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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86年中国芬兰文化协定的有关条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部）于1986年4月4日——15日在广西南宁市联合召开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讨会”，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了“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这是一项牵动人数较多、组织工作复杂、包括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多项内容的大型国际双边文化交流活动。这项活动在中国文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文联、民委、三江县委和人民政府、三江县若干村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指导、协助和支持下，经过全体到会代表和全体考察队员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样的双边国际合作，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民间文学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一、此次考察活动的缘起与筹备 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教授首倡的。1985年2月，以贾芝同志为团长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团应邀去芬兰参加《卡列瓦拉》出版50周年纪念活动时，芬兰文学协会又提议中芬合作共同培训从事搜集整理的中青年干部。1985年3月23日劳里•航柯先生致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出了中芬联合考察的初步计划，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函表示原则上同意举行联合考察。此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与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协商决定在广西南宁和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中芬学术交流会议及联合考察。1985年10月，趁劳里•航柯由马尼拉去东京途中顺访北京之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代表、副主席贾芝与副主席刘锡诚、书记处书记贺嘉，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代表、秘书长农冠品，与芬兰文学协会代表、协会主席劳里•航柯在京进行了会谈，就1986年4月在中国广西南宁市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达成了协议，两国三方于10月16日通过了《1986年中芬学者联合进行民间文学考察及学术交流计划》。 根据《计划》，这次在广西举行的民间文学考察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部）三家主办，秘书处由中国方面组成。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广西自治区文联商定，秘书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刘锡诚任秘书长，广西文联书记处书记武剑青、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书记张文、贺嘉、三江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罗黎明为副秘书长。 秘书处在三江、南宁、北京召开过几次会议并分头进行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包括：组织考察队、组织学术研讨会论文的撰写、选拔、翻译、印刷，学术会议和考察的选点，文件的准备，歌手故事家的摸底和集训，三江情况的撰写与翻译印制，考察经费的预算，器材的购置，后勤工作、外事安排等。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到3月底基本就绪。 为了保证在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中达到预期的目的，于4月1日—3日在南宁市举办了全体考察队员的集训，采取专家授课的方式，提高队员对考察意义的认识、增长队员对实地考察的了解。同时各考察组根据各个考察点的实际情况，制定进点后的考察提纲。 二、学术研讨会概况 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于4月4日—6日在南宁市西园饭店举行。应邀出席研讨会的正式代表67人（其中芬兰代表团5人）。中国方面62名代表分别来自中直系统各单位和13个省、市、自治区的民研分会、大学、研究所和群众文化机关。大会上宣读了25篇学术论文（其中芬方8篇）。由于时间的原因，另有7篇论文只向大会提供而未能安排宣读。 研讨会围绕着六个专题进行。这六个专题是：（1）民间文学的普查与保护；（2）民间文学的实地考察方法；（3）资料的保管与档案制；（4）民间文学的分类系统；（5）对民间文学的广泛兴趣；（6）民间文学的出版和利用。这六个专题既是我国民间文学工作中，特别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工作过程中目前遇到的和即将遇到的迫切问题，也是国际上为民间文学界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1985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政府专家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文件，以及10月份在索非亚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大会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有关民间文化的保护的问题。因此，这次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的议题和论点，是与国际民间文学界息息相关的。 芬兰方面的8篇论文，根据芬兰民间文学界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对民间文学的保护、分类与保管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内容充实的阐述，对我国民间文学搜集与保管，特别是对我们的“集成”工作和正在筹办的中国民间文学资料档案馆，有借鉴意义。