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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逻辑起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研究范畴，包括中国古今各个民族创造的全部文学成果。民族、地域、国家等要素、民族文学间的关系、民族口头文学、母语文学创作和双语创作现象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关注的基本问题。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民族国家作为建构中国文学史的基石，可以摆脱以往文学史观片面关注历史线性纵向发展的弊端，在关注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基础上从史实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层面上，通过“时”、 “空”两个纬度的交合凸现了“横向”上被湮没的历史史实。 只有以史为本，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出发，才能在理论上加深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认识，才能在科研、教学等实践活动中自觉践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促成“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真正确立。 就目前而言，汉族人口占了全国人口总数的91.59%，55个少数民族只占了总人口的8.41%。历史上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一直以来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这样的称谓。文学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主流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分，中国文学史讲的就是以中原汉族为主的文学史，很少提及少数民族的内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也只谈少数民族的内容，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对另一领域研究的了解微乎其微，进而一直无法形成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这也是提出创建和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命题的原因之一。 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一度有过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类似的尴尬局面。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司马迁《史记》中就有《大宛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把中国各民族历史作为专史进行研究和论述的著述。其后的各个王朝都延续了这一传统。这一时期的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样，存在没有把所有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的问题，只是把主要民族一个一个单独地写出来。近代开始，中国民族史研究就进入了从宏观上作大视角研究的时代，出现了王桐林、林惠祥等著的多部《中国民族史》，但仍然存在以汉族为中心的问题。 1988年8月，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民族实体”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实体”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高层”上，将汉族还原于基层之中，指出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中的一员。同时，他又历史和客观地指出汉族在“基层”中的“凝聚”作用与核心地位；确定了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不平等的事实；指出传统中国历史书写中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割裂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经济文化关系、民族研究等于少数民族研究等观念错误。这一学说获得了学术界较为普遍的服膺，在诸多人文学科研究中得到应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实践。 目前，主流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各自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充分展现了各民族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的同时，形成了主流文学研究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内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关注各个少数民族的客观传统与特点。两者都没能将各自的研究纳入到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来进行。结果形成了目前种种 “中国文学史”(或其断代史)只是汉族文学史或者顶多是不够完整的汉语文学史的现象；极少量的“文学史”虽注意到这种弊端而掺入了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学内容，相互也未能做到浑然整合，明显带有彼此“两张皮”或者“大拼盘”的人为痕迹；在收入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某些“文学史”内，还清晰地暴露着阐释作家作品搬用此民族文化尺度去替代彼民族文学文化尺度的偏颇倾向的局面。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直没能有效展开，结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 必须实现传统的主流文学研究界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的积极沟通，让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整个民族文学学术界成为本能信条。而要实现传统的主流文学研究界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积极沟通，首先就要改变二者在研究实践中形成并长期践行的各自的一套传统观念。只有改变观念，才能实现沟通；沟通及时顺畅，才能进一步普及和统一观念，才能在研究中普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并促成这一史观的确立。所以，研究者们观念的转变是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确立的前提条件。 科研实践是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确立的基础。只有具备了对中国民族史观的充分认识，写出了能体现中国民族史观的《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广泛开展中国民族史教学，促成中国多民族史观的最终确立。同样，只有具备了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充分认识，写出了能体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中国文学史》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广泛开展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促成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最终确立。 然而，实际情况是，一方面，通过学者们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初步认识；另一方面，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各民族族别文学史编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和成果的专题性研究及各民族文学综合性史论取得一定的进展。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在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初步展示。这些都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构建和总体实践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然而，至今仍未出现一部在全面践行中国多民族史观前提下编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缺乏一个基本的载体，严重制约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普及和最终确立。 这一情况的改变，有赖于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认识的深化，有待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形成。“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及对其认识的深化，离不开研究者们在理论上的研讨与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出版，离不开研究者们专门的研究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实践无疑是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确立的基础。 科研实践是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的基础，也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础。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可以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教学提供一个直接有效的载体，同时也可以让这一史观在学术界得以普及。这种作用虽然十分重要，但其普及程度却是十分有限的。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践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促成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最终确立，更多依赖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教学实践。 综上所述，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提出及其确立是中国历史发展实际使然；也是中华民族通过实现文化平等进而促进文化认同，加强民族团结，保障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在探讨如何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实践及其确立的问题时，要站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高度认识问题；在学科建设上，必须以史为本，始终坚持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科学的历史理论、独到的历史视角、成功的历史方法出发。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科研和教学的发展，真正确立起“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并在教学实践中日臻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