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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论文认为，“鲧堙洪水”与“共工振水”实际上是同一史实在不同文献中的分化。鲧禹治水神话的历史背景是处于黄河中游（今山西芮城地区）的鲧部落堵塞了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共水，引发黄河下游的决口改道，受害最严重的祝融部落西攻鲧并流放了他。禹凭借他特殊的身份协调了上下游的关系，使各部落拆除了黄河支流上阻碍洪水排泄的各堤坝。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个能够控制黄河中下游的国家政权——夏王朝。上古时期中原国家政权与霸主的交替大多与黄河中下游各势力集团的争斗有关。 关键词：神话 鲧 共工 大禹治水 现在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流播于全球的洪水神话渊源于真实发生过的水灾的记忆，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事实[1]。也就是说，对于洪水神话，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osism）应该是部分适用的。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此一神话的历史背景，对其中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 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同是《尚书》，《尧典》是这样记载此事的：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於！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其云：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以看出，同是《尚书》，对此事的记载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而根据《尧典》，鲧治洪水是得到了四岳的推荐，尧帝曾提出异议，最后还是批准了鲧去治水。第一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很明显已经带有后世国家制度的痕迹，应该是较为后起的说法。 自从上个世纪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我们对洪水的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98年时“人不给水以出路，水就不给人以生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则著名的洪水神话，无疑会有全新的理解。 我对鲧禹治水神话的新解释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历史学的假设：我想象、理解中的鲧禹时代，黄河流域尚未成为一个统一体，而是由许多部落画地而居，部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是松散的联盟。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应该属于常识。第二个是音韵学上的假设，我认为鲧与共工是同名异记，鲧在上古音中属于见母文部，共属见母，工属东部，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两者的读音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引起的。这虽然是一个新观点，但我自信也并不牵强。因为并不仅仅是由于“鲧”与“共工”在读音上相近，更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事迹惊人的一致，在此，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证。 首先，在历史记载中，共工和鲧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共工也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国语·周语下》记载：“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徐旭生说，有关共工氏的传说几乎全和水有关[2]，此说极是。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淮南子·天文篇》中的记载：“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照样是对水流东南的神话性解释。 第二，鲧是为祝融所杀的，上引《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而共工也曾与祝融发生过战争且不胜。《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当然，文献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共工与颛顼的争斗，如《淮南子·天文篇》云：“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兵略篇》又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亦云：“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但这与和祝融战并不矛盾，因为祝融本是颛顼之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之都在今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又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顿门外广阳里中”，《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云：“颛顼号为高阳冢，今在濮阳，故帝丘也。”而祝融的后裔，己姓之昆吾，彭姓之豕韦，都在或曾在濮阳住过。据此，与共工作战的主力应该是处于濮阳的昆吾与豕韦部落，他们声称自己是颛顼之后也没有错。 第三，他们的结局相同。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已是为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也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而共工也有入渊之传说：《淮南子·原道》篇载：“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第四，两人都有一个平治九州的儿子。禹是鲧的儿子是大家所熟知的，《国语·鲁语》“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这里的九有、九土都是九州的意思。虽然名字与大禹不一样，但其事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想象在同一时代有两个人都平治了九州。显然，他俩实际上是一个人。 综上所述，共工与鲧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同一史实的分化。洪水神话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中传播，当地民众对主人公有不同的态度。在“鲧”系统的传说中，对“鲧”抱有同情态度，将他描述为一个治水不成的英雄，如《离骚》中就有“鲧婞直以亡身”这样的说法；而在共工系统的传说中，则将它描述为一个引发洪水的祸首。