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贾芝的民间文学研究始于延安时期，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与决定了他的学术理念。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主要分为理论创新与学术组织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贯穿了他对于民间文学与民众关系的核心思想，即“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关键词：贾芝 学术转向 民众思想 贾芝，1913年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青年时期对西方文学与音乐非常感兴趣。“1932年他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预科高中，100大洋买了一把小提琴”[1]，至今他的提琴仍然保留在家中。他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诗友共五人(其中包括己故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成立了《泉社》诗社，“我们五个人经常一起争论。覃子豪和我比较接近一点，虽然那时我们对革命认识并不深，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了解，但情绪上倾向革命的……”[2]。1935年，贾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水磨集》[3]，当时他到延安后与人合作翻译了都德的长篇小说《磨房书简》。当提起贾芝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时，他弟弟贾植芳总是会说“我哥哥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出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毛泽东的传说》两本书”。笔者翻阅了贾芝相关的资料，明白他所说的是《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4]，该书的最后附有贾芝的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在贾芝90多岁时，每次笔者前往拜访的时候，老人都会激动地唱起陕北民歌——信天游。从两位90多岁老人的点滴回忆中，形象地展现了贾芝进入民间文学领域的情境。“1949年10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我负责通俗文艺组，还参加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创办的《说说唱唱》刊物工作。12月22日，我们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请示，工作方向大体明确了，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后者的搜集整理;……不久，吕骥同志也找到周扬同志要求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说：‘那就把其它都包括进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按周扬的意见，贾芝担任秘书组组长，负责协会的日常事务，主要工作是约请专家、艺术家写稿，编辑民间文艺丛书。[5]从此他开始了在民间文学这块土地上长达六十余年的辛勤耕耘。 一 、由象征派诗人转向“民间” 贾芝从中学时期就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覃子豪(台湾已故著名诗人)、朱锡侯、周麟、沈毅五人组成了“泉社”诗社。1935年，贾芝以“泉社”的名义出版了《水磨集》，该诗集中许多篇章象征意味较浓。他还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并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这样一个文学青年后来一直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影响他选择的因素诸多，但决定性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1938年，他从西北联大毕业后到了延安。在延安，他是作为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队伍。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初到延安时关注的是上层文化[6]。但是他在延安的生活又让他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创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着我们诗体所能包括的主题太狭小了，有许多的主题等我们写呢。……我的精神用在诗上。”(1942年1月10日)“我正走在不能确定的路上，我应该写许多的主题，但是我还没有开出属于我自己的某一个境地，这使我很苦恼。”(1942年3月2日)可见他当时仍主要是创作诗歌，而且意识到了创作与生活的脱离。这就从主观上为他转向民间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关注“民间”氛围的影响。他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脱离不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笔者访谈贾芝时，他提到了在北京上学时北大征集歌谣的事情。但贾芝转向民间最直接的推动力是《讲话》。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作品，一定要以工农兵的生活为内容，以工农兵为读者，离开了这一关，没有更宽阔的路。我是曾经在诗的道路上摸索到这点的，但是我还未明确地肯定过，我还没有在写作上走出自己的路来。我写得太少。正确是从错误中来的，想一下出来就是不错的，没有这事，而我竟如此想了。以后一定要多写，研究生活，去熟悉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改变我这人和诗。”(1942年7月31日)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人只有是历史的时候才是现实的，我们不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谈论他。当时的民间文学，是“民间”概念在延安地方政权中体制化之后的文学表现。正如洪长泰(ChangTai-hung)所说，“按照《讲话》的精神，共产党首次把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放弃模仿外来形式、继承民族形式的观点，对文化政策做了较大的调整。”