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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李乔，迎来了又一个艺术丰收的岁月，仅1989年一年，就有两部长篇小说《未完的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彝家将张冲传奇》(四川文艺出版社)相继问世。 李乔30年代以一篇报告文学《锡是如何炼成的》步入文坛，抗战期间追随张冲将军参与了台儿庄保卫战，并留下大量战地通讯报道，其印象之深刻，使弥洒社老将胡山源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记忆犹新。建国后李乔在党的文艺方针光照下，创作上更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高峰。50年代至60年代，有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含《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跨过70年代，80年代初有长篇小说《破晓的山野》，再就是前举的两部新作。此外，为及时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反思时代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李乔尚有大量短篇小说与散文问世，较有影响的可以举出：《拉猛回来了》、《一个担架兵的经历》、《临时工》、《克里木火》等。 李乔是丰富的，李乔又是博大的，惟其丰富与博大，单一、微观地研究李乔，已嫌不足，所以必须对李乔作系统的研究。 李乔现象 系统有大小之分，我想阐述的，仅指云南文学及李乔在云南文学这个总格局中所领有的地位——简言之：李乔现象。 云南文学的前史，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云南文学的今史(含现、当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在云南一隅的延续。她的前半段，尽管不景气，但也曾有过被著名诗人萧三誉之为“云南三杰”的音乐家聂耳，哲学家艾思奇，诗人柯仲平。此外，小说方面有左联作家马子华、张天虚；诗歌方面有梅绍农、雷溅波及后起的“九叶诗派”；戏剧方面也有过颇有争议，但影响极大的“战国策派”。建国后盛极一时的“新边塞派”，其领衔人物如冯牧、白桦、公刘、彭荆风、周良沛、徐怀中、梁上泉、季康、公浦等，至今仍称中国文坛之佼佼者。新时期人才辈出，接续此风者如李必雨、李钧龙、张昆华、杨明渊诸君，均以其独特的取材——边地风情，传统的手法——传奇结构，各领风骚于一时。三代作家，从马子华《他的子民们》、《滇南散记》，中经白桦、季康《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再到李钧龙、李必雨《无字的情书》、《野玫瑰与黑郡主》，一语以蔽之：曰奇，曰险，曰谲，云谲波诡!因为它沉积在民众传统的欣赏意识内，从而领有众多的读者。 李乔似乎不仅止于此，他走的是另一条路：李乔自己的路。 李乔之路是这样铺成的： 《欢笑的金沙江》(民主改革，即解放初期的云南历史画幅)——《破晓的山野》(对前一史实的沉淀与升华，并进而展示了彝族近、现代历史的若干侧面，迹近于彝族历史演变的艺术画幅——《未完的梦》(笔触前伸，勾画的是辛亥革命后十数年间的云南现代史，领衔人物由虚构贴近现实)——《彝家将张冲传奇》(以张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为经，滇军及云南现代史之演变为纬，结构为一幅多姿多彩的云南现代史实录)——此外，李乔还有意于再写一部反映凉山彝族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与变异的长篇(欲作为《破晓的山野》下部，虽未着笔，但在中篇小说《临时工》和若干散文里，已可略见其端倪。 再加以浓缩，可以勾画出如是两条线索来： 一、云南现代史：《未完的梦》(云南现代史之开端，辛亥革命后十数年间)→《彝族将张冲传》(清朝末年至解放战争时期，重点描述抗战时期的张冲与滇军)→欢笑的金沙江→(解放初)→《临时工》(文革)； 二、彝族简史：《破晓的山野》(彝族远古传说，切入太平天国时期，跨向民主改革)→《欢笑的金沙江》(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时期)→《大渡河边的人们》(新时期)等。 