中国方面的论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关于搜集、普查、分类、出版，特别是实地考察方法方面的观点，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创造的丰富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双方在论述上各有侧重，互相补充，通过宣读论文和自由讨论，对考察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为下一步的实地考察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学术研讨会由两国三方的代表轮流主持。主持人是：芬兰方面的劳里•航柯、玛尔蒂•尤诺纳赫；中国民研会方面的贾芝、刘锡诚；广西民研会方面的武剑青、兰鸿恩。会议采用国际会议通用的办法，宣读论文的时间每人限定20分钟。自由讨论时，参加会议的一些青年学者踊跃发言，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见解。通过自由讨论，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才干。 大会由贾芝致开幕词，劳里•航柯致闭幕词。丘行代表广西文联致辞，刘锡诚报告筹备经过，宣读中国文联的贺电和中国民研会主席钟敬文的贺信。 会议工作语言为汉语、芬兰语和英语。会议文件一律用中、英两种文字印刷。 闭幕后，由广西文联组织广西美协书画家郭龄、帅立志等当场作画、题字赠送国内外与会人士。 三、三江实地考察情况 4月7日，参加考察的考察队队员乘车取道柳州赴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民间文学联合考察。8日下午抵达三江县所在地古宜镇。在考察队员必经之路——县委招待所前马路上，当地干部群众采用侗族传统的迎客方式，架起拦路凳，唱起拦路歌。乌丙安教授用蒙古格调对歌，劳里•航柯教授等饮侗家姑娘敬上的米干酒。这时，芦笙高奏、乐鼓齐鸣，8个侗家后生跳起芦笙舞，为考察队员开路。考察队下榻在县委招待所。 联合考察队由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中青年民间文学学者和5名芬兰学者组成。中国方面考察队员分3个组分别到林溪点（皇朝寨、岩寨）、马安点（马安村、冠洞村）和八江点（八斗小、八斗大、八江村）进行田野考察。林溪点考察组组长是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杨通山（三江县文联主席）；马安点考察组组长是祁连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室主任、副研究员）、马名超（黑龙江师大副教授）；八江点考察组组长是兰鸿恩（中国民研会副主席、广西民研会副主席）、张振犁（河南大学教授）。以劳里•航柯教授为首的芬兰学者5人、贾芝先生、中国民研会两名青年学者和两名翻译为第4组，该组没设具体考察点，而是根据考察计划，在三个考察点范围内安排考察项目、流动考察。 此次民间文学考察是一次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与过去的历次考察不同的地方，除了参加者来自两个操不同语言的国家的学者外，最大特点是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包括录相、录音、摄影）和科学方法，记录活在群众口头的民间文学作品，观察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在群众中活的形态和讲述人在讲述中的作用、特点，探讨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对民间文学的形成、变化的影响，研究侗族传承与现代文明、与其它民族的传承的交融现象，等等，从而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与特点。根据县文化宣传部门提供的170名左右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故事手和歌手名单，各考察组的队员们在考察过程中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扩大线索有新的发现。诸如在调查歌手传承路线时，发现了不少未在县文化部门提供的歌手名单中的歌手，在调查故事的传承路线时，发现了“故事之家”，同时，也发现某些故事手并非民间故事讲述者，而是民间说书人。考察中，一些队员深入到村民中间，对鼓楼、风雨桥、木楼等建筑在修建、使用上的民俗现象作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一些队员注意到歌手演唱“多耶”、弹“琵琶歌”时的手抄汉字记侗音的歌本，并对其来龙去脉作了调查，并摄有照片资料。一些队员根据侗家爱歌、爱讲故事的特点，对整个寨子乃至乡的文化背景作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诸如：转世观念、鬼魂观念、文化断裂现象、机智人物故事中阶级对立不明显的情况，及鼓楼的文化地位问题等等。一些队员对侗族古老的“款词”做了详细的采录工作，并就它的传承及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除了点上的考察外，考察队员还在“三月三”花炮节那天晚上，采访了居住在古宜镇附近两个乡的“六甲人”（尚未被确认为民族）歌手十余名，录制了他（她）们的高亢而抒情的民歌。4月14日，在县委党校校舍，对来自榕江河等地区的歌手及故事手进行了考察采录。这使考察队员对林溪、八江、榕江河及“六甲人”情歌的不同特点有了新认识；同时发现了在三江县境内一些民间故事的变异现象。 此次考察，中国民研会共收藏考察队录制的磁带150盘。根据三江县10余位翻译同志所言，磁带中85%以上都是他们未曾采录整理过的，因而是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这批资料将成为侗族民间文学的第一批科学资料。这一批科学资料将分别复制成3套：一套保存中央档案部门（目前是中国民研会）；一套保存在自治区民研会；一套保存在三江县文化馆的资料档案部门。磁带由中国民研会统一编号，供全国研究侗族民间文学的人员使用。这3套资料的保存方式，将为初步形成中央与地方民间文学资料档案的网络提供借鉴。 此次考察中所获摄影资料，按考察队规定，拍摄者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供样片一套，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永久收藏，并供展览和编书之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统一编号，底片可异地保管。凡自愿将所摄底片交中国民研会者，由中国民研会编号；凡不愿交中国民研会保管而愿意交本人所在单位或地方分会保管者，由中国民研会统一编号，标明底片保管单位及地点，中国民研会有权随时调用。 