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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编写和出版

http://www.newdu.com 2017-10-27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张炯 参加讨论

    1997年10月,当《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出版时,我国老一辈学者,时已95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在研讨会上曾这样说:“看到《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出版,十分高兴!这是值得热烈祝贺的事。这是一项大工程,虽然吸取了前人的成果,但有很大的发展和补充,填补了许多以往研究不够的空白。以往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只是写汉族的文学,涉及少数民族很少。《中华文学通史》首次把各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都写进来,这十分有利于我们各民族的团结,也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把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也写进来,对促进国家的统一也有好的作用。我感到这部著作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观察文学的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文学研究所有许多专家学者过去研究文学史都有成绩,现在他们在其他单位专家学者协作下,完成了这样多部头的著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将来还可以修改。”
    钟先生和当时出席研讨会的马学良、朱寨、费振刚、严家炎、郭志刚、谢冕等文学史家都对这部著作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这实在是对我们全体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的莫大鼓励!
    早在1958年,时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其芳同志便提出应该编写包括我国各兄弟民族的中国文学史。但那时条件不成熟,对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那时还缺乏有研究的专家。到上世纪9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民族大学已培养出大批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专门学者,中国社科院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已有18个民族的学者在工作。学术界对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已取得可喜的成绩。因而当我兼任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时,便觉得完成何其芳同志夙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适逢陈晓明同志引见华艺出版社总编辑金丽红,她表示,华艺出版社愿集资出版一套多卷本的纵贯古今、涵盖各民族的中国文学史。这样,我与邓绍基、樊骏同志商量,请他们与我共同担任主编。接着召开两个所的专家学者开会,也得到他们的一致支持。于是成立编委会,规划各卷的任务并定下编写方针和计划。文学所过去曾经编写过《中国文学史》3卷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两种,多年来还积极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3卷本,并已完成初稿,所里许多学者还主持和参加过多卷本中国断代文学史的写作。因而,完全有能力承担《通史》的编写任务。只有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除两所的学者外,还需要约请所外专家学者承担部分篇章的写作。好在经过协调,很快便把写作任务落实了。所以,《通史》10卷本556万字,从启动到完成,仅用时两年,是以我们两个研究所近百位学者为主,并约请其他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大部头著作。它吸收了文学研究所以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约80万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予以修改、扩展和充实,填补了重要的空白,从上古写到本世纪90年代,首次把各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涵盖进通史,其中古代部分由60万字扩大到260万字,现代部分由20万字扩大到100万字,近代和当代部分200余万字是新写的。其中重点补充了北朝文学、五代十六国文学、辽金文学、清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及沦陷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还有完全新写的当代文学150万字。在观点上,我们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和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材料上也力求比以往的著作更丰富、更翔实。可以说,这是三代学者经过几十年努力的学术结晶。
    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领域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文学史是宏观的文学批评,它必须以具体作家的作品批评为基础,充分吸收这方面的既有成果,并从历史的纵深去做更宏观、更深入的把握,以期对文学发展史实有清晰的叙述,对作家作品有公允的评价,并对文学发展规律有实事求是的探讨。因而文学史研究虽然得有文学理论的指导,反过来它又为文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众多事实资料的支撑,进而丰富和发展理论的认识。所以,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在重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同时,历来非常重视文学史的研究。
    上世纪60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便认为,像文学所这样的国家研究机构,应该抓大部头著作的编写。当时他负责组织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便要文学所承担《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的编写。指定由余冠英、唐弢、蔡仪分别担任上述著作的主编。后来这三部著作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断被再版,长期作为国家的正式教材,影响广泛而深远。此后,新时期肇始,文学所在承担《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同时,又开始联合几所高校启动中国文学断代史的写作。胡乔木同志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时,也指示我们要充分准备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说,这些著作不仅拓展了有关学科的新成果,也为《通史》的编写奠定了学术基础。为了缅怀先辈学者的功绩,《通史》中甚至还保留了余冠英、钱钟书、唐弢等名家前此撰写的章节。这之后,文学所承担的断代史各卷先后出齐。而祁连休等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周发祥等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和少数民族文学所有关我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著作《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和《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也相继出版,进一步推进了《通史》所未能深涉的研究,也使文学史研究队伍更见雄厚和全面。
    《通史》10卷本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全国重点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重点出版项目,出版后新闻媒介曾予以广泛报道,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出版社赢利达70余万元。这个项目的完成,为我院培养和锻炼了文学研究的科研队伍,积累了组织大型项目的经验,也推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宏观视野,为国家填补了学术建设的重要空白,成为我国第一部内容最丰富、最全面的文学通史。我们期待着这部著作吸收文学史方面更新的研究成果,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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