又因为云南现代史上的主要人物，如龙云、卢汉、张冲等均为彝族，云南现代历史之演进遂与彝族历史的演进重叠，所以这两条线又必不可免地交错在一起。即：写云南现代史离不开彝族现代史，如同撰述云南历史离不开彝族祖先所创建的南诏国一样。 至此，可以得出我个人的结论了： 李乔在有意识地，当然是艺术化了地建构自己的鸿篇巨制，他试图用自己的系列长篇，形象而系统地再现云南近百年来的历史演进。实际上，他已在默默之中，大致完成了这一建构。李乔的若干长篇，孤立起来看似乎是历史的某一片断，联系起来看已完整地构成云南近百年史的一幅鲜明、生动、形象，也连续的艺术画幅。 李乔属于云南，李乔属于生他养他的彝族；反转来，云南这块土和彝族这族人，又因了李乔之笔而得以流芳千古。李乔的作品是史诗。 史诗是叙事的，叙历史之进程，英雄之壮迹，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它的基调是恢宏，是雄魄，是壮美；它的功用是教育，是启迪，从而培养出一代有根基、有远见的新人。 史诗也是抒情，抒民族之情，抒历史之情，激烈地面对昨天，豪迈地观照明天，在作者胸中有一团火，在读者心中也有一团火，所谓陶冶性情，正得力于此。 李乔的史诗建构属于云南，是云南的土产，又为李乔所独有，所以称之为：李乔现象。 李乔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梁斌，不是吴强。然而他是李乔，一个执着的追求者，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土著。他的作品，遂有了凉山的风、红河的浪。 李乔只是执定于云南一隅，李乔只是执定了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众多的少数民族生存，有“十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的立体性气候，也有重九起义、护国战争、红军巧渡金沙江、滇缅公路的修筑、滇西抗战、云南和平起义等一系列震撼人心、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件发生。李乔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凭了艺术家的美感，凭了历史家的责任，凭了云南人的良心，将这一切有机而生动地再现出来，他便超越了传奇，超越了风情，超越了直观，成为云南的梁斌、吴强，成为云南的托尔斯泰! 纵观云南当代文坛，作家诗人可谓众矣，但如李乔一样运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由自为到自觉，艺术地再现云南历史，并取得如许成功者，惟李乔一人而已。 新贡献 以下想就李乔的两部新作《未完的梦》与《彝家将》谈一点具体意见。 新作在取材与立意、建构上，均与此前出版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破晓的山野》有所不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归纳起来说，我以为大致有两点：一是取材面更宽、更阔，如前节所叙，对历史感的把握，已上升到自觉；二是对通俗文学的学习与借鉴，简单说就是传奇结构。 李乔曾为自己的艺术变异说过如下一段话：“‘可读性’，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有‘可能性’，作品才会发挥文学的多种功能。没有‘可读性’，文学就会失去读者，失去价值。”“我主张通俗文学同严肃文学结合，创造雅俗共赏的文学。”(《可不可雅俗共赏》，《云南当代文学》第八期)这是李乔在新时期的创作宣言，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是，已足以说明我所归纳的第二点。 形式变，内容也在变，思想变得深沉，把握并再现历史的心情变得迫切而明显。这后一个变，使李乔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至至也许是作家艺术成熟的巅峰! 两部新作均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题材，《未完的梦》集中刻画了号称“东大陆主人”的云南军阀唐继尧，同时塑造了一个并非虚构的绿林好汉少达人(少达人即“少大人”，亦即张冲)，不过在后者身上，多了一些粉饰与追加成分而已。