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对象考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柬长卿》：
弟洗竹林寺以待足下，竟成子虚。羊沟蚹谷，何得游赤水之珠。吴人莫寒泉之子，穷而问所之，弟云，王大司马后，屠纬真家宜客。君以为何如？[5]
这是汤显祖于遂昌任上写给屠隆的信，信中推荐了“吴人莫寒泉之子”。汤显祖在《答钱简栖》中亦提到莫寒泉：“姑苏大雅士，旧独莫寒泉，今独钱简栖。气岸横绝曹伍，有当予心”[6]，对其评价颇高。徐朔方先生对莫寒泉及其子未作笺注。吴书荫先生《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补考》一文已指出，莫寒泉为莫叔明，字公远，一名更生，字延年，号寒泉子，江苏长洲人，寓居武林（今浙江杭州）。这里略作补充的是，明王世贞《明诗人莫公远墓志铭》云：“（莫叔明）始妇钱，继妇孙。孙举一子颖、一女满，皆婚嫁”[7]，据此可知“莫寒泉之子”名莫颖，其生平不详。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答郭明龙》：
兄为诸生时，有以自立同异，为大臣而当更听人耳语耶？世病兄轻发大端，要亦独行其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命也。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即不此去，留能几余。中孚未能感人，幸自出险，为需有庆。门下昔过黄梁祠有诗，枕中人会当破枕而去。犹忆亥冬，仙署笑言，属有期契。向后再计入都，人地遂窅。投弃幽虚，时作故人梦想。而公才公望，亦复以明夷出门庭矣。江楚风遥，湘骚可接。清流王相如，负俊气游江湖间，欲尽见明公钜人以广其意，惟兄进而教之。[8]
郭明龙即郭正域，字美命，号明龙。这封尺牍当作于万历三十一年郭正域罢官家居之后，时汤显祖隐居故里。对此，徐朔方先生已笺注。尺牍中所说的“门下昔过黄梁祠有诗”，当指《黄梁祠》一诗，见于明万历刻本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十：“未了君亲事，难抛天地身。只愁仙亦幻，却信梦为真。今日祠前客，当年枕上人。黄梁炊未熟，策马任风尘。”[9]是以汤显祖下文云“枕中人会当破枕而去”。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答王澹生》（节录）：
弟少年无识，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于敝乡帅膳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于鱗，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论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传于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弟闻之，怃然曰：“王公达人，吾愧之矣。”而当其时，门下于弟则有所谓心与而目成者。人谁无情，而忍不报施乎？[10]
这封尺牍是探讨汤显祖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对于信中提到的“赵仪郎”，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按，赵仪郎即赵世卿，字象贤，号南渚，山东历城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事见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二〇本传等。“仪郎”为明代礼部仪制司郎中的简称。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一、卷一五六可知，赵世卿于万历十二年七月之后、十二月之前担任礼部仪制司郎中[11]；另据《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二，万历十三年六月，改“礼部仪制司郎中赵世卿为光禄寺少卿”[12]。由此可知，汤显祖“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于鳞”当为万历十二年至十三年间事，时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博士。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寄刘芝阳开府》（节录）：
淑德重地，江海安澜，岭外闻之，不胜欢尉。吾乡在此位者，功泽良多。吉之周公，次欧阳公也。有光前牒，是在门下。赵侍郎苏州田赋一疏，有可寻举否？海中丞松江水利，今更何如？苟利吴人，不必自己，固大雅本怀矣。[13]
对于信中论及的“赵侍郎”，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按，赵侍郎即赵用贤，字汝师，江苏常熟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事见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二九本传等。是篇作于万历二十年，时刘应麒（号芝阳）任应天巡抚，赵用贤初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六月癸丑升任左侍郎，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14]。“苏州田赋一疏”即万历十四年七月己酉赵用贤所上《议平江南粮役疏》，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明万历刻本《松石斋集》文集卷二等[15]。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五“玉茗堂尺牍之二”《寄章仲明侍御》：
