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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这种光辉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就是对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探讨、编写、出版的文化建设工程。 历史回顾 中国古代人的文学观念和现代人的文学观念有所不同。先秦时期，中国人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近代和现代。 20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中国汉语文学史便迈进了一个实质性的编写阶段。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二十日，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由日本人世川种郎撰著、由该局翻译的中国《历朝文学史》(原名《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年在日本首先出版)。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窦警凡编著的《历朝文学史》正式出版，这是目前已知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部中国汉语文学史著作。至1949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出版的中国汉语文学史著作共有440余种。 人类的偏爱常常导致历史的偏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建设进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遭到了不应有的轻视和冷落，尤其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不为外人知晓，更很少有人去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以致像《格萨尔王传》这样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何其芳1961年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一文中说：“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不过是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61年4月10日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也认为：“所有我国少数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对祖国的发展繁荣，都是有贡献的，写文学史不写少数民族是不公平的!大学里讲历史，讲文学史，要讲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学史，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大约起始于1957年。在此之前，一直通用“兄弟民族文学”这个概念。 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学遗产问题，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满族作家老舍曾经有过一篇重要讲话，其题目是《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老舍在报告中说：“这次座谈会的规模虽然不大，可是还不易找到相同的前例。”老舍在报告中一共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甲、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乙、开展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丙、翻译问题。丁、创作问题。戊、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己、具体措施。 老舍的这篇报告，虽然尚未提出编写各兄弟民族文学史的具体任务，但他指出了收集、整理、翻译各兄弟民族文学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所以，他的这篇报告，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起了开拓思想的作用，做了舆论准备。 编写规划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来北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自治区及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的部分代表，座谈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问题。会议对以下一些问题作出了决定： 第一，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的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凡不能写出文学发展史的民族，均写文学概况。 第二，先编写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朝鲜、哈萨克、白、傣、纳西等民族的文学史，并作了具体分工。除此之外，由各省根据本地少数民族的情况，自行决定编写本省哪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 第三，文学史应从古至今，写到“大跃进”时期为止。对书稿的一般要求是：1.观点正确;2.叙述准确;3.重点突出;4.通俗易懂。 第四，各省、自治区应组织一部分人力专门从事这一工作。 第五，除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外，在有少数民族的省份，要编辑一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第六，各种选集和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全部一年内完成，争取在1959年国庆节前交稿或出版。 第七，各省、自治区可依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规划。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定贾芝、毛星负责这一工作。 这次座谈会实际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规划会和动员会。这次会议虽然由于受“大跃进”思想的影响而提出了一些难以按时完成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以及会后所形成的文件，却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建设史上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它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总进程中也是划时代的。从此，一个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家面前。为了使这幅蓝图变成现实，中国各民族文学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开始了新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初战告捷 至1960年8月，白、纳西、苗、壮、蒙古、藏、彝、傣、土家等10个民族先后写出了本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简史初稿，其中白、纳西两个民族的文学史初稿已分别于1959年12月和1960年2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与此同时，布依、侗、哈尼、土、赫哲、畲等6个民族也分别写出了本民族的文学概况或调查报告。 1960年9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内蒙、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湖北、福建等15个省、区的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等也派代表参加了座谈。座谈会交流了两年来各地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为了总结交流各地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经验，讨论编写中遇到的共同性的学术问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61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云南、贵州、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广西、湖南、湖北、福建、吉林、黑龙江、北京等地的有关学者共70余人。会议由何其芳、贾芝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等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一次学术讨论会，也是一次经验交流会。会议通过对《蒙古族文学简史》《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3部书稿的讨论，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原则问题和共同性的学术问题，并制订了今后的工作计划。4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就讨论会中提出来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作了总结性发言。学者翦伯赞、贾芝、马学良等也先后在会议期间作了重要发言。这次讨论会历时近一个月，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尚无先例。它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新鲜经验。 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影响，有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会中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关于两种文化的斗争问题、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问题、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等等。 十年中断 正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有条不紊、蓬勃开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中，许多珍贵的学术资料被当成“四旧”扫除;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许多热爱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专家学者被关进牛棚甚至含冤死去。一项本来很有希望的事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工作就这样被迫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十多个年头。 适时重启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建设事业从此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云南省昆明市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广西、广东、湖南、福建等15个省区的代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重新启动或恢复和修订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工作计划的一次会议。