《彝家将》直接署名为“纪实小说”，则是张冲生平最具传奇色彩的若干片断的艺术再现。究其实，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一个，那就是后来投奔光明的彝家将张冲将军。 写张冲，是李乔由来已久的想往，从最早的回忆录《抗日时期的张天虚》、《台儿庄抗日前线的张冲》，到长篇小说初稿《草莽英雄传》(曾零星刊载于《金沙江文艺》等刊物)，再到《未完的梦》与《彝家将》，可以说，作家在同一人物身上，是倾注了晚年的全部爱与全部激情的，为了塑造好这个形象，作家不惜多次易稿，常常为了一个细节，一段史实，一个数字，多方求证。笔者即有过这样一段被作者不耻下问的经历。写一部传记，还是写一部传奇集萃，在作家那里，也曾有过深深的苦恼。最早的《张冲传》，据笔者所知，是一部严肃的传记体作品，然而因为文坛的萧条，因为严肃文学的受冲击，更因为“经济效益”所制，《张冲传》终于成了《张冲传奇》，尽管这确乎是一部优秀的传奇，也不失严肃的史实与深邃的思考，但毕竟已留下些遗憾，一种求全面而不得的遗憾。 回到作品上来，李乔在《未完的梦》中，对唐继尧用漫画手法出之，“楔子”一段写20世纪初年的云南，纵横捭阖，最见功力。“东大陆主人”唐继尧，占据云南一隅，东征西讨，可谓战功赫赫。早年跟随蔡锷起义，更协同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一举推翻袁世凯的皇帝宝座；继任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元帅，自封八省联帅；晚年却因内讧下台，潦倒而死。唐继尧塔称一世之枭雄，其上台与倒台，又正是一幅旧军阀弱肉强食的鲜明写照，其败也有因，其亡也有源。小说对其腐败无能一面多有刻画，而对其精明干炼一面，却似乎写得不够。然而，通过唐继尧与其同僚、副手们的种种角逐与表演，再现云南现代史之曙光期的目的，仍然局部达到了。 少达人是作者在作品中着力刻画的又一人物形象，从其被逼离家出走，中途因意外变故揭竿而起，直至被龙云政府招安。作品中的少达人，是梁山忠义堂上宋江的角色，他的口号是：“上等之人差我钱，中等之人莫造嫌，下等之人跟我来过年。”然而，由于作家的偏爱，这一个本属自然之子的罗宾汉式的好汉，多少写得有些离了谱。让主人公率领下的武装人员唱出：“不怕天，不怕地，要打倒帝国主义!不怕兵，不怕官，要打倒土豪劣绅!”也难免有拔高之嫌。其误正同于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高夫人。倒是天然出芙蓉的绿林好汉小富有，秀才出身，而良心未泯，优柔寡断的县知事刘雨村，虽着笔寥寥，却能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未完的梦》是立足于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构的话，那么，《彝家将》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了，而纪实，在目前是走俏的文学门类。纪实而带传奇，其影响与传播更巨。纪实之受欢迎，是对于玄学及淡化类作品的反动。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可能自己拔着脑袋上几根稀疏的头发就离开地球，而中国众多民众的欣赏习惯，又不能不制约着作家们的创作。创新也罢，探索也罢，倘若远离开现实社会，远离开文学赖于生存的最广大的读者群，那么，势必只能走到绝路上去。张冲是云南这块土地上存在过的真实的传奇人物，《彝家将》又是张冲生涯中最精彩片断的浓缩与扩展，通过张冲的被逼造反与招安，我们看到了世纪初云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混战，外敌虎视的混乱局面；盐运使一段，在刀光剑影中看到了民族工业创业的艰辛，出身草莽的盐运使张冲的聪明智慧在这一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台儿庄抗战，是中华儿郎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爱国主义的战歌，而滇军(尤以张冲为首的184师)在这一役中曾有过杰出表现。徐州溃退，担任全军后卫的，不是别人，正是卢汉、张冲所率领的滇军六十军残部。