大疏见示，倶经世大略，且不激不随，使人心服。昔人云，倥倥为忠，未有反见罪者也。山城阨塞，无缘一望帝城为怅。至于世寄，可与悠然，悠然之心，差可寄世。[16]
关于章仲明，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吴书荫先生《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考略》指出，“章仲明或章守诚之号，字念清，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汤显祖同年进士”[17]，并对章守诚生平作了简要介绍。按《（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八有章守诚传，内容更为丰富，这里作一补充：“章守诚，字念清，会稽人，万历癸未进士。授桐城令，报最，召拜南台御史。奏蠲芦渔税课、季进金花，寻兼理京。庾时奉旨三王并封，守诚抗疏极言：‘皇长子册立之典，陛下业许举行。而今与皇庶子并封，岂以祖训立嫡中宫尚可待乎！况先帝践阼一年，而皇上即以六龄正位东宫。身受立长之禧，而独疑于皇长子，臣所未解也。忆皇胄初生，上两宫徽号，推恩姻戚群臣□□□下。初以长男隆礼于前，而今与介子并荣于后，又臣所未解也。曾携皇长子至毓德宫，召辅臣曰：此祖泽圣母所致。言犹在耳，欲舍现存之震极，远需未必之前星，又臣所未解也。’于是并封之旨遂寝。旋升河南参议，迁湖广副使。时税使四出，楚藩尤毒。珰惮守诚严毅，全楚少安。随升广东参政，以疾致仕。犹置学田，以鼓后人。所著有《疏稿》、《诗谱》。子志伊、志仲。”[18]此外，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六云“章守诚，字仲明，浙江会稽人”[19]，可备一说。汤显祖在《寄李舜若侍御》中，亦称赞“同年如章念清，其清可念也”[20]。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五“玉茗堂尺牍之二”《与魏见泉公子道冲》：
不佞行能委薄，南都奉常时，辱先中丞公旴衡雅注，谓可同尘。微言渐深，余欢每浃。或忘昕夕，数侍凉暑，内征言别，长安一见，遂远音徽。开府太原，两承温藉。面语张丞，知遂昌戊戌之计，业从阙下弃官，何乃更入辛计，忘与当事者一言，懊惜久之。嗟夫，显重之恻，及于疵贱，此其感激，何必真起死灰之然，而手傅枯鳞之翼哉。我公如在，犹可为言，而今已矣。为善之叹，终废之悲，其在兹矣。
去春千田先生人来，言及公病且食贫，甚有交谪之苦。至勤公子长安举债，以欢二人。忠孝油然，可为流涕。公逝，当效南州故事，絮酒遄赴。而出山苦难。宿草生刍，寄吊于同人而已。
犹记公前定师贾君，曲承咨度，后晤朝房，谈及贾君，荣落欣悲宛然。贾君有知，事知己于九原耳。公既全忠死孝，公子大孝移忠。愿时加溢米，以复公侯之后。[21]
对于魏道冲，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黄芝冈先生《汤显祖编年评传》提出，“魏允贞的儿子名广微……魏道冲当即是魏广微。如果不错的话，汤信中说‘公既全忠死孝，公子大孝移忠’就不免失言了”[22]。按清抄本明朱国桢《朱文肃公集》第八册《自述行略》一文中，“魏道冲”下有小注“广微”[23]，可见魏道冲为魏广微无疑。魏广微字显伯，为魏允贞二子，以同姓、同乡故攀附曲奉宦官魏忠贤，清万斯同《明史》列魏广微入《奸臣传》，清张廷玉《明史》列其入《阉党传》。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六“玉茗堂尺牍之三”《复费文孙》：
仆少于文章之道，颇亦耳剽前识，为时文字所縻。弱冠乃幸一举，闭户阅经史几遍，急未能有所就。幸成进士，不能绝去杂情，埋成前绪。亦以既不获在著作之庭，小文不足为也。因遂拓落为诗歌酬接，或以自娱，亦无取世修名之意。故王元美、陈玉叔同仕南都，身为敬美太常官属，不与往还。敬美唱为公宴诗，未能仰答。虽坐才短，亦以意不在是也。
海内人士，乃稍有好仆文韵者。或以他故相好，或其智意未能远绝，因而借声。何至如门下所许，过其本情万万耶？然至士人谈此道者，欣然好之，盛欲有所禀承，尝以衰病捐去。章门邂逅，得如门下英姿远意，出乎文字之外，欲相昕夕，顾无闲期。昔先师甚矣其衰，犹思斐然之士。迂愚未敢托于斯义，庶其谓之耳。[24]
对于收信人费文孙，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按，费文孙即费云仍，字文孙，江西铅山人，事见明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一等。费云仍与董思王、郑仲夔并称“南屏三子”，《玉塵新谭·耳新》卷三云：“亡友汪恭仲㯝，贵溪人，尝有《南屏三子诗》，清新俊逸，不愧作者，因录之以传同好。三子者，铅山费文孙云仍、玉山董求母思王，及余不佞也。”[25]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六“玉茗堂尺牍之三”《寄梅禹金》：
半百之余，怀抱常恶。每念少壮交情，常在吾兄。午日之晓，梦见兄容渥丹于昔。弟殊喜，笑曰，吾辈惟持此好脸，与世人打捱。揖我而入曲巷，后有池，前有堂。予问高瀛台安否，旁一客云，宣州有同籍，而问高君何也。予笑而不答。醒殊怅怅。户外报凤衢书来，何其异也。因书梦以寄。[26]
关于汤显祖梦到的“高瀛台”，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按，高瀛台或为高文登。《（康熙）嘉兴府志》卷一七、《（乾隆）平湖县志》卷七等均有高文登传，云文登字伯升，惟《（同治）叶县志》卷七本传云高文登字瀛台，而本事俱同。《（光绪）嘉兴府志》卷八六著录有“《重建竹林庙记》”，下有双行小注“万历十三年岁次乙酉九月吉旦举人瀛台高文登撰”[27]。可见，瀛台应为文登之号[28]。高文登字伯升，浙江嘉兴人，隆庆元年举人，授河南叶县知县，官至胶州知州。据《（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二二，髙文登“万历二十年由河南叶县知县来任知州……闻母疾告归，送者皆泣下”，继任杨位“万历二十二年为知州”[29]。而据汤显祖信云“半百之余”可知，《寄梅禹金》当写于万历二十七年之后。汤显祖或于遂昌知县任上，与归里的高文登于浙江相识。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八“玉茗堂尺赎之五”《答董嘉生》：
