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索引进一步走向世界，功绩在于美国学者Stith Thompson。他将欧洲各民族的民间故事资料，以及亚洲部分民族的资料，尽量包括在内。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应该承认，AT体系确实对世界民间故事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对世界民间故事资料的整理编类，提供了一个便于操作的或者可以借鉴的方法和原则。对观察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的一致、相似或相异，开辟了一个简便的门径。这部索引大大地促进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类型研究。当然在比较研究中就更有助于发现某一民族的民间故事的诸多特点了。这些历史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必须看到，AT体系也有许多的局限和不足。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Aarne和Thompson的指导者、芬兰学派的创始人Karl Krohn有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民间故事的一元发生论。在这些学者看来，一个类型的所有故事相互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关系，这种根本性的观点在编者划分大小类别时，特别是在提炼每个类型的基本要素时、乃至在整个索引的编辑方针上，都不能不明显地反映出来。这在客观上就影响了类型索引的”全面“和”公正“，因此也缩小了编者初衷所要追求的国际性特点。以往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主义”，以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就是社会政治观点的体现，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方法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导致的客观结果。在20世纪初叶，欧洲民间文学界的学者们，除对印度和阿拉伯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有一定的研究之外，对欧洲以外各民族的情况实在是比较陌生的。
    我们接触包括Aarne、Thompson在内的一系列学者的索引，似乎谁都没有给故事类型（type）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好象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对象。Aarne说，“一个完整的故事为每个类型提供了一个依据。”然而，“完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民族说来是“完整的”故事，在另一个民族当中有可能从来没有当作独立的故事讲述过。
    Thompson说：“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说故事。”情节的中心要素是什么？是主人公？是行为和事件的过程？是整个过程的语义内涵？还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统一？在划分类别的过程中又以何者为主呢？由于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和及时澄清，所以在AT的编制原则上就产生了某些不统一甚至混乱的情况，有时人们不得不把索引当作字母表一类的事物，只取其实用的侧面，而搁置它理论的侧面。
    俄罗斯学者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一书中，就从理论的角度对AT体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许多质疑。然而当他重新编辑出版阿法纳西也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时，又反过来借用Aarne和俄罗斯学者Andreev的成果，编制并附录了AT体系的故事索引。
    我们看到，在诸多民族运用AT体系的原则和编码，编制该民族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总是要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对AT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制。我甚至认为，这大概是一个不坏的惯例。④

我说是一个不坏的惯例，从反面讲，也证明阿尔奈的原则对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是很难完全概括和准确概括的。不完全，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丁乃通先生花费大量心血编制中国民间故事索引，功不可没。他严格按照AT原则进行编纂工作。有时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增加新的类型，或者是列出次类型。如果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AT系统的类型索引放在一起，互相参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不能不说阿尔奈所制定的标准潜藏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严格地说，阿尔奈本来也没有追求建立一种科学的分类体系，他的索引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一部实用的工具书。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我们还在大量运用这种工具书，作为共同对话的一种手段。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在阿尔奈的体系中，情节类型同文本的关系如何，类型与类型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等等问题都是混沌莫辨的。

    