这一段所烘托的，是热血男儿的张冲，是百战沙场的张冲，是马革裹尸的张冲。做为一位军人，一位军事指挥官，张冲的军事天才在这一役里有集中的表露。张冲要寻找光明，张冲找到“从奴隶到将军”的罗炳辉，并通过罗炳辉找到“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要求赴延安学习。张冲在国民党阵营中终于受妒嫉被排挤而失落兵权；张冲在吞云吐雾中潜伏爪牙；张冲在解放战争初起以其机智与勇敢，终于摆脱黑暗而飞赴光明。小说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飞机在疏疏的星光下，雷鸣般地响着马达，渐渐升高。张冲看到，启明星在湛青色的天空中光芒四射，那多灾多难，被夜幕笼罩着的神州大地开始苏醒了。 天就要亮了，祖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早晨，张冲将踏上一条崭新的道路。 小说至此，嘎然而止，留下无尽之余音。 与少达人相比，张冲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从绿林草莽走出，成为地方军阀，成为爱国将领，成为革命战士的大写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之中，不断地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也不断地追求更新个人的道路，他虽出身于草莽，而胸中常有天下。张冲又是一个个性的组合体，他粗犷中有细致，剽悍中有真慎；他忠贞于爱而又不免于旧时代的炮烙；他满腔热血而又时时凝结于冰点。他也玩世不恭，他也消沉无为，他也自暴自充然而，随后是又一次的崛起，又一次的奋争，又一次的追求。张冲的形象因而不同于少达人的单一，而趋同于圆形人物理论之建构。 《彝家将》以其结构紧凑，真实再现历史画面，可称是又一幅新《清明上河图》，在博大的历史画面中嵌入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那光风霄月、大起大落的龙小二，即是张冲的伴侣，又是张仲的谋臣，不论母大虫顾大嫂，抑或母夜叉孙二娘，均不能望其项背。中法之战，因攻占宣光城而立下功勋的张家前辈老人陆明皋与张义廷，乃至于极富传奇色彩而又老谋深算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均能写其筋骨，绘其神采，令人读后不忘。五华山被围一段，也许是写张冲之“义”与龙云之“感”及老蒋之“诈”的最好写照，情最真也性最真，是历史上可多得，小说中也不可多得的典型戏剧性情节、个性化情节。 总之，两部新作有别于旧作之外，是大处着眼，大处落笔，在文学的功能质上，力图再现时代的大背景，大脉络、大事件；在文学的审美质上，继承并发扬其一贯的风格，追求壮美与宏伟，力图作史诗建构，从单一的抒情表态向历史的纵深与人情的复杂开掘；在文学的自然质上，固然是云南乡土文学的发扬光大，但已超脱单一的风情、猎奇，而试图对云南文学作全面、系统的把握与再现。毫不夸张地说，晚年李乔以其力作《未完的梦》与《彝家将张冲传奇》证明，他的创作已发生质的飞跃，依然雄冠于云南文学之榜首。 散文(语言)简说 论李乔者，常论其小说，而又以其长篇为主。对于他为数甚丰的散文作品，或视而不见，或一笔带过，而未作深研。 笔者以为：(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二)李乔的语言以朴实自然取胜，在云南作家群中是有特色的；(三)因为长篇小说的建构侧重于故事情节，在语言上难免有疏漏与不尽完美的地方。而散文则因其篇幅的短小，对语言之爬疏要求更严。因此，论李乔的创作不能割裂语言不论，而要论其语言，散文就不能不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说，李乔的语言风格，在散文中表现最为杰出，也因而最为突出。 李乔的散文迄今未能结集，散于各处，找来颇不易得。手边所有的，不过是收入小说散文合集《春的脚步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里的15篇作品。从时代分，大致可分为文革前与文革后两部分；(结集时，对部分文章作者曾作了修改，如名震一时的短篇小说《挣断锁链的奴隶》，在收入本集时就改名为《疙瘩》。——附带说一句，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说，笔者对于类似的修改是不大赞同的，尤其是对《挣断锁链的奴隶》这样有影响的篇名的更改。