不佞极不喜为人作诗古文序。因足下卷卷成之，昔惭长卿，今愧本宁。过学卿，可出此一过当悲歌也。[30]
学卿即费元禄，字无学，一字学卿。这里略作补充的是，明万历刻本费元禄《甲秀园集》卷四〇《董嘉生》书信云：“忽枉足下手札并致新诗，且读且叹，破仆孤闷多矣。纬真、若士两先生序自可重足下，仆无能为役。”[31]可见，其后董嘉生确以汤显祖之序呈费元禄。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九“玉茗堂尺牍之六”《与喻叔虞》：
见贤昆季俱琅琅，如见松高。生在外最为吴越诸少所爱，归来十载，始见叔虞爱我。叔虞有意成诗乎。学律诗必从古体始乃成，从律起终为山人律诗耳。学古诗必从汉魏来，学唐人古诗，终成山人古诗耳。叔虞力尚可为，如生老矣，尚能商量此道。恃爱言之，并以示我同好。[32]
对收信人喻叔虞，徐朔方先生笺云：“喻叔虞名守益，新建人。有诗名。见《南昌府志》卷四十四。”按喻叔虞名当为“应益”，《（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四本传云：“喻应益，字叔虞，新建人”，同书卷六二“艺文”《喻应益诗集》小注亦云“应益，字叔虞……汤显祖《玉茗堂集》有与喻叔虞论诗尺牍”[33]。而汤显祖所称赞的“贤昆季”，当指喻应益及其兄喻应夔[34]。喻应夔字宣仲，江西新建人，以明经官兴山知县，事见《（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四本传等。
写作时间考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别沈太仆》：
明公渡江急不得见。不知明公更得渡江否？虎以懆亏，龙以静全。花以上披，根以下存。名不可以多取，行不可以累危。虚以居之，可以待时。[35]
对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笺云：“作于任官南京时。”按，沈太仆即沈思孝，是篇当作于万历十四年至万历十九年，时沈思孝任南京太仆卿。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三、卷二三八，万历十四年四月庚辰“调补原任顺天府府尹沈思孝为南京太仆寺卿”，万历十九年七月丙子“以原任南京太仆寺卿沈思孝为南京光禄寺卿”[36]。而据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五一“南京太仆寺卿年表”可知，沈思孝于万历十五年养病[37]，结合信中所云“虎以懆亏，龙以静全”、“虚以居之，可以待时”等语，则该信很可能写于万历十五年之后。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寄王弘阳冏卿》：
列子庄生，最喜天机。天机者，马之所以千里，而人之所以深深。机深则安，机浅则危，性命之光，相为延息。此旨令人僭焉恍焉。大病月余，益知有此。北望琅邪，醉翁何似？[38]
关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按，王弘阳即王汝训，字古师（一作师古），号泓阳，亦作弘阳。是篇当作于万历十九年夏，时王汝训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汤显祖贬官广东徐闻县典史，年四十二。“冏卿”即太仆卿，典出《尚书·冏命》：“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据《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七卷二四一可知，王汝训于万历十九年六月至万历十九年十月任南京太仆寺少卿[39]。同年夏，汤显祖自徐闻抵家，患疟病甚重，其《辛卯夏谪尉雷阳，归自南都，痁疟甚。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觉自身长仅尺，摸索门户，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唤，霍然汗醒》诗云：“病枕魂销月影微，抛残家舍欲何之。恰逢慈父呼亡子，得见三三二二时”[40]《哀伟朋赋》亦云：“越卯辛之夏五，予复上书而远行。途瘅热以烝厥，归奇病于三阳。问所苦而舌呿，梦易宅以魂裼。”[41]尺牍中所说的“大病月馀”，当即指此。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四“玉茗堂尺牍之一”《答刘中允》：
得手教，知益凝慎。以重视轻，静视躁，如凉中人视热境也。倭事遂少信臣，可怪可惧。禁庭颇、牧为竟如何？若倭遂有朝鲜，亦似元昊在西，天必不使北胡有人以轻中国。[42]
刘中允即刘应秋。关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笺云：“当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七月刘应秋中允罢官前，若士遂昌弃官初归。”然据《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一、卷二七四，万历二十年八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应秋为右中允，官国子监司业事”，万历二十二年六月丙寅升“右中允刘应秋为洗马兼修撰”[43]。可见，刘应秋任中允时间为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二年。刘应秋为汤显祖挚友，二人曾有儿女婚姻之约。他们联系极为频繁，对彼此的动态非常关心，汤显祖尺牍中就保留有大量与刘应秋商量两人进退出处的信件，因此对于刘应秋官职变化的时间，汤显祖应该不会弄错。而信中谈及的“倭事”，当指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一事。万历二十年七月，游击史儒率师至平壤，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余往援，全军覆没，仅以身免。故汤显祖信云“倭事遂少信臣”、“若倭遂有朝鲜”之语。因此是篇当作于万历二十年夏或稍后不久，时刘应秋任右中允，汤显祖任广东徐闻县典史，年四十三。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五“玉茗堂尺牍之二”《答汪登原中丞》：