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事实我都同意徐旭生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徐旭生先生对这次洪水的研究只差一步就已经直指历史的真相了，现在我们就来完成最后一步工作。 二 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鲧治水失败，为什么会由祝融去杀他？在尧帝时代，祝融并不是职掌刑罚的，职掌刑罚的是皋陶。下面我试图来解开这个疑问。 首先，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鲧（共工）是采用“堵”的方法来抵御洪水的，《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也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堕高堙庳”，即将高的地方铲低，低的地方垫高，主要的方式是“堙庳”。这在各种记载中均无异义。堙塞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加高河道的堤防，照徐旭生的说法是类似于筑土围子一样的方法。所以，在历史传说中，鲧还是城郭的创作者。《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礼记·祭法》正义解“鲧”，引《世本》说他“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引《世本》说：“鲧作城。”[3]这里的城，我的理解就是护卫部落聚居地的高堤，目的是抵御洪水。 然而，这种治水法却引起了其他诸侯的不满，这也是文献材料所明言的。《淮南子·原道》篇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按照上引《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结果是“害天下”，所以“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联系《淮南子》的说法，弗助的庶民、反畔的诸侯应该都是外族人，与鲧不是同一部落。为什么用“堙“的方法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呢？我们来看看鲧（共工）部落所在的地域。 共工部落的聚居地当在共地。上古称为共的地名和国名共有五处。即：1、《路史后记·共工氏传》云共工氏建国在莘、姺之间，在今河南陕县境内；2、《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当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2、《中山经》说：“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水经注》卷四《河水下》引此文，并说：“今诊蓼水，川流所趋，与共水相扶”，是以蓼水为共水，在今山西西南隅，芮城县境内。3、《中山经》次六说：“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水经注·洛水下》曾引此文。地在河南新安县境内。4、《诗·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个共可能在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内。5、《汉书·地理志》有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其地为今河南省辉县[4]。 徐旭生的看法是共地在今辉县境内，此地有入河的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黄河在此处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后来共水竟成为一公名——洪水[5]。这个说法有很多优点，最重要的优点是，历代水患全是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缺点是：除了《汉书》这一后起的材料之外，共工居辉县，没有其他的材料作为佐证。 如果将鲧与共工视为一人，那么，我们的材料会更多一些，线索也会更多一些。鲧的封地在崇，这是古代文献中较为一致的记载，只不过这个崇倒底在什么地方，却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这个“崇”是崇山，今名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第二种是崇侯虎之崇国，在今陕西鄠县东，此崇为商之属国，与鲧并无关系，已是定论，可置不论。第三是赵穿所侵之崇。《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此地虽说不能确指，但王夫之《稗疏》云：“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这种说法是非常可信的。渭北之晋地为什么会有“崇“这一地名，大概是鲧部落的的迁居有关。虽说鲧是禹的父亲有些可疑，但鲧与夏族必然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掘业已证实，山西省西南部应该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大夏故墟约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亦即夏初禹都故地，故有夏虚之名。所以，一般认为在鲧与禹之时，夏人有过一次迁徙，从河南的伊洛地区迁居到了山西的西南部。 据此，我觉得鲧部落之聚居地以与芮城境内之共水为是。“赵穿侵崇”之崇地应该不出芮城之范围。二里头文化的类型之一东下冯遗址离芮城甚近。芮县北部的永济、运城、侯马、闻喜、新绛、襄汾、绛县、临汾，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6]。鲧在芮城设堤筑坝，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共水下游的部落居民。 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三个河段，即河口镇至龙门间（简称河龙间）；龙门至三门峡间（简称龙三间）；三门峡至花园口间(简称三花间)。这三个区间产生的洪水是构成下游洪水的主体。上述三个不同来源区的洪水，组成花园口站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一是以三门峡以上的河龙间和龙三间来水为主形成的大洪水(称为上大洪水)。如1933年洪水，陕县站实测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1843年大洪水，据调查估算陕县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这类洪水具有峰高、量大、含沙量大的特点，对下游防洪威胁严重。二是三门峡以下三花间来水为主(称为下大洪水)。如1958年花园口站实测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每秒和调查的1761年花园口站3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这类洪水的特点是涨势猛、洪峰高、含沙量小、预见期短，对黄河下游防洪威胁最大。三是以三门峡以上的龙三间和三门峡以下的三花间共同来水组成(称为上下较大洪水)。如1957年及1964年洪水，花园口站流量分别为13000立方米每秒和9430立方米每秒。其特点是洪峰较低，但历时较长，对下游堤防威胁也相当严重[7]。因此，如果在这一区段内堵塞支流不让其泄洪的话，对下流的危害可想而知。 那么，祝融部落又处在什么位置呢？ 祝融部落的原居地是在郑，即今之河南省新郑县。《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他的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所居住的地域散布很广，大致上包括今之河南许昌县、濮阳县、温县、范县、山东定陶县（祝融部落董姓之鬷夷族所居）、邹县，莒县、江苏徐州（彭姓氏族）等地，最远达到湖北。