成冲突或断裂，于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也必然在语言的缝隙中生产出来。这是一个变形的过程，因为语言中固有一些连续变化的因素——语音的，词形的，语法的，句法的和语义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必须在实际的表达中得以具体化。作家要开辟一系列连续变化的路线，进入语言的形变过程，使语言进入“结巴”状态，而每个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让语言“结巴”，所以才有他或她的“独一无二的、孤独的写作。”但这种独一无二的孤独的写作只有通过对一种语言的集体的表达组装进行实验，只有通过激活语言内部固有的连续变化的路线，才能改变语言在社会语境中具体体现的权力关系，才能在“一个民族消失”的时候预见到一个民族的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