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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与各位学长及朋友们相聚。我愿在这里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通力合作，感谢徐新建教授等朋友的辛苦操持，使我们的这次学术论坛得以顺利举办。 正如大家所了解的，我们的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研究，一直处在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中。其实，这种尴尬远不自今日始，早在20年前就已经为界内所关注，这些年来，学界同仁们也曾为改变这一状况作出了诸多的相应努力。然而，其收效还远未接近期望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的西风东渐，我国的人文科学思维经历着种种显见的蜕变，而这些变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及民族文学学术构成潜在而深刻的关联与对接。正是在此种形势下，我们愈益感觉到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新的发展契机业已出现。这次论坛的发起者，就是看准了这一契机，试图通过一种“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自由对话形式，来结识、沟通和聚集一批学术诤友，切磋琢磨，协调推进，争取凭借不懈努力，打造出一方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新平台、新天地。 在此次会前的准备阶段，徐新建、姚新勇等朋友，建议我来提供一份对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理论探讨的回顾性说明。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大致厘清接续下来深入相关思索的前提。我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勉强，是因为要作出这样的回顾，显然不是一个较短的发言所能包容；而且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与视野也有局限。不过，我以为他们的建议毕竟是有意义的，这里，我就想尝试着从我个人所参与过的部分工作出发，来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供大家参考。 回顾20年前，我国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理论建设，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白纸一张。十年浩劫过后，思想解放，文化复苏，许多民族的书面文学异军突起，一时间少数民族作家辈出作品辈出落红渐欲迷人眼，成为我国社会文化大量崭新景观之一。但是，当时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性阐释却极其缺失。人们要探讨民族文学创作，还往往会被“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一类的初级问题所困扰。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质素是什么，其走向成功的学理依托、艺术保障乃至于整体方略是什么，大家都不甚了了。假如可以大胆地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连民族文学何以安身立命都不很清楚。那时候，文学的民族性常常被肤浅地理解为民族生活场面的表层图景；而因为文革中文学为政治所牵制而造成的心理反拨，也使一些作家每逢听到文学要有时代性就产生反感；更有一些民族作家，从刚登上文坛就习惯于把自己的民族出身做本钱，以为吃民族文学这碗饭，大可不必经过艰苦劳动就能轻而易举地成功。（也许今天在座的朋友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客观情况，然而事实如此。）正是针对这样一些反映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主体建设上的倾向性问题，1986年初，由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在京举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那次会议虽然谈不上有根本性的理论建树，却的确具有筚路褴褛、投石问路、解疑释惑、正本清源的开拓之功。会议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当年晚些时候同时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两家刊物上的一篇署名两刊评论员的文章《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中间。文章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基本研讨，可以大致归纳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还有待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在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时，必须确立一种宏观判断意识，并在这种宏观意识的引导下，选择一条既有文学的共性追求又有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突破的道路；在今天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昂扬奋进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具有历史高度的自立地位，既要在创作中突出表现文学的民族特质，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民族特质的单向强化，必须同时坚持在作品中铸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而文学是靠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的，艺术功力的提高仍应成为各民族文学创作者对自己的不懈要求。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基本支撑点。”记得这篇文章刊发之后，作为执笔者，我曾经多次听到或读到一些少数民族知名作家、评论家的肯定意见；随后更不断地见到多种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及论文从各自角度呼应了“三个支撑点”的提法。当然，这种关于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三个基本支撑点的理论简述，在我们今日看来，实在有些“小儿科”，不过，请大家别忘了，这就是20年前，更准确地说18年前，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建设能够企及的初端理论预设。我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也就是从这样的ABC蹒跚起步的。 