[7]在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农民三层关系，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下透视和反映民众生活，与“五四”时期民间文学注重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不同，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更注重的是政治价值。因此延安时期进入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贾芝，也是处于这三种关系的互动之中。他运用劳动人民语言创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诗歌多首。以《拦牛》[8]和《抗日骑兵队》[9]为代表，运用民众熟悉的民间文学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另外就是下乡采风，体验工厂生活，并参加到盛极一时的秧歌运动中去，他当时的惟一理想和决心“就是到群众中去，从事文学创作……”。他用陕北方言以及信天游的形式创作，如《人民的心意到火线——劳军鞋》等。总之，这一时期他遵照《讲话》精神，实践着文艺以工农兵为主体，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为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民间文学组织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是其“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观念的缘起，正如他本人所言， “建国以后我所以参加了民间文学工作以至坚持至今的最初起点。”[10] 二、“十七年”时期(1949-1966)学术组织与学术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的民间理念与民众话语推广到全国。1950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周扬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在我们解放区也曾有过地方戏剧的研究，如今天优秀的歌剧作品，都是研究民间文艺的成果”。[11]郭沫若认为民间文学的研究“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12]民间文艺从延安时期被纳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契机，遵循《讲话》精神，它的发展处于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规训之中。 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中，文学是一个重要层面，她承担着引导大众审美趣味，再造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文学的格局处于变动与重新构建中。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贾芝开始投身于民间文艺学。首先，他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的成立和存在而奔走呼吁。 1949年12月22日，周扬指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一民间文艺研究会，专门事后者底搜集整理”，(1949年12月22日)这就是民研会成立的最初想法。1950年3月，“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会推选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下设民间文学组、民间美术组、民间音乐组、民间戏剧组、编辑出版组，贾芝任秘书组组长，负责民研会日常工作。贾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将其带到该社，冯雪峰对此有意见，主张取消。后来经过贾芝四处奔波才保住了民研会。1951年冬，周总理批示他携家属前往布拉格，到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工作。但当时民研会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到文化部去找沈雁冰和周扬两位部长，说明情况后，沈雁冰说：“你走了自然就搞不了民研会了!”他随即放弃出国。由此可见，民间文艺的管理机构成立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地组织任命，还有学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体现了学人坚持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思想和主张。 除了积极推动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的创建外，贾芝还投身于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理论与微观领域两个部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 首先，在民间文学分类、对象和搜集整理的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分类进行了探讨。这一时期，在众多的观点中，贾芝对民间文学做了比较恰切的分类，[13]他认为民间文学“大致包括群众口头创作、民间曲艺和民间戏曲三大类。而群众口头创作里又有民歌、民谣、快板、史诗、长篇叙事诗、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童话、寓言、笑话、谚语、俗语等等;在民间曲艺和民间戏曲方面，曲种、剧种名目繁多，不下数百种。”他虽然没有谈到如何对大类进一步分类，而且遗漏了谜语，但是在当时从大的方面厘清了民间文学的分类，对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后张紫晨的《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基本是按照贾芝的提法，进一步具体化。 他反对民间文学研究范围无限度扩大，主要是针对当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民间文学与群众创作等同的观点。他认为后者的“精义”是：从阶级熄灭论得出民间文学熄灭论。[14]他强调民间文学要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这对于当今民间文学的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一个学科没有自己清晰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就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的结果就是该学科的消亡。 