    普罗普是进行民间文学作品结构分析的卓有成就的先行者。 二十年代的俄国,是文学艺术以及学术研究领域的形式主义发展最集中、最蓬勃的地方。 对于结构研究的兴趣，也在渐渐地涌动着。普罗普在1928年出版《事故形态学》。 他提出了一个被他严格定义了的术语“功能”（Function）。
    普罗普认为民间故事的内容和形式是密不可分的。但抽象地谈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具体的、深入的研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深刻地认识对象，只有靠具体的、实际的研究。他认为情节是属于内容的部分，但组织结构(composition)总不能算内容。尽管情节和组织结构是不能分开的。于是他将自己的工作分为两步：首先进行形式的分析，特别是组织结构的分析；然后再进行内容的分析。他1928年完成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就是根据故事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和描述故事的。他的另外一部著作，1946年出版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就是这第二步工作的一个范例。列维－斯特劳斯在1960年著文，对普罗普的工作表示肯定但也颇有微词，指责普罗普的形式主义，同时认为这第二部书是他在学术道路上的一种转向。普罗普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普罗普是这样解说“功能”这一术语的：功能是根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来确定的主人公的行为。在英语里function（功能）一词，可用以表示特定的主项所具有的作用、活动或目的之类的意义。一般说来，相互联系的因素，互为对方的function（功能），功能的研究，正是强调在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认识事物。在普罗普对阿法纳西耶夫所编《俄罗斯民间故事集》进行普遍的、而并非抽样性分析时，发现了如下一些规律性的特点：
    第一，主人公的功能是故事的恒久性的和固定性的因素，不论这些功能是由谁来完成的和怎样完成的。功能（行动）的承担者并不重要，可以任他随机变换，重要的是功能（行动）本身。这些功能构成了故事的基础成分。
    第二，神奇故事所具有的功能的数目是有限的。
    第三，诸功能的排列顺序是永远一致的。
    第四，由此而得出结论：所有的神奇故事就其结构而言，都属同一类型。
    他就神奇故事总共归纳出三十一种功能。
    普罗普的这种独创性的发现，由于历史的恶作剧被掩藏了三十年。当然我指的是在俄罗斯以外的范围而言的。在作者的本土，出版的当时仅有两篇文章是正面评价的。这部书虽然被教授们和研究者们推荐来阅读，但却没有人循此道路前进，在此基础上将这一研究发展开去。三十年后，出现英文版，这部著作立即声名大振，随后连续出版了几种文字的版本，追随者屡有所见。他的学术思想和探索方法，成了民间文化学结构主义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页。
    汤普森1932年开始发表母题素引，先后出版洋洋六大卷。他在自己的《民间故事》（中译名：《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是这样来定义“母题”这一术语和说明它同情节类型的关系的：
    “对于民间叙事作品作系统的分类，必须将类型与母题清楚地区分开来，因为这对两方面项目的排列实质上是不一样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怎样由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了的母题来构成，这样一种研究就像考克斯小姐的著述《灰姑娘》所显示的，她对格林《灰姑娘》故事文本的分析可算一个明白例子：
    被虐待的女主人公（被后母和后母的女儿们虐待）──炉边住处──三个女儿从父亲那里挑选礼物。女主人公挑了榛树枝，将它种在母亲的坟上。──坟地得助──任务（拣谷粒）──动物们（鸟群）完成任务──变形了的母亲的帮助（树上的鸟）──魔幻的礼服──约会地（舞会）──三次舞会后的逃逸──女主人公(1)躲在梨树上，(2)躲进鸽子窝，鸽窝被父亲砍掉──松脂马车──遗失鞋子──以鞋子寻找未婚妻──多变的脚──假新娘──动物作证（鸟群）──幸福的婚姻──恶人被罚。
    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个故事合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组成它的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大多数动物故事、笑话和轶事是只含一个母题的类型。标准的幻想故事（如《灰姑娘》或《白雪公主》）则是包含了许多母题的类型。
    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生灵，要么甚至是传统的人物角色，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魔术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如此等等。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正是这一类母题可以独立存在，因此也可以用于真正的故事类型。显然，为数最多的传统故事类型是由这些单一的母题构成的。