而到了90年代前期，全国性的民族文学创作又出现了更其喜人、也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势：许多文化发展较为滞后的民族历来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空白被有效地填补，一些有些文学基础的民族形成了自己实力不俗的作家群，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等方面的艺术生产能力得到了确切的展示，某些历史上与汉族文学发展水平比较切近的少数民族的创作已经达到了超出国境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创作现实，先前的“三个支撑点”的理论概括已经远不能适应要求，新的更高层面的理论探讨，又一次迫在眉睫。当时我们所需要回答的理论课题明显地多起来，主要有：1，如何从历史定位和价值意义评估的角度，来判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全方位崛起和大幅度展开？2，对以往十几年里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基本概念的讨论，是否可以作出一番深入和科学的小结？3，在各民族文化交相会通的条件下，少数民族作家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与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呈现着怎样的连接状态？4，应当怎样历史地科学地看待少数民族文学急剧嬗变场景下出现的双语文化现象？5，民族文学创作须通过哪些途径与方式来反映自身的民族审美意识？6，怎样评价民族作家在创作中表达的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困惑、焦灼、无奈与批判？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间应当怎样表现出民族文化传统的扬弃意识？7，面对国内国际经济、文化日益充分的交流态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前景与命运如何？其可供选择的发展范式和前行路径是什么？在“世界文学”大潮涌动的时刻，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怎样才能主动完成自我，不断走向成功？等等。说起来，这其中，有的是需要在已有探讨的基础上从较高的学术层面上加以重新把握的理论话题，有的则是当时刚刚反映在客观现实中间需要正视的新题目。我与一位学术同仁朝戈金，合作完成了一部题为《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的专著，就是想要回答上述系列问题的一项研究成果。该书问世后，又得到了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评论界的重视，尤其是其中有关从作家与民族文化关系上将少数民族作家大致划分为“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和“游离本源—文化他附”三种类型的观点，以及有关“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已有行为范式互不相像。这同时预示着，希望它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走相同或相似的路线，也是不可行的。它们分途而来，也只能是分途而去。多元的分途的发展，既是我们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历史的抽象，也是我们对它未来的预言。”“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生存氛围；互动状态中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的学术意见，在其后为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所广泛引述和讨论。在《多重选择的世界》这部小书出版之后，最让作者感到欣慰的，其实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朋友的反馈，他们切实感到了我们用理论批评去呼应和支持他们完成民族文化言说的真诚和艰苦。 应当说，国内学者们有关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的探讨，这些年来始终在推进之中，许多师友都不断地贡献出了相应的成果。例如由湖南学者龙长吟撰著的《民族文学学论纲》，就是一部较为系统地阐释民族文学理论的著作；此外，像李鸿然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吴重阳著《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白崇人著《民族文学创作论》、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关纪新主编的《1949－199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徐其超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等著作，以及近些年来一些中青年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者陆续发表的其他相关著述，均包含着民族文学学理上的真知灼见，也都为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多的有益思考，也都是值得我们在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之时予以密切注意的。就我个人来说，在两年前读到徐其超先生所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时，兴奋的感觉实在是不言而喻的。这虽然不是一部理论专著，却在以四川民族文学为多层次观照标本的理性探索方向上，展示了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论含金量，它不仅标明了四川地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在国内目前所占据的领先位置，对在当下中国社会现状中如何理论切近实际地深化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作出了表率。 不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时候，还是要实事求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20年前那么地一穷二白，但是，在理论装备学科上要想丰衣足食，却还远未做到。应当讲，我们的许多探讨还缺乏整体性，还缺乏内在的系统化连缀，还缺乏深化与细化的缜密思辩。总之，我们迄今依然未能真正自拔于本学科理论批评的困顿阶段。 据我看来，我们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就其总体而言，文学批评尚未建立起最大限度迫近与强有力地照射批评对象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民族文学的批评理论体系，显然应当有别于一般文艺理论，而我们的大量民族文学批评却一直是在运用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在那里指点作品，说三道四，大有隔靴搔痒之嫌，究其根源，就在于还没有自己全向度的理论平台； 2，全向度理论平台的打造，实赖于多学科理论基因的彼此链接，在一般文艺学理论的基础上，人类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心理学、民族美学等方面的知识结构在其中都不可或缺，而我们目前的理论批评架构，还很少有能够将这诸方面的学理性基因有机地熔铸于一炉的情形，更缺少将这多学科理论融会贯通的民族文学批评的系统理论阐述； 3，虽然比较若干年前，我们所见到的好的与比较好的民族文学批评开始增多，我们却照样可以就全局而言，仍旧严重短缺对于或者某一民族文学整体、或者某一民族作家个体、或者某一民族文学文本、或者某一民族文学倾向的贴近式的富有深刻阐释性的批评范本。