在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他于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提出“注意新民歌搜集”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仅仅将传统民歌视为民间文学，而对新时期出现的民歌就视而不见，这个虽说有政治的即时性，但是这一思想，目前仍是可取的。我们往往将现时代民间流传的民众作品排除出民间文学研究和搜集范畴，研究中将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史料上。他在《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论述了民间文化的搜集问题，提到了搜集、整理的方法。它为当时民间文学的实地调查和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在理论上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1961年，他又在《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文，提到了做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加强研究的科学方法。它对当时全国民间文学资料普查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至今仍是我们进行民间文学资料搜集的基本原则。他还强调搜集整理与再创作的区别。1962年在答复安徽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信中再次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原则，强调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利用民间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区别。这就在学术上明晰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围，划清了民间文学与创作的界限。 再次他注重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从1957年开始，他就提出了民间文学要为人民服务。[15]1963年，论述了民间文学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意义和作用，谈论了民间文学的价值。这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历史情境性。[16]但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它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民间文学由于与民众特殊的关系，它的社会价值尤为重要，所以如何利用民间文学为民众和社会服务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管承认与否，民间文学本身就具有政治性。所以直到现在，对民间文学政治性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而且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一研究并没有真正开展。 再次，大力提倡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研究。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主编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到目前虽尚未全部完成，但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民间文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一思想一直是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共识。早在30年代就有民俗学和民族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我国民间文学体系中挣得了一席之位。《民间文学》杂志自创刊开始，稿约中所欢迎的稿件，第一条就提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可见当时就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从《民间文学》创刊直到文革时期被迫停刊，每期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1956年他写了一篇《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当时阿凡提的故事刚被采录出来。他的论文论述了阿凡提的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对阿凡提敢于同皇上、巴依(地主)斗争的反抗精神的赞颂。对这一维吾尔族的机智人物的妙语连珠更是高度赞扬。1964年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工作进行了总的述评，指出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研究对各民族本身的意义;强调要充分发挥各个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领域的价值;发表了研究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见解。 另外，他的研究触角还深入到了民歌、新曲艺、传说、民间故事等具体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和社会需要。民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区民歌和《红旗歌谣》的研究。在苏区民歌研究中提到“编出一部老苏区的民歌来，是很有意义的。这可以使我们在这些朴素动人的民歌里读到革命斗争的最生动的记录，同时又有机会，学习群众如何在自己的诗歌里表现他们的新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份珍贵的文学财产，实实应该好好收集和保存起来。”[17]在民间传说的研究中坚持了传说的民族性、时代性的差异，坚持要按照民间传说本身的特质来研究民间传说，而不能将阶级的观点强加在传说之上，在唯阶级论时期，是难能可贵的。