往深一点说，这样的做法，多少有悖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深刻的教训莫过于老舍之对于《骆驼祥子》的删改，解放后所出各版均删去了最后一节，使“祥子”成了断尾巴蜻蜓，人格因此而遭受割裂，艺术价值为之而大减。令人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所出版本中，已有恢复原状的全本问世。这也算是实事求是精神在文学界的一个小小胜利吧!而从内容上分，则可以分为记人与叙事(含抒情)两部分，其中记人以回忆录为主，如前引的《台儿庄抗日前线的张冲》、《抗日时期的张天虚》，如《一件难以忘却的往事》、《怀巴人同志》、《忆袁嘉谷先生》等；叙事如《在神奇的土地上——西双版纳散记》、《甘姆阿略的一面镜子》、《大渡河边的人们》等。 云南常被人称作美丽神奇，我们说，美丽神奇的是云南这块土地，而朴实勤劳的是云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伟大出于平凡。平凡的你我他支撑着这个庞然大物的世界。李乔用朴实的语言写朴实的人民，早已有口皆碑，试摘一段剖析之： 我们低头走着，蓦地一阵牛铃声丁当丁当的从山坡下传来，声音越来越近，我们转了一个弯，看见一群黄牛驮着一袋袋东西走了上来。那个干部站在路边端详了一会，向一个背着长刀的阿佤族小伙子问道：“喂，你们驮的是什么东西?” 那个赶牛的小伙子一面甩着鞭子，一面气喘呼呼的答道：“公粮!” 那个干部奇怪了，问道：“国家不是免了你们的公粮吗?” 小伙子答道：“我们今年的收成很好。社员说，国家正在大建设，我们阿佤族要对国家表表心。” ——《佤族的新世纪》 朴实到了近乎无华的地步。平实的叙述，平实的对答，用之于再现朴实的民族，朴实的人民，非此不能胜任。这里不需要什么形容，形容反显得多余；这里也不需要什么修饰，修饰反显得虚伪。这只是自自然然的语言，用之于绘出一幅自自然然的生活画面。谁说朴实就是无华?华在底里，华在内核，华在伟大出于平凡之中。这是李乔的早期作品，语言风格足以代表《欢笑的金沙江》系列所能达到的艺术成就。 李乔也有抒情，进入晚年之后，他的文笔在朴实中再见精炼、波俏而带激情。《彝家将张冲传奇》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粉碎“四人帮”后所写一系列散文，也有如是的特点。举《甘姆阿略的一面镜子》中的一段为例： 汽车在重重叠叠的山岭里奔驰了一天，黄昏时，汽车仿佛从天上落下去，一直向山坡下跑，到了像一根白飘带似的蜿蜒在丛山中的金沙江边时，又一个劲儿地往上爬，我正贪看那变幻莫测的景色，不防夜幕慢慢地降落下来，到了马湖工程指挥部时，甘姆阿略的那明镜就摆在面前，可是，黑古隆冬的，什么也看不清，我只得委屈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倾慕的心情，跑到马湖边上一看，一片轻纱似的白雾笼罩在马湖上，那浅灰色的天空与马湖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马湖似乎还在贪懒地睡着未起。我无法叫起她，只得耐心地在湖边等待着。一会，东方射出一道金色的光辉照到湖边躲在雾气里的一座高山上，一霎时，那白蒙蒙的雾气退开了，露出一座带着几分金黄色的苍翠的山峰，像刚出土的嫩笋，慢慢地在扩大。笼罩在马湖上空的雾气也逐渐在变稀，湖水露出一副模糊的苍白面孔。海岛上的那海龙寺，以及周围的树影却黑郁郁的，像一幅水墨画。 一波三折，一唱三叹，由汽车在云里走，“仿佛从天上落下去”，到夜幕落下，“我只得委屈地睡了一夜，”是情感的一个转折，也是语言的一个转折，前段波俏，后段朴实，然而是沉重的朴实，它要烘托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黎明来了，作者迫不及待地起床，欲一睹高原湖——马湖的风采，然而“马湖似乎还在贪懒的睡着”，我“只得耐心地在湖边等待着”，真是难见马湖真面目啊!这是第二个转折。白蒙蒙的雾气退开了，露出了山，露出了水，似乎马湖就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与作者见面了，然而，不，山是“带着几分金黄色的苍翠”的山，水是“一副模糊的苍白的面孔”的水，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第三个转折。这以后，才是鸟雀唱了，太阳出了，马湖终于现出了它明丽的容颜，“湖水由灰白色变成了淡蓝色，微波荡澜”，天更高，山更碧，矗立在海岛上的海龙寺也“更加雄伟”。