会上交流了自1961年3月以来各地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工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修订和落实了今后的工作计划。这次会议也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与会代表列举大量事实，愤怒控诉“四人帮”破坏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毁灭少数民族文化的罪行。大家认为，要迅速恢复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工作，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新的情况，会议初步落实了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分工及预计完成的时间。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采取由各有关地区、单位分工合作的办法先编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相继筹建，贾芝为第一任所长和学会理事长。从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 1980年《蒙古族文学概况》《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传略》等相继问世。《蒙古族文学简史》和《苗族文学史》随后也相继出版，被搁置了20年之久的书稿终于重见了天日。 1981年12月30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周扬《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过去有过文学史，解放后也出版过文学史，解放前也有些进步的学者写过文学史。我觉得这些文学史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和他们的贡献，摆到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学史的应有地位上。现在我们写新的文学史的时候应该把这个缺陷加以弥补。” 周扬的讲话，给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家带来了新的认识和新的鼓舞。 1982年，《藏族文学史略》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上连载，《壮族文学概论》《朝鲜族文学艺术概观》《仫佬族、毛难族、京族文学概况》等相继出版。 1983年2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中说：“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成立。我们决定把上述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任务交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3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成立，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任务，可以移交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4月14日至22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广西武鸣召开第二届学术年会。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邀集出席年会的有关人员座谈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问题。座谈会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任所长王平凡主持。他说：“这项工作，过去中宣部决定由文学研究所负责，现在已移交给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决定分两步走：先编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史或少数民族文学史。”来自广西、内蒙、云南、新疆、辽宁、湖南等地的代表汇报了情况，交流了经验。 武鸣会议之后，王平凡所长率该所科研人员降边嘉措、邓敏文到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同年7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1979年昆明会议确定下来的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由毛星主编，全国各地100多位各族学者共同撰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包括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况，共150余万字。该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毛星在《前言》中说，“这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批评，也不是评介”，它“就像为55个兄弟民族各开一个文学创作展览馆”。同年，《蒙古文学概要》《傣族诗歌发展初探》《白族文学史(修订版)》《布依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况》等书也相继出版发行。 198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央主管部门为少数民族文学专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工作的指导”，“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加强研究机构建设，充实研究力量”等等。这个《通知》，对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起到了促进作用。同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11个省(区)的代表和中宣部文艺局、国家民委文化司、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办公室等单位的代表。会议着重交流自1979年昆明会议以来全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情况，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丛书》的计划。会议确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总计40册左右，约1200万字，各民族单独编写，各自成卷。会议还决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的编写和审稿工作统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 198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转发〈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通知》强调：“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学术上都有重要的意义。”《通知》要求各有关地区、单位和部门，“按照《纪要》提出的要求，对本地区所承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各民族卷的编写工作给予积极的领导和支持，认真解决编写中遇到的问题，保证这项工作按时完成”。这是党和国家中央机关、国家科研部门为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工作专发的“红头文件”。这个文件发出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协力攻坚 1986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在中国文学学科片上以惟一获得全票通过的课题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并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刘魁立及该所科研人员邓敏文任该项目负责人。同年11月11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继1961年以来召开的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汉、蒙古、满、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侗、白、土家等民族的60多位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著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过程中遇到的带有共同性的学术问题。经过讨论，“进一步明确了编写原则，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基本方针;正确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各种主要文学现象;突出介绍本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努力揭示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特点;认真探索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在学术思想上应达到本民族的基本认识水平和当代的学术高度。”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还就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史论关系、古今关系、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族属识别等理论和实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经过认真商讨，会议进一步落实了《丛书》各民族卷的编写任务及规划;制订了编写、评审直至出版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原则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写出版方案》;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评审委员会(后改称编审委员会)。11月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全国各地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组发出《关于认真完成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通知》(〈86〉社规办字10号)。《通知》强调：“鉴于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要求你编写组本着对人民、对历史、对科学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严肃认真地完成所承担的民族文学史(或概况)的编写工作。”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大大地加快了步伐。 为了及时交流、总结编写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时沟通编写工作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还先后编印了12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写工作通讯》。 丰硕成果 经过30来年的辛勤耕耘和数百位各民族学者的心血和汗水的浇灌，收获的季节终于来到了! 1988年2月23日至28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评审工作会议。会议对《藏族文学史》《侗族文学史》《毛南族文学史》三部送审稿进行了评审。大家认为：这三部书稿的内容都比较丰富，材料比较可靠，民族特色比较显著;《藏族文学史》和《侗族文学史》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线索叙述得比较清楚;《藏族文学史》在处理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侗族文学史》在文学分期与作品断代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三部书稿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对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介绍过细，评价偏高;对当代产生的某些文学现象的论述尚欠谨慎;文字也还不够精练。