在民间故事研究中，强调民间故事对劳动人民的娱乐作用和教育作用，同时民间故事反映了不同时代劳动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18]凡涉及贾芝民间文艺学历程研究的学者，过于强调他的阶级性，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学术思考。 除了理论方面的贡献外，他注意与地方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密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他对各地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极为关注，与地方的民间文学研究小组保持联系，相关论述较多，在此笔者就不再详述。 总而言之，贾芝的研究既包括民间文学的范围、分类、界限、体裁等基本范畴的研究，也包含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等宏观层面的论述，从其研究内容可以清晰地呈现其核心思想，即民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为民众服务，为民众所享受，要充分发挥民间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生活性与功能性。他的民间文学观在民间文艺学思想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学术性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 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之核心思想 “文革”后，中断了近十年的民间文学研究开始了新的历程，在这个发展阶段，贾芝是研究领域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从新时期开始至20世纪末学术主导思想变动不大，他的著述以及活动，可以分成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与探索;为新的论著所撰写的序文;国际交往三部分。民间文艺学领域，研究者向来将其划归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或者笼统地在延安学派中提到，对于他的学术没有进行具体的剖析。从他的著述来看，他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的是活动的身影，这样为了对他的学术有一个客观全面的了解和评价，有必要简单追述他民间文学研究的起点与他的自我评述。他的延安经历以及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使得他必然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点，也就是沿承《讲话》精神从事民间文学，关注文学与民众的关系。“文革”后，他一如既往坚持《讲话》精神，重视对“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发展源头的寻索”[19]，这句话也道出了他学术研究的元点与终极追求。 他积极整理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资料，编辑出版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中国解放区书系·民间文学编》、《中国解放区书系·说唱文学编》，[20]希望作为一个亲历者为后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基础，从他的序言以及内容编排、体例等方面可以看到他从文艺的视野对民间文学的定位。在他的思想中，民间文学作为艺术具有强大的魅力，它属于文学殿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文学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功能。他强调这支来自田野的文学之花之独有芬芳，反对将其作为资料进行“纯粹学术研究”(按：指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遗留物研究范式)，而希望它能起到文学应有的社会作用以及社会价值。这跟他介入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有直接关系，他所接受的民间文艺学思想主要来自《讲话》，在研究中他注重“从思想的改造到艺术的改造”[21]，推崇群众性的艺术创作演出。从延安时期到60年代中期的革命实践以及学术历程，使得在他的研究视野中，民间的指向即是“人民”，当然人民更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概念，这样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关注过民间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科学的民间文学价值观。 在文学界流行“人民口头创作”时，他意识到其本质是混淆民间文学的界限，其最终结果将会消解民间文学。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民俗学(含民间文学)内涵无限制扩大造成边界的弱化至今仍是学界的一个警示[22]。他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重视，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的“十六字方针”长期影响民间文学领域，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新时期他积极推进《集成》的工作，主编《歌谣》集成成为他事业的核心。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将民间文学当作人民的诗学，与作家文学并存于文学领域，同时它又是文学之源，呼吁“请给乡下老婆让个座”[23]。他希望民间文学最后能为国家的政治思想与民众的生活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它的学术研究，这与他的经历以及身份是相符的。 从上表所列可以看到他参与了很多活动，地方的艺术节、筹建民间文学博物馆的建议以及各地博物馆活动，特别是国际民间文学的交流。这些琐碎的日常民间文学活动占据他学术的很大部分，并且他也乐此不疲。笔者翻阅他50年代开始的日记，每每看到他回复各地民间文学工作者、爱好者信件的记录，不免激起如下的思考：他没有提到田野作业，也没有引用笔者学习中熟悉和推崇的本位研究，难道这就是毛泽东所提的“到民间去”?当然对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确实需要进行学术反思，它的利弊之处也应该科学阐释。