    为了提供一种基础来概述一个地区共同的大量故事储存，类型索引是必要的。而母题索引的基本用处是展示世界各地故事成分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以便于研究它们。 类型索引暗示一个类型的所有文本具有一种起源上的关系； 而母题索引并不含有这样的假设。” ⑤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在文学领域使用“母题”这个术语，含义也不尽相同。一种是指情节内核，这与我们前面在谈到情节的第三种含义是大致相同的，也即指情节的极度概括的公式化的模式。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谈情节内容和形式的成分分解这一话题时，母题的含义则指所有民间叙事作品的情节所必不可少的一个个组成成分。在代表这一含义时，“母题”这个术语，似乎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不变层面指关于场景、冲突、事件、行为、评述等项的格式化的概括。母题的另一个层面则是上述格式化的不变模式在个别具体而独立的文本中的现实展示。这两个层面的关系，类似语言学当中“音素”同“语音”的关系。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为区别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有人主张分别使用两个不同的术语：前者使用motifeme，我想可以译为：母题素；后者使用Allomotif，我以为或可译作：母题相素。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母题具有组织和构成情节的特点。母题包含进一步展开叙述的能力，具备相互连接的机制。
    母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在于它的语义变化性和变异性。这种属性是母题在民间文学作品的不停顿的反复的创作过程中，在传统情节不变模式的范围内，具有极大的活跃和多产的特点。
    在一个个具体作品中，母题在情节构成方面起着中心的和主导的作用。情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母题和母题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联系顺序。母题不仅是内容和结构的基础，同时也是艺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数母题具有稳定的、深层的内涵。似乎在它自身包容着许多“潜台词”。母题的这一高度的符号性特点，使作品情节不会仅仅重复具体的、唯一的死板面孔，而是使它更富有语义联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母题的语义内涵、母题的选入情节以及它在情节中的连接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具体体裁的规定性相适应的。似乎每种体裁都有自己的母题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或那些母题，只能在一种体裁中出现。例如有很多母题，我们会在神话和故事，或者在传说和叙事诗中同时找见。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和民间文学似乎也 存在虽然数目众多、但却可以相对全面把握的母题总汇。不然汤普森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索引贡献于世了。在具体作品中，这些母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前题下，非常具体地显示出它的民族和历史阶段性的特点(“母题相素”)。
    关于“母题”这一术语的译法问题，虽然意见有些纷纭，但我觉得依照现在的情况，比较起其他一些术语，如“类型”、“功能”等等，其优点或许多于它的不足，所以在没有被另外一个更准确、更合适的专门术语代替之前，只好屈从于约定俗成的习惯力量，继续借它来进行学术对话。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看到，客观现实是丰富多样而又纷纭复杂的，而且我们还日复一日地在不断发现它的层出不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好像我们的语言的武库很干枯，我们手中的术语非常有限，而且很含混，意义朦胧，往往潜藏着意想不到的产生歧义和被人曲解的基因。结果不同的研究者用同一个术语表示着并非同一的事物。或者用不同的术语谈论着同一个对象。这就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以致在一些情况下，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和讨论，影响到这一或那一课题在理论发展上的不断前进。有时我甚至想，需要开展一个术语标准化的“运动”。许多编的很好的、学术质量很高的工具书，在这方面起着相当有效的作用。当然，在术语的科学规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决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更不是少数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有共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
    结构一词的原义就是部分构成整体的方式。结构是指把一个整体的各组成部分组织在一起的内在关系。结构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这些重要组成成分及这些成分之间的内部秩序。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原始土著部落的亲属关系和神话传说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亲属关系或神话传说，还是其他所有由人的行为构成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和语言一样，内部隐藏着深层的结构。他力图说明，不同文化的语言和神话互相类似，同时认为，它们是以同样的方法构成的。如果说普罗普的结构分析，主旨在于剖析民间故事的组织结构的内在顺序，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基础在于其内部的深层结构的两元对立。这一点通过他著名的《阿斯第瓦尔的故事》一文 ⑥，以及其他神话学著作，可以了解得十分清楚。列维－斯特劳斯在他较早发表的《神话结构研究》一文中(出处见前注)，努力把神话分解成短句，并对之作出分类。在这些短句当中，每一个短句只有在它同其他短句组成一个整体时，才获得某种功能的意义。他极力把民间文学的叙事作品的结构尽量向细处分析，并借鉴“音素”(phoneme)和“语素”(morpheme)等语言学术语，创制“神话素”(mytheme)一词，用以指称神话以及民间故事的从语义角度来看是二元对立性质的最小结构成分。