门下文经武纬，为世津梁，而况不佞，辱教兹深，流想犹切。忽拜德音，慰藉优穆。至木瓜之细无忘，琼琚之报有倍。下逮若斯，上报如何。第不佞食旧德而已余，饮微量而知足。领其原数，敢成门下之清；璧所倍偿，少助师中之费。鲸波既息，凤省惟期。恒受福于王明，尚加惠于世业。私怀曷任翘佇。[44]
汪登原即汪应蛟，字潜夫，登原或为其号。关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笺云：“信作于万历三十年前。”按“中丞”本为汉代御史大夫的属官，明清两代亦称巡抚为中丞。据《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三、卷三四〇、卷三六九可知，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汪应蛟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同月丙子改巡抚天津，万历二十七年改巡抚保定，万历三十年闰二月升任工部右侍郎[45]。故是篇当作于万历二十六年至万历三十年，时汪应蛟任巡抚，汤显祖隐居故里。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六“玉茗堂尺牍之三”《与丁长孺》：
弟传奇多梦语，那堪与兄醒眼人着目。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顺，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吾辈得白头为佳，无须过量。长兴饶山水，盘阿寤言，绰有余思。视今闭门作阁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46]
徐朔方先生笺云：“作于万历三十七年……‘视今闭门’云云谓王锡爵也。王卒于今年正月，汤氏似未得其耗，故有末尾所云。”根据“弟今耳顺”之语，可知是信作于万历三十七年。而据《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七可知，万历三十六年六月甲子，“王锡爵固称身病、子病，五疏辞召，不允”[47]。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王锡爵去世[48]。故汤显祖云“闭门作阁部，不得去，不得死”，并非“未得其耗”。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七“玉茗堂尺牍之四”《与吴本如岳伯》：
昔人云，良牧所在民富，去而见思。初谓平平尔。涉令去官，始味其言。惟清惟惠，可以富民；能富其民，乃以见思。则门下之谓矣。[49]
对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按吴本如即吴用先，字体中，一字本如。《（康熙）安庆府志》卷一六吴用先传云：“壬辰（万历二十年）进士，令临川，均赋便民，民怀其德。任七年，以卓政复为户部主事，旋改职方。[50]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可知，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壬戌，“命简讨朱囯祯、兵部职方司主事吴用先往福建考试”[51]。由此可见，吴用先离任临川知县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七年末至万历二十八年初。是篇当作于吴用先去职后不久，时汤显祖隐居故里，年五十馀。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七“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张梦泽》：
丈书来，欲取弟长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学为古人文字不满百首，要不足行于世。其大致有五。
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然亦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乡举后乃工韵语。三变而力穷，诗赋外无追琢功，不足行一也。
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邪，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二也。
又其赝者，名位颇显，而家通都要区，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书，纂割盈帙，亦借以传。弟既名位沮落，复住临樊僻绝之路。问求文字者，多邨翁寒儒小墓铭时义序耳。常自恨不得馆阁典制著记。余皆小文，因自颓废。不足行三也。
不得与于馆阁大记，常欲作子书自见。复自循省，必参极天人微窈，世故物情，变化无余，乃可精洞弘丽，成一家言。贫病早衰，终不能尔。时为小文，用以自嬉。不足行四也。
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见。颇得天下郡县志读之，其中文字不让名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没无能为名。名亦命也，如弟薄命，韵语自谓积精焦志，行未可知。韵语行，无容兼取。不行，则故命也。故时有小文，辄不自惜，多随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
嗟夫梦泽，仆非衰病，尚思立言。兹已矣！微君知而好我，谁令言之，谁为听之。极知知爱，无能为报，喟然长叹而已。[52]