“与民众互动”是民间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它能使得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真正植根民间，贾芝看了杨亮才《民间文学之子贾芝》[24]一文后，他认为很恰当，从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与民间文学以及民众关系的定位，这也是他植根民间思想的展现。 他遵循《讲话》精神，围绕“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开展自己的学术与活动，具体表现在人民的诗学与根植民间两个方面。他对于民间文学更注重的是它与作家文学之文学的共通性，在他的研究中，重点不是析分这两种文学，更注重的是为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让民众的文学为民众服务，因此他的研究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活动，正如他自称“草根学者”，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25]不可否认，从事民间文学的时代与情境同时也给他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局限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文化热潮时，他关注过，对民间文学的多视角研究也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的核心思想则没有动摇过，形成了新时期以后民间文艺学领域的一股潜流。 [1]文中贾植芳的话语皆为笔者2007年4月6日谈谈贾植芳(贾芝弟弟)时提到。 [2] 陈思和：《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转引自李本德：《读贾芝的<水磨集>》，载于《博览群书》2002年第1期。 [3] 贾芝：《水磨集》，北京：《泉社》诗社，1935年。 [4]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北京：工人出版社，1954年。 [5] 参见贾芝：《我是草根学者》，《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6]这从他1942年的读书计划可知。1942年计划：1、写诗。2、读名著。3、读外国文。夜间读诗;下午读名著;上午读法文、翻译;晚饭写读俄文。参见《贾芝日记》(未刊稿)。金茂年(贾芝夫人)从2007年开始着手整理贾芝日记，笔者协助整理时获得相关资料。以下所有日记均此出处，下文只标示时间。 [7] 董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8] 《拦牛》主要内容为：通过描写李有福拦牛的劳动场景，抒发了对拦牛这一普通的农村劳动的赞美之情，表达了他对劳动的热爱。收入贾芝：《播谷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9] 《抗日骑兵队》主要内容为：歌颂了蒙古族英勇的骑兵队，赞美了蒙古族人民抗日的英勇精神。收入贾芝：《播谷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10] 贾芝：《播谷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版，第53页。 [11] 周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词》，《周扬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12] 贾芝：《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13] 谭达先：《中国民间文学概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0年，第11页。 [14] 贾芝：《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载于《民间文学》1960年12月号。 [15] 贾芝：《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53-66页。 [16] 贾芝：《发扬民间文学的教育和战斗作用》，载于《民间文学》1963年6月号。 [17] 贾芝：《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222页。 [18] 贾芝：《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362页。 [19] 贾芝：《播谷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20] 贾芝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贾芝主编：《中国解放区书系·民间文学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贾芝主编：《中国解放区书系·说唱文学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21] 贾芝：《播谷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4页。 [22] 具体内容参见毛巧晖：《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60-161页。 [23] 贾芝：《播谷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61页。 [24] 杨亮才：《民间文学之子贾芝》，《文化交流》2006年第2期。 [25] 贾芝：《我是草根学者》，《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100732 附： 家人忆贾芝兄弟二三事 毛巧晖 贾芝的故乡是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候村，家里共有四个兄弟姐妹，他是长子，弟弟贾植芳生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 他们最小的妹妹——贾宜静是我祖母，她一直生活在家乡，她的生活轨迹与哥哥姐姐大相径庭，在丈夫去世后一直在小城镇与三儿一女相依为命。1997年元旦她先两位哥哥而去，现根据她孩子们的口述和我自己的零星记忆完成此文，献给百岁生日的老舅[25]，并一起回忆纪念我最敬爱的祖母。老舅一直在为这个苦命挣扎的小妹而心疼。 传说中的“盛世大家” 生活在小城镇，但是曾经在延安抗大二分校完成学业，奶奶的经历与周围生存环境格格不入。小城镇邻里间最大的喜好就是妇女间吃穿用度的攀比。她从来不参与这一行列，总是在家淡淡地说：“我家当时都有，这些算什么，黄金、珍珠、貂皮多了去了。”当时尚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粮油等日常用品都还紧缺，何况这些奢侈品。儿子，尤其媳妇总会笑笑，当时困窘的生存环境，他们只当作神话听听而已。这并未影响她对自己家的描述。 她说自己家房子是伯父仿照红楼梦的格局建造的两座一模一样的院子，一座在山东济南，一座在古城镇候村。