千呼万唤始出来，更一泻千里，浓墨重彩，欲罢不能。 茅盾先生评李乔处女作长篇小说《走厂》(已佚)，称其：“平顺有余，波俏不足。”今人吴重阳据此以论李乔长篇云：“以此来观《欢笑的金沙江》，我们认为，仍有如是的不足。……在流进中却往往缺乏曲折回环的波澜，端急起伏的浪花。我们指的是作品较少巧妙的精雕细刻的典型细节。”(《 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从以上引文看，再从李乔晚年所作大量散文看，再从长篇纪实小说《彝家将》看，李乔的这一缺隐，已经得到弥补，而且在有杰出的表现。这就是我在本节中，要一再沿用茅公所喜爱，而实际内涵并不十分确切的“波俏”一词的原由。 李乔散文，我最喜爱的还是记人的回忆体散文。所说的，简洁与精炼。在这类散文里最能体现出来；所说的激情与真挚，也在这类散文里有集中的展现。《一件难于忘却的往事》，记民族资本家苏莘农在滇南一隅，“超出他的经营范围”，创办《曙光日报》以传播文化知识，终遭扼杀；记绿林英雄、苗族好汉罕佬在民族危亡之际，深明大义，不受日寇诱惑，毅然接受招安。其事迹可与张冲作补。《怀念巴人同志》记素未谋面的巴人为《走厂》，为《欢笑的金沙江》(此书名即为巴人手订)所付出的劳作与关怀，字字感人；《忆袁嘉谷先生》，记这位清朝末代状元在辛亥革命后回归故里，对云南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对学生的要求只有一个：“你们只要好好地读书，就是报答我了。”他立身处世的格言也只有一个：“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这真是一位既方且正，令人肃然起敬的好先生。《抗日时期的张天虚》，为这位早逝的英才，从延安派赴滇军工作，终因恋爱失败而深受刺激，被郭沫若称作：“滇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的“二士”之一，留下了一幅真实可信的小照。这是用真情写就的真事，因而成为真文，因而成为不朽。 李乔的忧患意识 李乔的忧患是对国家民族的忧患。 有人说，近代中国的崛起源出忧患意识的产生。康梁忧患甲午战败而有戊戌变法，孙文忧患民族沦亡而结同盟一会。鲁迅忧患国民劣性而弃医从文。叶帅诗：“忧患元元……”“元元”，民众也，人民也。忧患之来，在于拯救民族；忧患之来，在于拯球人民；忧患之来，在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李乔写散文《克里木火》，又写论文《试探彝族贫困落后的原因》。他大声疾呼：“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据1981年统计，云南彝族每万人中仅有大学生1.3人；1984年统计，每万人中仅有2.86人，远低于基诺族的22人，更低于白族的35.7人。于是李乔忧患：“在云南省占少数民族人口三分之一的彝族，她拥有的大学生是少得多么可怜!由此，也可明白彝族之落后和贫困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深恶于彝族古老的习俗如“克里木火”，深忧于改革后若干地区彝族一个家庭的全部家当不值三十元人民币。他告试：“贫穷不足怕，愚昧才可怕。今天对彝族人民来说，‘治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治愚’。我们必须赶快进行‘文化投资’和‘智力投资’，改变我们民族的文化结构，让我们民族赶上其他先进民族。否则，那是不堪设想的，我们将会成为‘大家庭’中的一个落伍者，怎么能振兴中华民族!” 这是什么声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心声，是一个先驱者发自肺腑的嘱托，是李乔再现史诗，并且投身于史诗创造的身体力行的宣誓，此老不老! 李乔在忧患，面对富起来的彝人忧患，忧患其愚昧与短视(《克里木火》)；李乔在忧患，面对富起来而又盛赞传统“阿注”婚姻的魔梭人，他疾呼：“狮格干嫫呵，历史不能重演，你快些消逝吧，不要再迷惑人们了!”(访“母权制王国”)李乔在忧患，忧患民族的未来，忧患祖国的未来。忧患，也是史诗之一部。 不老的李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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