古代的黄河在下游地区分为东西二渠从豫北向东北方向流入海。东渠在濮阳以北的内黄县。今县内有黄河故渎，这条故渎虽然不一定是夏商时期的河道，但夏商河道当距此不远。所以，祝融八姓基本上都处在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黄河在几千年来经常改道的地方[8]。 据传说，共工堙堵洪水之后，受害最大的是空桑，空桑何在？《山海经·北山经》中载有空桑，其云：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陀。 《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注曰：“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涧，史称‘帝揄冈居空桑’，《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图》及干宝所记：‘孔子生于空桑’：皆鲁之空桑也。”郝懿行说还有一个空桑在赵、代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地方称为空桑。1、在莘、陕之间。2、在陈留。3、在兖州。4、在赵、代之间。我认为以陈留说为是，亦就是莘地，在今定陶附近。此地的西北是温县、北面是濮阳、范县，西南是许昌，东北为定陶、邹县，东南为彭城，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祝融八姓诸部落的中心地区。洪水振薄空桑，受害最大的无疑是祝融部落。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起兵攻打处于上游之鲧（共工）部落，最后将其流放。 鲧所流之地为羽山。羽山何在？《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郭璞注云：“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计其道里不相应，似非也。”吴任城注：“《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十道志》：‘羽谭一名羽池，东有羽山’。《郡国志》云：‘钟离泳城有羽山，其水恒清，牛羊不饮。’刘会孟曰：‘淮安赣榆县有羽山。’《经》所记，未详是非。”据我推测，应该是在居住在最东面的祝融八姓所控制的区域，似以郯城县为是。 综上所述，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以鲧为首的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入侵，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泛滥成灾。首先受难的，是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于是，以昆吾、豕韦等为首的祝融氏族，从濮阳西攻，最后流放了鲧。 三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大河治水工程才使得东方专制主义有了产生并最终确立的前提。我觉得魏特夫的这个学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 鲧被杀之后，接着治水的是大禹。关于大禹的各种记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王夫之、徐旭生都论及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有的河道加宽加深、顺自然形势而加以疏通，很少有大工程的开凿。我进一步觉得，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禹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他的身份有关，据《史记·夏本记》索隐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由他主政，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我们顺便提一下，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部落结盟可能不始于鲧时。我们知道，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黄河中游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黄河下游的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表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纽带我认为就是黄河，为了防洪和灌溉，两地的部落必须与联姻等方式互相依靠。 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夏朝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於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 [3]（P61-66）。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启之争、夷羿、寒浞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 商汤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桀于鸣条。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伊尹，他出生于空桑之有莘氏。据载，他也善于治水，《管子·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 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 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齐桓公乘势而起。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注释： [1]可以参看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著、苏秉琦译《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入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附录（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60年。 [2] 同注1，第137页。 [3]同注1，第144页。 [4]同注1，第47页。 [5]同注1，第137页。 [6]孙淼：《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7]《黄河防洪概述》，资料来源，http:www.yellowriver.gov.cn [8]有记载的黄河决口改道，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起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在这两千多年间，改道共有26次。大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的广大平原上，都是黄河决口改道迁徙的地方。遗留下的故道几乎遍及黄、淮、海平原，但多数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湮没。当今最著名的黄河故道为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的明清故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