这封尺牍，是我们探讨汤显祖文学观念极为重要的材料。张梦泽即张师绎，字梦泽。关于其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笺云：“作于万历三十年（1603）壬寅。（笔者按：万历三十年当为1602年）见《玉茗堂文》之八《渝水明府梦泽张侯去思碑》。”悠哉《散文选》则认为该信作于万历二十九年，并云“万历二十九年，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一文中提出‘小文’的概念，自称‘时为小文，用以自嬉’。‘小文’者，小品是也”[53]。笔者认为，这封尺牍当作于万历三十八年之后不久，时张师绎任南京国子监学正，汤显祖隐居故里。据汤显祖《渝水明府梦泽张侯去思碑》“岁壬寅夏，临江新渝县侯晋陵张梦泽先生视县，且中秩，而忽以先大夫之讣行”、“‘予虽未见张侯，而闻于往来长者，知其心’[54]之语可知，万历三十年时，汤显祖与张师绎尚未论及文学之道。张师绎在《祭故祠部郞临川汤若士先生文》中，亦对此有明确论述：“不十年，而予筮仕令新喻，始得一通先生。先生曰：‘此子也纯，可与言学。’又十年，予迍邅仕路，由南武庠晋国学，介门人周仁父、黄寓实再通先生，先生肃然首肯曰：‘此子也才，可与言文。’自此屡请先生之文，布鹄张侯，而先生漠然不许也。先生之漠然不许也者，意予不佞，尚未可与深言文。予未可与深言文，而先生宁忍遽死也耶！”[55]这里所说的“屡请先生之文，布鹄张侯，而先生漠然不许”，正与汤显祖回信“丈书来，欲取弟长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学为古人文字不满百首，要不足行于世”之意完全吻合。据明黄佐《南雍志》第六，张师绎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始任学正[56]，信当作于其后不久。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八“玉茗堂尺牍之五”《与吴继疏》：
仙舟溯洄从之，竟不可得。赵仲一书，以烦清箧。国学孙君懋昭，清才雅操，湖中不易得者。惟门下高眄之。王宇泰兄学深而行朴，宜相朝夕。彼护太仓，自是师友之情。弟最疾夫卖恩为名者。仁丈以为何如。[57]
吴继疏即吴仁度，字继疏。对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笺云：“作于万历三十年吴仁度降调南京刑部郎中之后。”然信中提及“国学孙君懋昭”，据明黄佐《南雍志》第六“学正”条：“孙懋昭明阳，浙江乌程县人，由举人万历三十六年八月任，三十八年□月升南京工部同务”[58]，则该信当作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八年，时汤显祖隐居故里。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八“玉茗堂尺牍之五”《与门人李超无》：
初弟以僧来见，大似可人。长发章门，便作残僧矣。学书学剑，拓落无成，重以交匪之嫌，致有窃鈇之议，必自反也，又谁尤焉。第许中丞公江东妙宰，谳刑惟平，来抚吾西，益留慈恕。令公系其至戚，淑问乃其素风，但可矜疑，必从宽政。此时惟有痛自谶悔，尽消业缘。万一可回，自是神君好生之德。若妄拟求援，微彰怨恚，虽有善者，可如之何。怅矣难言凄其易尽。[59]
李超无即李至清，字超无，为汤显祖门人。关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未作笺注。对于信中提到的“许中丞”，徐朔方先生笺云：“许中丞名弘纲，浙江东阳人。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三月任江西巡抚。”然据《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三、卷四六二可知，许弘纲正式调职时间为万历三十七年，而非万历三十五年[60]。“令公”则谓许达道，据《（道光）江阴县志》卷十一，许达道于万历三十七年始任江阴知县[61]。信中既称“许中丞公来抚吾西”，又称“令公必从宽政”，故当作于万历三十七年。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中李至清小传云：“江上富人与超无有连。超无醉后唾骂富人若圈牢中养物，多藏阿堵，为大盗积耳。富人被盗，疑超无畜健儿为之……锻炼具狱，坐超无为盗，谋曲杀之以自解。”[62]当即汤显祖信中所云“痛自谶悔，尽消业缘”之事。然汤显祖仍努力为李至清寻求援助，其《与常州倅陈翼愚》书信云：“承教，李超无倘今日存战栗之余，当异日效投桃之报。江东儒侠，具感高谊，宁独不佞荣藉已哉。”[63]此信亦当作于万历三十七年。李至清最后被害于狱中，《列朝诗集》李至清小传云：“超无在狱中，飞书赋诗，唾骂县令。富人蜚语间人。令益恨且惧，令狱吏扑杀之。李生恃才横死，身填牢户，要为临川通人所共叹息。”不知此令是否为许达道。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八“玉茗堂尺牍之五”《与沈华东宪伯》：
世大治乱常起于杀人，杀人常起于杀万物。读老伯《树德堂稿》，始知吾兄谳鞠多所全活，有从来矣。承谕代作，弟从来不能于无情之人作有情语也。[64]
关于收信人沈华东，吴书荫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校补正》已指出，“沈丞，字华东，桐乡人。万历十一年进士”[65]。然据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五、《（万历）嘉兴府志》卷一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三九等文献记载，“沈丞”当为“沈烝”。至于这封尺牍的写作时间，吴书荫先生认为，“此信或写于他（沈烝）任江西右参政时”。然而，若沈烝时任江西右参政，则尺牍似应题为“与沈华东大参”，而非“与沈华东宪伯”。《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五本传云：“（沈烝）改济南，每事安详，诸所整顿，皆可为地方永赖。擢宪副。改江西督粮参政”[66]。宪副即按察司按察副使，据《明神宗实录》卷三七〇，万历三十年三月戊子升“济南府知府沈忝为副使”[67]因此，是篇当作于万历三十年之后不久，时沈蒸任宪副，汤显祖隐居故里。
《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八“玉茗堂尺牍之五”《复汪云阳》：
承谕已如教以对。弟观迩来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州里蛮貊，都不可行，而可行于铨省之上，名利两盛者有之，然或不可久行耶？