    邓迪斯1962年著文(见前引)，对民间故事进行结构分析，他对他的同胞汤普森的工作原则提出质疑。我们在前面分析“母题”这一术语的多层含义时，曾经指出这个概念在使用中具有不变和可变的两个层面。邓迪斯认为，汤普森没有仔细分辨这两个层面，在编制索引的过程中，往往用可变的层面(etic)代替不变的层面(emic)，仿佛在语言学中用“语音”来代替“音素”一样。邓迪斯的这种分析方法，在他所著的《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⑦ 一文中，有精彩的演绎。只是在译为中文的过程中，motifeme一词被译作“母题”，这就同motif无法区别，以致混淆了两种学术思想的根本的争论和分歧。邓迪斯针对印第安民间故事，划分出六种母题素，即：缺乏、缺乏的结束、禁令、违禁、后果、试图逃避后果。邓迪斯同时还认为，他所创制的“母题素”的概念，几乎是同普罗普的“功能”的概念相一致的。
    如果把创制新的理论和模式、并用以进行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所有学者都一一介绍的话，那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一幅内容丰富、色彩斑斓的研究史长卷。我们这里谈到的只是若干影响最显著的大家和他们的流传广泛的学术创制，此外如格雷玛斯、米兰达、凯伯莉特等人，也都贡献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概括地分析一下上述各位学者所作出的有意义的探索，仿佛可以把他们分作两大类，一类侧重内容的比较研究（情节类型、母题）；另一类侧重结构的比较分析。就侧重内容分析的两种理论和根据这两种理论（情节类型、母题）所编制的索引而论，它们的意旨，也是大相异趣的。情节类型理论和类型索引更多倾向于民间文学作品的一元发生论。母题学说和母题索引，或许较少有这样的倾向性。当然，一切索引是人人都可以应用的。应用它进行什么样的学术追求，被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所统领，那就因人而异了。
    在我过去的认识中，在许多同志的理解中，仿佛情节类型和母题代表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和结构的两个层次，仿佛它们是母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这种理解是否完全正确，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许多解释和说明，这种提法是否带有机械论的色彩，这些问题促使我继续思考。
    正像阿尔奈和汤普森从民间作品中抽象归纳出情节类型或母题、 并以其一致性来说明相关作品的雷同所在一样, 结构分析的第一个任务也在于分析和提炼研究过程中的操作单元，也就是要找出存在于作品内部的、划定其组成成分的尺度。以上列举的普罗普等结构分析研究家同样地也以他们所创制或所发现的结构基本单元来说明和论证民间文学作品的雷同性和一致性。
    我们似乎看到，前述的进行结构分析的学者们（普罗普在一定程度上略有不同），均特别强调共时性研究，仿佛这种结构是稳定的、封闭的和自足的，仿佛事物的变化仅仅属于外部性质，因而忽视和否定历史研究。然而我们看到，结构研究如果不紧密结合历史研究，如果把结构看成是一次完成、永恒不变的，那么隐含结构于自身的事物，也将被看作是永远僵固不变的。这种研究也会失去它的重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普罗普的学术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确为有益的启示。
    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并非事物自身所固有，而是人的心灵与认识投射于现象之中的。我则认为，这种为比较研究而提炼的标准，这种结构模式，如果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与事物无关，只是主观范畴的一套格式，那么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当然这种标准的提炼总是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所设计的一种理想范式。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经摘录过黑格尔的一段话。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曾经说过：“在探索和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⑧ 这是认识论方法的一种哲学概括。然而必须看到，科学的方法绝非凭空臆造，它要以客观对象的本质为现实基础。这些方法究竟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客观对象的本质，通过这种方法能否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这些都要靠客观事物本身来检验。 
    五、历史类型学研究
    我们现在又要返回到前面的话题，就历史比较研究的一种类型，即历史类型学研究，进行初步的讨论。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语言的贫乏和语义的混乱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来麻烦我们了。因此我在这里首先要作些说明，以免引起进一步的岐义。“类型”这个词，现在在我们的眼前至少已经获得了三层含义。第一层普通名词；第二层是在一系列学科中都广泛使用的科学术语；第三层特定的专用术语，它有严格界定的能指和所指。前面在谈到阿尔奈索引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就是最后这层含义。我们现在要说的比较类型学研究，则在第二个层面上使用“类型”这个术语。所以我们说，类型学研究和情节类型研究，并不是一回事。情节类型研究，仅仅是类型学研究的诸多体现之一，或许并不是它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关于情节类型存在大量疑问、分岐、甚至责难，很多人另辟蹊径，从事其他性质的类型学研究。情节类型，如果有条件地被算作是民间文学序列中的一个层次的话，那么在情节类型之上和情节类型之下都还有许许多多层次可以进行类型学研究，在情节类型之外，更还有许许多多方面可以进行类型学的比较研究。
