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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内蒙古新城宾馆多功能厅。 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简短、紧凑、热烈的开幕仪式后,主持人宣布由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蒙古族学者乔吉做题为《创新与发展:新时期蒙古学研究》的主题报告,话音刚落,掌声四起。在长达1万多字的报告中,乔吉先生用母语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般地将中国蒙古学研究的压枝硕果一一道来,在300多名中外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正因为如此,乔吉先生成为记者在本次大会中采访的第一位蒙古学专家。 语言研究百花齐放 乔吉先生说,无论做什么研究,都不能没有阵地,都不能没有队伍。据统计资料显示,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设有专门的蒙七学研究机构,蒙古学研究的专业人才100多人。我国蒙古学研究的队伍、机构比世界总和还要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蒙古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目前,中国社科院、内蒙古社科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20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都设有蒙古学研究机构,从事蒙古学专业研究的人才达600多人;有20多个国家级、省级蒙古学学会,会员总数达5000多人;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蒙古文图书,其中蒙古学方面的图书每年出版l30多部;有20多种蒙古学期刊,每年刊登700多篇有关蒙古学的论文和文章。 乔吉先生形象而生动地把语言比作打开蒙古学研究宝库的金色钥匙。 现代蒙古语及其方言的研究是我国蒙古语文研究的基础,也是蒙古学研究取得广泛成就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清格尔泰、确精扎布、卜·图力更、那·格日乐等,主要著作为《现代蒙古语语法》、《蒙古语语法研究》、《现代蒙古语研究概论》、《蒙古语书面语语法》等。 乔吉先生特别强调我国的契丹文字研究有突破性进展,目前在这一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2002年,清格尔泰在日本出版的《契丹文字释法问题》一书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据统计,1975年～2001年,我国学者在各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有关契丹文字的学术论文达137377篇,各家释读的契丹字达ISO个。 蒙古文信息处理是我国蒙古学研究的一大亮点。我国蒙古文信息处理可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在基础研究方面,先后研制了蒙古文拉丁化读音输人法,建立了老蒙古文、新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契丹小字和国际音标等多种文字的输入输出系统;建立了《中世纪蒙古语文献数据库》和《现代蒙古语文数据库》。以我国学者为主研制的蒙古文编码国际标准已获正式通过。最近又编写了八思巴文编码国际标准,作为中蒙两国的联合方案提交到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应用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蒙古文版)。这是能够处理老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基里尔蒙古文、满文、阿里嘎礼文、八思巴文和回纥式蒙古文以及国际音标的电子出版系统。该系统在蒙古文出版印刷史上具有划时代 文学研究领先世界 乔吉先生说,就像蒙古语言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一样,我国的蒙古文学研究同样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向记者介绍了蒙古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具体情况。 蒙古民族的早期文学同古代各民族的文学一样,有着文史不分家、神话传说占有较大比重的特点。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应该说是这一时期文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上世纪80年代初,继《江格尔》精选本(15章)出版后,又出版了《江格尔资料本》(九卷94章,后从中精选60章,先后用托忒蒙古文、老蒙古文出版)。 蒙古《格斯尔》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性、标志性的一批成果。25种30本的蒙古《格斯尔丛书》正在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I15部。囊括中外各种版本的、最完备的《格斯尔全书》的出版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自前己出版了两卷,第三卷也即将与读者见面。20多年来,《格斯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在不断更新,比较研究、母体研究、版本研究、产生年代研究以及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研究继续深化,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蒙古学界在蒙古族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应当提及的是关于哈斯宝的一系列发现和研究。哈斯宝是在19世纪蒙古族文学史和蒙汉文学关系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评点研究中自成一家,而且对蒙古文论建设的贡献卓著。哈斯宝及其作品的发现与研究,是我国学者对近代蒙古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在哈斯宝的生平、文学实践研究方面,波烈沁·达尔罕的研究令人关注。尹湛那希研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往额尔顿陶克涛、曹都毕力格、那木吉勒策旺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有关尹湛纳希及其4部长篇小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尹湛纳希的处女作中篇小说《萨仁·呼胡格》(月鹃)的新近发现和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扎拉嘎是研究尹湛纳希的著名专家,他的《尹湛纳希评传》、《尹湛纳希年谱》是尹湛纳希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最活跃、也是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时期。 历史研究翔实深入 蒙古族历史有文字记载一般来说是从13世纪开始,没有文字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乔吉先生说,正因为如此,目前蒙古历史的研究更为活跃。 蒙古族通史的研究和编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学术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版了留金锁主编的三卷本《蒙古族通史》(蒙古文、汉字各有修订本)、义都贺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前者是国内首部蒙古族通史著作,后者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最为全面的蒙古族通史著作,两书的共同特点是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研究深入,都体现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著作,比糸系统地阐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分析了我国蒙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客观地评价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元始祖忽必烈等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功过是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现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大系中的草原文化而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多年来,张碧波、董国尧等学者致力于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研究,19932001年、14年先后出版了两部巨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其一为民族历史卷,其二为民族文化卷,二者相得益彰,对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杨富学的《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则以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为基础,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进行探讨。李·吉尔格勒的《游牧文明史论》论述了游牧文明及其传统与变迁。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的论文《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中华民族许多文化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北方草原原始文化的新见解,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哝、汇聚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著名蒙古族学者、80高龄的孟驰北先生费时年推出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应该说是有关草原文化的开山之作,被学界视为是除二十四史正史观、阶级斗争历史观以外的第三种历史观,而且是“距离真实最近、距离真理最近”的一种历史观。 乔吉先生说,中国新时期蒙古学研究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取得一系列历史性进展,成为蒙古学发展新的里程碑。但成绩只能说明过去,未来的蒙古学研究任重道远。因此,我们一定要肩负起历史使命,继承和发扬蒙古学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上下求索、勇于创新,努力将中国的蒙古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