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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一年某一天我漫游到豫东平原上一个叫做开封的古老城市，一位诗友蛮神秘蛮向往地对我说起一位新锐作家和一篇蛮轰动蛮流行的新锐小说，他的表情令我终生难忘。于是我记住了张承志和他的《北方的河》。不久我又有机会把《北方的河》捎带着《黑骏马》一口气读了下来。果然是非常非常的酷，带有那一时期个人主义、启 蒙主义和原始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的全部色彩。至今，《北方的河》对北方、对河流、对大地的感受仍然真切地支撑着我对文学的信心。应该说，张承志的书构成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中非常坚硬的一部分。 张承志是丰富的，我与他不仅是小说缘，还有学问缘。在80年代，张承志在很长时期内差不多就是《读书》的专栏作家，我注意到他对蒙古学的专业造诣和一往情深，他对民族史志的搜索和掘进甚至进入了细节和民间记忆，以我狭窄的业外视野，这在中国无人能够企及。 后来就是《心灵史》以及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和争议。如果说此前的作品还只是新文学的奠基的话，那么《心灵史》一下子就把传闻不断的张承志送上了当代文学的巅峰。这当然只是一种很个人化的意见，当我这么表达时，会看到许多古怪的反对表情。张承志第一次为汉语文学的读者展示了一个偏僻到了极致、弱势到了极致、倔强到了极致、从而美丽到了极致的民间，这使我敢于而且乐于在各种场合为它辩护，我甚至认为它已然为光滑狐媚和为虎作伥的中国文学挽回了一部分名誉。《心灵史》里的反抗者(我本来想说"英雄"，可是想到张艺谋的《英雄》，我毅然回避了这个词)是回民，也有可能是汉人，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民族，在我看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弱者的尊严和作者的良知。当不幸的弱势群体在权力的血泊和蓄意的抹杀中傲然地站出来时，由作家所牵引的知识良知也悄然苏醒了。 这种个人承担、自由表达和民间精神延伸到《谁是胜者》中，显得更加醒目和邪门儿。尽管我非常不赞成其中的一些立场，但还是忍不住兴高采烈。 然而我最先关注的却还不是张承志的意识形态愤慨，而是他的生态伦理情怀。我几乎一下子就进入了那个被汉人称为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域。"失我祁连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失我焉支山，使我六畜不得蕃息。"张承志像是从远古漂游而来的行吟诗人，或者干脆就是唐·吉诃德，他反复吟诵这匈奴的悲情谣曲，从乌鞘岭到合黎山，从石羊河到黑河，从"银武威"到"金张掖"，从汉武帝到康熙……张承志几乎在反攻倒算呢，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果然注定应该被剑和犁所取代吗？张承志说："走了两千年以后到了今天，谁能料到令人艳羡的灌溉文明，一直发达成了自然的死症？在走廊里定住下来的居民，与祁连山吞吐的水量互相平衡的时代，已成了遥远的说话。完美早是逝者。居延海干涸了，弱水半流半塞，黑河被人寸断碎截，下游尽头处水草肥美的额济纳，已成了一道恐怖的干沟。"张承志又说："四郡，汉武帝代表农耕民族钉进河西走廊的楔子，在过了两千年之后，终于遇见了严峻的质问。我听见噪杂的吵嚷，不同的见解在比赛喊叫。农民们憋红了脸怒吼着，三个牧民却一语不发保持沉默。我被左右撕扯着，粉碎的快感裂帛般地迸出。农耕是无罪的！我一会儿这么喊；它谋杀了匈奴的大自然！一阵我又那么叫。" 关于汉武帝派霍去病收祁连逐匈奴通西域设四郡的故事，历来被视为英明皇帝文治武功中华民族开疆扩土的重彩华章。但在张承志笔下，它变成了两种文明两首挽歌的同一首序曲。"河西走廊的两千年，终于走完了。如今它已经走在了绝路上。"河流用干了，地下水用空了，草场沙化了，沙尘暴长驱直入，河西走廊变成了风沙走廊。发育了我们伟大文化和制度的农耕文明用两千年的疯狂扩张和滥垦无度为自己划了一个天昏地暗的句号。张承志在句号的边缘站着，他看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牧场，这是胡人的家园，也是羌人的后院；他也看到了用剑和犁划开的巨大创口，从这里诞生了新的历史，也把悠悠牧歌转换成了流传千古的悲鸣。张承志告诉我们，"失我祁连山"这首"匈奴的谶歌"不仅属于丧失了栖息地的游牧文明，也属于由于无限增长而自掘陷阱的农耕文明。 在这里，来自文明心脏的张承志显然是一个反省者，审视者，同时又是一个审判者。陪同他游走的是三个代表："头发如蓬克"的蒙古新牧民红乌珠儿，"鹰眼的藏民"巴达玛勒，"一个远方阿克塞的哈萨克"盘山纳里。张承志说，"我们正好来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又恰恰都是牧人出身。投机的交谈真是盛宴啊，那么多的要紧消息，那么多的共同心情！" 这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聚会，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各民族兄弟在张承志身边团聚在一起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惟独那个曾经越界扩张的文明-一个长期破坏环境的"犯罪嫌疑人"坐在被告席上，听任一个新时代对它的沉痛指控。 