故遂昌令辜志会，六年冰蘖，至不能遣女。东乡令曾遇，去县时，士民环泣者千余人。清惠之声，科甲中所不能多见者。乃仅得知万州与丞廉州而已。铨瞆瞆若此，欲吏无贿得乎？倶系贵属，惟仁兄有以异之，非弟私也。[68]
徐朔方先生笺云：“汪云阳名道亨，时任广东布政使。万州、廉州倶在治下，故云贵属。”至于尺牍的写作时间，则未作笔注。据《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二、卷四六七可知，汪道亨任广东布政使的时间为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至万历三十八年二月[69]，尺牍当作于此时。而据《（道光）万州志》卷七“三十六年戊申旱，岁饥。知州事辜志会捐俸济饥民，兼劝富室施粥共济之”[70]可知，时辜志会确任万州知州。至于曾遇，据《（崇祯）廉州府志》卷九记载，曾遇于“丁未（万历三十五年）冬署州事”[71]。另据《（康熙）廉州府志》卷一可知，“三十六年正月，夷贼复侵钦州，围其城。同知曾遇、指挥党弘谟力保孤城，有数十人望城指画者，谟引兵射杀之，贼退”[72]。明代钦州属廉州府，时曾遇亦确任廉州同知。
注释：
[1]吴书荫：《<汤显祖全集>笺注补正》，《燕京学报》新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9-238页。
[2]吴书荫：《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考略》《中华文史论丛》第7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4-218页。
[3]吴书荫：《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补考》，《国学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9-410页。
[4]郑志良：《汤显祖尺牍三封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第96-99页。
[5]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97页。
[6]《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七“玉茗堂尺牍之四”，见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65页。
[7]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8]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00页。
[9]《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年史记事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64页。
[10]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03-1304页。
[11]《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一：“（万历十二年七月丁亥）升户部郎中赵世卿为陕西副使。”《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六：“（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己未）礼部仪制司郎中赵世卿……上疏求罢。”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2800、2883页。
[12]《明神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2962页。
[13]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29-1330页。
[14]《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九：“（升）礼部右侍郎赵用贤为左侍郎，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4642页。
[15]《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3245-3246页；《松石斋集》文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1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6-30页。
[16]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41页。
[17]吴书荫：《汤显祖交游和诗文创作年代考略》，第201页。
[18]《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21号影印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167-1168页。
[19]《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刻本，第73册，齐鲁书社，2001年，第154页。
[20]《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五“玉茗堂尺牍”之二，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43页。
[21]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74-1375页。
[22]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
[23]《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6册影印清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