这一方面暴露出研究者在批评理论上的功力不逮，另一方面也为本领域继续滋生出一些浅尝辄止的所谓“导游图解”式的民族文学垃圾式评论，维系着着其可怜的生态旧貌； 4，民族文学从本质上说，既是民族作家的心音，更是民族的心音，所以要想清晰地触及并解读民族文学的核心文化密码，批评者的感情角度甚至于身份基点，都是有待于修正与调整的，这一点，现在虽然已经开始为大家所注意，其程度却还是不足的。民族文学既然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现象，此民族与彼民族之间在心理上、情感上的差异，就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否则我们就很难产生真正洞彻民族文学精神幽微的批评家。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看上去洋洋洒洒的批评，却又颇为其大量文辞与批评对象彼此隔膜着而感到报憾，我想，这大约是又一个关键性的症结所在。 5，我们当前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与90年代以来同时期国内外不断提升的的理论创见、话语方式、阐释系统，均显得相对陌生、互相隔离和疏于对接，于是也就使这一学科范畴中间陈年积习式的抱残守缺、自甘落伍，有着继续蔓延的条件。 当然，我们的批评理论薄弱无力之处尚有许多。会前我们之所以要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既往批评方式的得失探讨”列为这次论坛的第一话题，就是希望大家都来为这种理论现状把把脉，辨辨症，找找病因，开开药方。过去，从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批评，经常让人感觉势单力薄、落寞孤寂，其实写文章的人实际上也还不少，只是真正具备民族文学理论修养和学术推进意识的批评家并不多。近年来，理论准备比较充分，思想比较活跃，民族文学与文化视野比较开阔的中青年学人多起来了，而大家对于既有的理论批评现状的认识也颇多相近之处。是我们携手改变现状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状显然是有别于20年前或者10年前的基本情况了。我感觉，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和命运抉择。一方面，国内超常规大幅度的经济开发以及接踵而至的强势文化挤压，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已经构成彻底无法避让的冲击，另一方面，以各民族富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人们共同体，却又越来越明朗地表现出其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与自尊精神，期待在新世纪的东方文化版图上守望住自我的一席领地，在多民族的时代交响中奏出独特的文化心声。而我们究竟为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伸展预留下了多少空间呢，这大概不仅是一个一般的社会学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民族文学理论所将遇到的严肃问题。 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处处充满文化悖论的世界，常规的意识形态架构，国家至上的现代国民理念，都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占据着醒目的位置，提示着大家只有在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中才能拥有的的个体存在；而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中华一体生生不息的潜在活力，又是需要由长期共存的多元精神的缤纷呈现来充实和表达的——历史上的许许多多时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都不曾获得过像当下这般透彻的悟性。那么，在我们的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间，又该当以何种表达，来体现对新形势下民族文学的文化期待呢？我常想，我们今后所要建立的民族文学理论，是有必要比较清楚地答复以下的一连串问号的：民族文学的研究和批评者，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观照创作，允许和提倡民族作家在哪些方向上，用何种方式，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出什么性质的民族独特性？ 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后现代话语以及后殖民理论破门而入，在中国思想界引发了阵阵喧腾。我们的民族文学批评界对此基本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其实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我们现在才提出这个课题，即是否可以由后现代话语及后殖民理论这样的“他山之石”中间科学地酌取、借鉴些合理的成份，倒也并不为晚。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原地带的汉民族历来具备有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它时时构成对周边少数民族弱势经济文化的挤压、辐射、灼烤与诱导，其中既有积极意义，也包含着消极后果，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少数族群的表达每每受到遮蔽和忽略，便是常见的情形。而且，人们似乎早已对此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也是需要反省的。（当然需要说明，这与后殖民时期西方势力意在依仗其文化上的话语霸权来钳制和诱拐东方，是显然不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国内的多民族文化关系，也来探讨一下在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大前提下，能不能也在文化多元化倡导的语境中间，汲取一些有益的思维图式，或许就会有些裨益。后现代话语摒弃一元文化认定，承认事物分途发展，鼓励多元对话声音，宽容规避中心语境等等，讲求一种胆识兼备地反拨强势文化抑制的人文哲理，对于长期处在弱势文化状态的边缘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如何疏离中心民族的文化沙文主义束缚，走向自由兑现自我、充分展现自我的自为空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基础。我们的民族文学理论建构，在这里与其寻求某种学理性的对接，在我看来，既不牵强也非荒谬，反到会有利于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现实高度上反视自己身边的文学现象。 各位学长各位朋友，民族文学理论建设对我们这样一种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国情欠了帐、对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科发展欠了帐，咱们大家都是“匹夫有责”的。我们愿再次吁请在座各位以及没有能够出席我们此次论坛的界内同仁们，开动思想，各抒己见，集腋成裘，勇于探索，敢于担当，戮力同心地，及早成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系统，对当下，对后世，都有个积极的像样的交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