正如诗人已经意识到的，亚洲腹地的三大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新疆文化枢纽，不仅是一种粗砺辽远超拔高迈的地理事实，更是支撑张承志的三大精神板块。身居"皇城根儿"的诗人对它们如此依赖，以至如果不能每年用身体和它们保持一次亲密接触，就会焦躁不安，像是古代急于寻找灵魂的巫者。 张承志的高原漫游当然不仅仅是时髦的生态游，也不仅仅是寻根游，它很可能还是启蒙游。这种启蒙不是1980年代的精英或沙龙式的，而是深入民间的，身体力行的，个案的。他曾经在中国最贫困地区教农民识字、学文化，竭其所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在《谁是胜者》中，张承志再次讲述了他的西海固故事，一个圣者的现代翻版。 说服西海固的回族农民种植橄榄，一开始并不那么容易。…… 对付他们，让他们俯首听言只有一招：请出《古兰经》。 结果当然是纸上谈兵。尽管诗人经过了充分的考证、论证和劝导，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幻视的橄榄树"，帮助作者完成了一次环保与发展、脱贫与弘法的幻觉旅行。如果不是返回来仔细端详题目，你会以为《圣经》和《古兰经》里的橄榄树果然已在中国最贫苦的黄土高原上成长起来了，而我们那位可爱的"堂·吉诃德"的"亲房"-西海固的穷兄弟们正在橄榄树下数钱呢。但是没有，这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视；张承志说，他宁可沉浸在这种幻觉中，这对他反而是一种健康运动。 这是一种荒诞的启蒙，令人辛酸的启蒙，"阿Q式革命"的启蒙。那些"启蒙和革命"的终结者们早已坐稳了江山，他们比赵太爷以及假洋鬼子们牛逼多了，无须他们亲自开口，甚至他们的手下也不用开口，张承志自己就觉得遭到了断喝：哪轮得着你呀，你以为你是梁漱溟啊！连梁漱溟都早早一边歇着去了，你还张狂什么呀，你以为你是四个代表？手淫吧你！ 比起我们今天为天下而忧的士子和大儒们，陶行知、梁漱溟们真的是幸福多了，他们可以去办村学，建职校，搞农运，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而今天的启蒙者连失败的幸运也轮不上了，因为他们压根就没办法开始。 于是，张承志又漫游到南方去了，据说他老人家每年都要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遛一圈，有时候由民间的"亲房"陪着，有时候就独行侠一样四处漂泊。但从来不会去找文联、文学院这样的准衙门说事。在这方面，张承志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决裂者。 话说这一天诗人(我宁可把张承志看成诗人)来到了著名的绍兴，因为这里诞生过一位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大人物而名噪天下。从《鲁迅路口》和《东埔无人踪》的叙述来看，诗人不止一次在这个温润的水乡徜徉。而2002年，他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我看来，这发现不仅画龙点睛，而且有点惊心动魄，甚至令人毛骨悚然。 他发现那个惊天动地的"鉴湖女侠"秋瑾，居然是少年鲁迅邻居家的女孩；而荆轲般轰轰烈烈的辛亥英烈徐锡麟故居东埔镇，距鲁迅故居也只是"近在眼前"；拍案惊奇的还有，因不甘受辱而蹈海自杀的湖南人陈天华，与鲁迅、秋瑾属于同期留日学生。 于是鲁迅的创伤、忧愤以至阴冷都发生了。在鲁迅自己看来，他也不过就是个苟活者，在人群中他终生怀抱着自责和忏悔，他不能混在那些标榜"闲适"的文人堆儿里冒充幸福；他也不能挤到激进文人堆儿里去鼓吹革命。因为革命以后呢？"娜拉出走以后"呢？不还得过日子，还得腐化，还得分出个八级工资三六九等二元结构剪刀差利益集团什么的？ 于是鲁迅先生就把自己夹在那儿了，夹成了一个标本，一个品牌，只是冷笑，向黑暗和笑闹的中国不停地投掷着匕首和投枪，并宣称决不宽容。 学问做到这份上，我认为是第一流的学问。张承志毕竟是张承志，学问已经进入他的生活，而不是讲义和论文。这世界上已经产生了那么多的鲁迅专家、硕士、博士、硕导、博导，但没有哪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能这样触动我，给我生活和学问两方面的知识。毕竟人家老张也是体制内出来的，中过毒，解了毒，所以犀利干脆硬朗。 我服了。但我不知道最近那些起哄的"反战声明"上有没有他老人家的签名，似乎没有。从他一贯反帝的立场来看(他坚持关于拥护和反对的"两个凡是")，他该签；从他保持清洁的品行来看，他不会签。我当然反对他的"两个凡是"立场，但是对于他有意或无意不签名，我内心表示敬佩。还有那篇谶言一般的《谁是胜者》，多少有些晦涩，似乎在谈绘画，又在谈建筑，似乎在旅行，又在质疑、批判和布道……再仔细看，一些被你忽略或压根就不想关注的地理、宗教、文化就浸润在字里行间，逼你去和它们同谋。但愚钝者毕竟是愚钝者，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弄明白这里面的深意，因为神秘主义诗人通过他所批讲的读物告诉我们：除了真主，没有胜者。 我想起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老维特根斯坦的告诫：对于不能言说的，就不要说。 那么就让我到这里闭口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