[24]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98-1399页。
[25]《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8册影印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26]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05页。
[27]《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3号影印清光绪五年刻本，第2654页。
[28]按，《（道光）重修胶州志》即怀疑髙瀛台与高文登为一人，卷四〇考证云：“名宦祠明知州徐律时之次，有知州高瀛台神牌，不知何时入祀。高、刘两《志》不载，并《职官》亦无其人……或疑高瀛台与名宦之髙文登似一人之名与字，义亦近是。但神牌亦有高文登，岂立牌时误传一人为二人乎？姑并载以俟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83号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第1582页。
[29]《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83号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第844页。
[30]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83-1484页。
[31]《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2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97页。
[32]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536页。
[33]《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812号影印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4772、6950页。
[34]清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八“喻应益”小传云：“应益，字叔虞，应夔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390页。
[35]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294页。
[3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3178、4412页。
[37]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一五一：“沈思孝，浙江嘉兴人。隆庆戊辰进士。万历十四年四月由顺天府尹调任，十五年三月养病。”《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24册影印明万历徐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38]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08页。
[39]《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七：“（万历十九年六月）以南京大理寺右寺丞王汝训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一：“（万历十九年十月）以南京太仆寺少卿王汝训任太常寺少卿。”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4391、4493页。
[40]《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十一“玉茗堂诗之六”，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一册，第414页。
[41]《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二十六“玉茗堂赋之五”，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037页。
[42]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12页。
[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4681-4682、5081页。
[44]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75页。
[45]《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三：“（升）汪应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丙子，诏更万世德经略朝鲜，汪应蛟巡抚天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6004、6008页；《明神宗实录》卷三四〇：“（癸未）保定巡抚汪应蛟疏辞加恩，不允。”第6308页；《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升保定巡抚汪应蛟为工部右侍郎。”第6914页。
[46]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395-1396页。
[47]《明神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8473页。