院子的石雕、木雕都极其精美，石匠和木匠在他们家做了三年工才建成。他们兄妹在院子里一起生活，家里请了专门的私塾先生，大哥贾芝学习很好，经常被老师表扬，二哥贾植芳不喜欢学习，是批评的对象。40年代他们全家从黄河渡口——山西吉县壶口到陕西宜川避难，这座院子交付家里的长工总管负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院子已经成了一堆灰烬。日本人进驻后，院子一度是日本驻军司令部，当他们撤离时，当地一位汉奸力劝烧毁，因为这座院子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奶奶经常说起的一句话就是，什么财产都没所谓，人活着最重要，他们家最大的成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家没有伤亡。大哥贾芝在北京工作，二哥贾植芳在上海工作，姐姐(因病早亡)全家也在北京。现在奶奶生活的“两进三处”的大杂院，曾经是她父亲于新中国成立前购买的住宅，现在自己家也就住着三间北房，两小间南房。“盛世大家”只存在于她的描绘中，我父亲、叔叔、姑姑谁都没见过，现在仅存的建于清代的院子，也是六七家拼着住，原本精致完美的砖混清代院落变得杂乱无章。倒是偶尔有两三位候村人到家里做客，老人们经常描述“老东家”贾国恒[25]的一些闲文趣事与贾家的财大气粗。记忆最深的就是奶奶讲述她们到陕西避难[25]，因为当时“二战区”要搜身，但他们不搜女人，所以她父亲让她随身携带着近千克的一块黄金，途径一户人家，在那户人家借住的时候，她到厕所的路上，不小心把金子掉了。她很是难过，最初不敢告诉父母，神情沮丧地躺在床上，父母以为她病了，后来无奈她告诉了父母真相，她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没所谓，丢了就不是咱家的”。他们都清楚就掉在了那户人家。奶奶说，后来那家人一直出事，直到把几斤黄金花费完了。这个讲述最后总是以“我们全家都认为散财消灾”结尾。尽管童年时期，对几斤黄金没有概念，但“散财消灾”却深入心灵。 引以为傲的两位老舅 当时全国交通很不发达，北京、上海对于小镇人而言只是两座大城市的名称。但是因为有奶奶的两位哥哥，这两座城市与我们家有了联系，家里经常会有北京上海的来信、著作、北京果脯、上海大白兔奶糖等。著作因为家人的学术水平有限，阅读的人很少，主要读者就是奶奶自己。她经常告诉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书，这才是最重要的财产。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果脯和大白兔奶糖。以至于我第一次到了北京、上海，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传说中买果脯的王府井大厦和大白兔成堆的南京路。对于奶奶的两位哥哥——老舅(山西襄汾对父母的舅舅的称谓)们的学术成就，我估计包括奶奶在内谁都不明白，只知道大老舅贾芝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当时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社会科学院是两个单位)，看到过他的作品，都以为是诗人。在我们读小学时，奶奶讲起她大哥是李大钊的女婿，小学课本上《我的父亲》一文就是李星华口述，大老舅记录整理的。二老舅贾植芳是复旦大学的教授，给家里邮寄过《狱里狱外》，奶奶经常“强迫”我们阅读，但当时谁对书籍都不感兴趣，只是瞄过几眼，知道这些书是老舅们的作品。奶奶总是强调：“他们才是大人物，比咱们镇长、县长的(当时脑海中最大的官员就是县长)出名多了。” 老舅们的故乡之行 传说中的老舅们进入现实生活是1986年的事情。两位老舅在很多人的陪同下到了古城家中，这是家中的大事，向学校老师请了假，专门回家照相。因为年岁较小，不太理解家长的行为，但是照相当时尚未走入寻常百姓家，提起照相激动无比，但对老舅们倒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在大院的中间，灰突突古旧的两层楼外，全家二十几口人一起照了“全家福”。至今家中还保留着这张照片，老舅们在家住了两三天就离开了，留下的是大老舅贾芝稳重温存和二老舅贾植芳爽朗谐趣的印象。之后奶奶家客厅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就压着两张重要的照片，一张彩色的“全家福”，一张姐妹三人开怀大笑的彩色照。至今父亲、叔父、姑姑、母亲依然记得，贾芝当天晚上请大家讲民间故事，我母亲很擅长，专门请她讲述了“金砖窑”[25]的故事。对于贾植芳的印象，大家只记得“提到古城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咱们觉得冤枉，就到县府大堂外举着状子喊冤去。”贾芝很无奈地说：“你总是那么调皮、没有规矩” 。 我们家记忆力最好的是二叔毛顺明和姑姑毛荣明，他们能够记住家中所有事情的细节，对古城镇也非常熟悉，几乎认识小城的所有人，尤其是东街社区的。现在由于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家人相聚甚少。只要团聚，二叔除了做大量我喜欢吃的美食外，就是讲述我奶奶家的事情，他希望我可以记述这些事，只可惜我笔拙词钝，他们的希望也付之东流。2008年、2009年、2012年在相聚的不同场合，二叔毛顺明都给我讲起过贾芝和贾植芳前往陕西延安和秋林镇的事情。下文根据他的口述整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贾芝无法到北京继续读书，他从家中到了陕西西安，后来去了延安。有一天李星华和弟弟李光华[25]一起到了候村老家，姥爷姥姥知道他们两位的出身，因为大姥爷在济南做生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知道李大钊是谁，也知道他们是李大钊孩子，家人以极高的礼遇招待着他们姐弟。他们在老家呆了一个多月，他们提出想到延安，当时晋南小山村候村到延安的路程极为遥远与艰难，而且阎锡山的战时总部就位于黄河边上吉县的克难坡，这当时是到延安的必经之路。姥爷最后派了长工玉玉[25]，赶着几头骡子，带着干粮，拿着银元将他们先送到了在秋林镇供职的贾植芳处。后来贾植芳联系，将姐弟两人送到了延安。我妈和姥爷姥姥因为日本人打到了古城，他们全家带着必备之物经过黄河渡口——壶口，千难万险地先到了宜川，在那儿我妈跟着二舅找的一位老师学习，这位老师曾在几个国家留过学[25]，通晓拉丁文、俄文等。后来她又到大哥工作的地方——延安居住，她也就到了延安中学和延安抗大二分校读书。日本人投降后，他们迅速地回到山西老家。 上述事件与经历贾植芳在多处撰文提到过，家人的记忆没有年代和历史背景，可能只是事件的一个剪影。 最后还想用几句话说说我的奶奶。奶奶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为了遵照父母之命，她留在了家乡，后来几十年都过着与自己身份、经历极不协调的生活。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以浆洗衣服、看管自行车、做手工花圈为业，但从来没见她悲伤过，留在我记忆中永远都是她虽然瘦弱，但坚强的背影。 原文发表于《华中学术》2014年5月，中国民族文学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