同年12月，《侗族文学史》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出版的第一部书稿。 自1988年2月至1996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云南、陕西、四川、广西、新疆、贵州等地召开了21次评审工作会议，先后对藏、侗、毛南、纳西、布依、黎、普米、傣、拉祜、基诺、布朗、阿昌、珞巴、羌、赫哲、京、仫佬、乌孜别克、塔吉克、鄂伦春、满、东乡、保安、仡佬、瑶、哈尼等26个民族的31卷文学史或文学概况书稿进行了评审。其中侗、赫哲、布依、毛南、纳西、京、鄂伦春、仫佬、蒙古、羌、藏、东乡、保安、普米、傣、拉祜、阿昌、布朗、基诺、哈尼等民族卷已先后出版或即将出版。在此期间，已列入《丛书》编写计划但未经《丛书》编审委员会评审而先行出版征求意见的还有《水族文学史》《土家族文学史》《回族古代文学史》《回族当代文学史》《回族民间文学史纲》《满族文学史》《朝鲜族文学史》(朝文本)等。据此，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和“八·五”重点项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经主管部门批准正式结项。 自1984年以来，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写计划外先行或同期出版的还有《白族文学史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藏族文学史》《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蒙古族当代文学史》《壮族文学史》《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瑶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略》《傣族文学简史》《满族民间文学概论》《壮族文学概要》《侗族民间文学史》《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西北民族文学史》《达斡尔族文学史略》等30多部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这些著作，都以自己独有的内容和风格填补了中国文学史建设领域中的许多空白。值得重视的是，由马学良、粱庭望、张公谨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第一次使用综合叙述的手段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它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建设中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1996年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据粗略统计，至1999年年末，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蒙、藏、满、壮、维、回、朝鲜、赫哲、鄂伦春、达斡尔、东乡、土、保安、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珞巴、羌、彝、白、傣、哈尼、纳西、拉祜、布朗、普米、阿昌、基诺、傈僳、佤、土家、苗、布依、侗、水、仡佬、瑶、黎、仫佬、毛南、京等40多个民族的80余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或不同文种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著作存世。其中有些民族还出版了两部或两部以上的文学史著作。 这些著作，都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领域中的丰硕成果，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著作，不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著作还具有民族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性质，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学大多是民间口头文学，大多尚未从本民族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其中的许多作品，与本民族的历史、社会、思想关系异常密切。 如果说，以上列举的文学史著作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独奏曲”或“合奏曲”，那么，1997年9月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共同撰写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便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第一支“交响曲”。它既包括前辈文学史家在汉语文学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又吸纳了现当代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建设的一些新成果。少数民族文学也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走进中国文学史的“正殿”。可以说，《中华文学通史》是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家在20世纪内完成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综合性答卷。尽管这份答卷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遗漏，还存在明显的拼凑痕迹，甚至还存在许多常识性的硬伤，但它毕竟已经用自己的形象向人们展示：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也是中国汉语文学史家与少数民族文学史家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1995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邓敏文撰著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该书第一次从多民族文学的角度回顾、总结和探讨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发展过程、基本经验及遇到的各种问题。同年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理论座谈会”，出席会议的50多位各民族专家学者就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等课题也相继提出，并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个由编写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而引发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开始出现第一次浪潮。 历史遗憾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和编写工作任务艰巨，资料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都较薄弱，加上编写和出版经费未能统一筹措，编写人员分散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或部门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各民族卷的编写、出版进度及学术水准很不平衡，至1996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结项时，仍有维吾尔、壮、撒拉、裕固、门巴、高山等十几个民族卷尚未完成;已经完成或已经出版的水、土家、回、彝等民族卷也尚未经过专家评审;已经通过专家评审的黎、满、珞巴、仡老等民族卷也未能及时出版面世;已经出版面世的民族卷还未能很好向国内外学术界作广泛宣传。 当人们敲锣打鼓迎接21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为自己留下的历史性遗憾感到内疚。例如，到20世纪末，中国仍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著作未能同广大读者见面。再如，原计划在编写出版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同时，再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资料丛书》，其中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产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资料等，以供阅读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时参考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结果也因为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原因而未能按计划实施。这些历史性的遗憾，都是我们留给21世纪的历史债务! 几点建议 历史已经迈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作为上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的亲身参与者，我想给21世纪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家及有关部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鉴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之后，至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段不算太长也不是很短的时间里，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旧人旧作也有新的发现，文学观念不断更新，文学史观不断变化，对历史上产生的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提高。所以很有必要对各民族文学史著作进行一次补充修订或者重写。 第二， 考虑到此前出版的各民族文学史著作时空差距很大，规格不尽统一，印数也很有限。为了方便国内外广大读者查阅，在对中国各民族文学史著作补充修订或重写的基础上，汇编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史著作集成》。 第三， 在编辑出版《中国各民族文学史著作集成》的基础上，各地再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资料丛书》，其中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产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资料等，以供阅读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时参考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第四， 在编辑出版《中国各民族文学史著作集成》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资料丛书》的同时，加强对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组织中国各民族文学史家补充修订或重新撰写一部纵贯古今、横通各族、骨肉相连的《中华文学通史》。 第五， 为全面总结20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的经验教训，并规划21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宏伟蓝图，建议于最近两三年内召开“第五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或“学术研讨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