    现在我们把情节类型这一特指的术语概念放在一边不谈，从哲学的角度看，如何来解释类型的概念呢？柏拉图认为它是不变的理念的本质。亚里斯多德把它理解为不变的现实的实质。他在《诗学》中根据模仿方式的不同，针对艺术区别了若干类型，加以分类研究。有人把类型解释为诸多相同事物的统计学上的平均数。有人理解为诸多相同的客体的具体模型，或客体的理想的范式。这种范式是同类事物的本质特点的概括反映。因此可以使用这个概念作为重要的方法论手段，借助它绘制关于客观现实的理论图像。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很多人似乎比较倾向于这种理解。
    类型学有时也指分组归类的体系。这种分组归类的方法的目的在于，从一定的角度，将各种相同的、或者相近的事物和现象放在一起，使之建立暂时的和有限的关系，以便于我们把握、论证和研究这些对象。类型学研究是根据一系列事物所具有的客观的本质特点、关系和联系方式、以及结构属性等，来划分和组合类型的。
    民间文学领域，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不断重复的事物、现象、关系、性质、状态、原因等等，等等。我们通常会看到关于形象、艺术手段、情节、母题、讲述人、听众、体裁特点、讲述过程、作品对现实的关系、传承和变异、语言和结构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的相同类型。类型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类型学比较研究是针对亲缘关系的比较研究和流传学派的比较研究而提出的。类型学研究看到了上述两个学派在许多问题上的、特别是在一元发生论方面的笨拙不灵，才从新的角度来改造历史比较研究法。
    在历史类型学研究的范围内，比较的原则不再采用历史纪年的办法加以贯彻，不像过去时代一些流传学派研究者把古代的文献材料永远看作是古于今天所记录的材料那样。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向前发展，总体现出相似的历史阶段类型特点。因此，如果对不同民族的民间文学材料，用纪年的办法来断定它们的历史本质，那我们所获得的将是一幅混乱的图影。在历史类型学研究的范围里，针对一切对象都要根据它的历史类型来划定和说明它的本质特征。正如普罗普所指出的，古希腊罗马的材料很可能反映的是较晚的农耕社会的历史阶段，而现代的记录也有可能反映的是更早的图腾关系。
    总之，历史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和探寻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化范围内一切对象、一切事物和现象不断重复的规律，研究和探寻形形色色类型的历史阶段的演进和嬗替的规律，形形色色类型传承的规律，形形色色联系的规律。
    当然，类型学研究，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诸多方法中的一种方法，如果把它绝对化或唯一化， 在所有问题上都乞灵于类型学研究，让它完成它所不该也不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使它显示出自己的无能为力， 个中的责任也是难以推诿给历史类型学比较研究的。
    东亚民俗文化无比地丰富、无比地饶有特色,东亚民俗文化的研究,期待着我们献出卓越的才智、做出非凡的努力;期待着我们东亚各国的人民及其文化学者们,通过发扬优秀的民俗文化, 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有更具声色、更伟大雄壮的表现。
    让我们共同携手努力工作吧，尊敬的同行们！
    -------------------------------------
    注释：
    ①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第112-113页，李扬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新的文化环境，自然要相应的变异。在这种情况下，异文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过程的产物。
    ②基亚《比较文学》第12页，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日尔蒙斯基在1958年第四次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斯拉夫民族的叙事创作和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问题》。
    ④ 摘自1994年“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又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文。
    ⑤ [美]斯蒂斯·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原名《民间故事》)，第498-499页，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⑥ 见《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⑦ 见《世界民俗学》(原名《民俗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⑧《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页。
    摘自刘魁立著《刘魁立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本网发布时略作了删节。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