[48]《明神宗实录》卷四七八：“（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王锡爵卒。”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9021页。
[49]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50页。
[50]《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34号影印清康熙六十年刻本，第1622页。
[5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6482页。
[52]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51-1452页。
[53]悠哉：《散文选》，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54]《汤显祖全集》诗文卷三十五“玉茗堂文之八”，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209-1210页。
[55]明张师绎《月鹿堂文集》卷八，《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六辑第30册影印清道光六年蝶花楼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33-134页。
[56]明黄佐《南雍志》第六，《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12册影印明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52页。
[57]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72页。
[58]明黄佐《南雍志》第六，《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12册影印明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52页。
[59]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l480-148l页。
[60]《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三：“（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乙亥）先是，江西巡抚许弘纲以奔丧不候代去，议降级调外矣。”《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二：“（万历三十七年九月）降补原任巡抚许弘纲为陕西榆林道参政。”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8189、8728页。
[61]《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56号影印清道光二十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022页。
[6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64-565页，下同。
[63]《汤显祖全集》诗文卷四十八“玉茗堂尺牍之五”，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85页。徐朔方先生笺云：“作于万历二十八年。”
[64]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484页。
[65]吴书荫：《<汤显祖全集>笺校补正》，第237页。
[66]《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34册影印明天启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67]《明神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6942页。
[68]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第二册，第1502页。
[69]《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二：“（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辛亥）升广东按察使汪道亨为本省右布政使。”《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七：“（万历三十八年二月癸丑）升广东右布政汪道亨为陕西左布政使。”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抄本校印本，第8548、8800页。
[70]《（道光）万州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八年刻本。
[71]《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明崇祯十年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
[72]《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06册影印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537页。
作者简介：高虹飞，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代文献与文学。
原载《文献》2016年7月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