根据中芬三方代表签定的《协议书》规定，“此次考察中所获得的文字资料、调查报告和照片，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负责编选出版科学版本”；“中芬互相提供此次考察中各自录音磁带的目录及保管地点。中芬双方相互提供此次考察中所录制的录音磁带和拍摄的照片的目录及部分样品”。 此次考察中三方均拍摄了三江侗族民间文学的讲述情况、民俗、风情以及考察队的活动情况，这些材料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重要资料，将加以制作，妥善保管，供研究和宣传之用。根据中芬三方代表签署的《协议书》规定，三方拍摄的原始录相资料（指未经剪辑的录相），一律复制三份，互相交换。“芬方将制作一部三江民间文学的录相片无偿赠送给三江人民政府。” 四、学术会议和考察活动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1）举办此次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有两个目地：第一个是两国学者交流民间文学搜集保管方面的经验；第二个是通过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培养青年学者。这两个基本目的是达到了。首先，两国学者在自由讨论中发了言，各自发表了意见，介绍了经验。根据三方签署的《协议书》，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并委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文本，由芬兰文学协会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宗教学部编辑并出版上述文集的英文本。 （2）预计这次考察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取得考察资料，试验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田野作业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中国方面，中国民研会录制了5个小时的录相资料，根据协议，这些资料要互相交换。然后可编辑剪辑成一部三江侗族的完整的民间文学、民俗风情科教片，为侗族人民，为我国民间文艺学史积累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料。中国方面全体考察队员共录制了150盘录音磁带，这些磁带连同记录翻译稿，将作为侗族文化和我国民间文艺学史料被保存利用。文字资料、调查报告、照片内将由中国民研会、广西民研会和三江县共同编辑出版一部三江侗族民间文学的科学版本。 （3）这次两国三方的联合考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属试验性质。这次考察从大的方面看，是成功的，从一周左右的时间看，取得的成果是足以自豪的。这次考察的成功，在民间文学方面为进一步进行双边合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干部，同时，也必将为世界民间文学界所瞩目。在国内已经引起了文化界、新闻界的重视。《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南宁晚报》、《柳州日报》、《桂林日报》发了消息。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上海的《文学报》也发了消息。《文艺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沙林撰写的侧记；《文学报》发表了金辉撰写的《与芬兰朋友在三江采风》；本会主办的《民间文学》第6期节发了航柯先生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民间文学的保护》；《民间文学论坛》第5期选发三篇调查报告：邓敏文和吴浩（侗族）的《侗族款词的传承情况及社会影响考察》、金辉的《劳里•航柯的田野作业观》和李溪（李路阳）的《侗族一个故事之家的传承诸因素调查》。芬方在北欧民俗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主办的《News letter》上发表了劳里•航柯、贾芝、刘锡诚的文章，把这次学术会议和联合考察的情况介绍到了国外。 五、这次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有两国多方的人员参加，规模大，由于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学术考察活动，组织工作缺乏经验，因此出现一些缺点和不足是难免的，这些缺点和不足，可以作为以后组织类似活动的借鉴。这些缺点和不足是： （1）考察规模大了些，队员来自几十个单位，给管理和考察带来一些困难。与外国朋友合作考察，住在招待所，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能与被采访者同吃、同住，交流感情，难以做到“参与观察”。因而使这次考察不够深入，有些场合甚至流于表演的性质。尽管有些中国方面的队员抓住时机深入到群众家里，晚上不回招待所住宿，扩大线索，深入开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说，这方面的缺点仍然是明显的。由于规模过大 ，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科学考察，经验不足，组织工作上显露出较大的弱点。根据这次考察的经验和教训，以后的田野考察以采取小型分散为宜，要事先拟订好考察提纲，有目的地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2）在这次考察中，有的队员对讲述环境不够重视，急切想知道被采录者所唱所述的内容，故而有时打断被采录者的讲述，询问所述何意，或问翻译，结果造成被采录者的讲述情绪受到破坏，翻译人员的翻译声音与被采录者的讲述语言重合，录音磁带里听不清被采录者的讲述语言，造成原始资料的某些漏失。根据这一教训，在今后的采风中，当特别注意保持讲述环境。至于翻译上的问题，应在采录结束后再去切磋解决。 （3）航柯先生针对马安点考察组和八江点考察组的考察情况，提了几个值得重视的意见：①在人数较多的环境下进行田野作业，应划整为零，在各个角落分散活动，并注意静听观察并录音；②采访上要注意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到自己不是局外人，不要一开始就盯住一人问，而不顾其他人。③要注意保护演唱和讲述环境。当场翻译，会破坏歌手情绪。歌手不愿唱的歌，不要强迫，而要注意发现其中的原因是否与演唱环境有关。航柯先生的这几点意见，恰恰是我们在考察中多少有所忽略的。 （4）筹备工作是在北京、南宁、三江三地分头进行的，秘书处未能妥善地加以安排、检查、协调，因而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某些脱节现象。 （此稿系我执笔成文，当时署名“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与学术交流秘书处”，1986年9月10日改定稿于北京——刘锡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