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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作于 1902—1905 年之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广东地方戏曲班本《班定远平西域》等作品中，大量运用粤语方言字、词汇、语法及其他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为梁启超文学创作中一种值得关注的重要的文体现象和文学现象。梁启超小说戏曲创作中运用粤语现象的出现，不论是对于其个人的文学创作来说，还是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变革来说，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 小说传奇中的粤语现象 《新中国未来记》计划写六十回，仅发表五回。尽管未能全部完成，但创作意图相当明确。梁启超曾在《新中国未来记》卷首《叙言》中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又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编中寓言，颇费覃思，不敢草草……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1]又说：“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厌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瓶可也。”[2] 梁启超所作传奇三种均未完成，《新罗马》原计划四十出，仅成七出即止，《劫灰梦》与《侠情记》均只完成一出，刚刚开头便无下文。尽管如此，仍然能够清楚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新罗马》开头《楔子一出》中，作者借但丁之口述说写作缘由云：“老夫生当数百年前，抱此一腔热血，楚囚对泣，感事欷歔。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我想这位青年，飘流异域，临睨旧乡，忧国如焚，回天无术，借雕虫之小技，寓遒铎之微言，不过与老夫当日同病相怜罢了。”[3]在《劫灰梦》中，作者也借主人公杜撰之口表白道：“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 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我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4] 由于在故乡广东新会度过童年时光留下了深刻的原初语言记忆以及后来多年间语言习惯的直接触发，加之上述文学观念和创作意图的巨大影响，梁启超在其小说、传奇作品中大量使用粤语，形成了一种值得重视的语言现象、文体现象和文学现象。 根据梁启超小说、传奇创作中粤语运用情况，可将其划分以下几种类型： （一）名词运用 梁启超在小说、传奇中使用的一些名词，是粤语中特有的或是能够鲜明体现粤方言特色的，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的粤语中仍在使用。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第一回：“却说这位老博士，今回所讲的甚么历史呢……据旧年统计表，全国学校共有外国学生三万余名。”[5]“今回”即这回、这次之意；“旧年”即去年、上年之意。又如第四回：“我就讲一件给你们听听罢：旧年八月里头，那大连湾的巡捕头，忽然传下一令……还记得旧年十月里头，有山东人夫妇两口子，因为有急事，夜里头冒雪从金州去旅顺。”[6]“旧年”亦为古汉语词汇，仍然保留在粤方言之中。这种说法在今天的粤语中仍然常见。 第三回：“只是他们的眼光看不到五寸远，虽然利在国家，怎奈害到我的荷包，虽然利在国民，怎奈害到我这顶纱帽，你叫他如何肯弃彼取此呢? 你若说道，瓜分之后，恐怕连尊驾的荷包纱帽都没有。”[7]“荷包”又可作“荷包儿”，如第四回：“不过是巡捕的荷包儿瘪了，要想个新法儿弄几文罢了，这有甚么人敢去和算账么? 这讲的是官场哩，再讲到那兵丁，更是和强盗一个样儿。”[8]“荷包”即钱包，在今天的粤语中仍然在使用。 第五回：“举头看时，只见当中挂着一面横额，乃是用生花砌成的，上面写着‘品花会’三个大字。”[9]“生花”即“鲜花”、“新花”，粤语中三者语音较接近。“生花”在今天粤语中已不常用。 （二）动词运用 梁启超在小说、传奇中使用的一些动词，是粤语中特有或常用的，集中体现了粤语动词的特点。梁启超使用的一些动词在今天的粤语中仍然常用。 联系动词“系”是梁启超运用得最多的一个动词，也是最能体现其粤语特点的一个动词。粤语中系动词均作“系”，基本上不用“是”，这种语言习惯直到今天仍在延续。在梁启超的小说和传奇中，为了语气或语意的连贯自然，有时单用“系”，有时则用“正系”、“乃系”、“算系”等。这样的用例特别多，此仅举数例以为说明。《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却说这位老博士，今回所讲的甚么历史呢? 非是他书，乃系我们所最喜欢听的，叫做‘中国近六十年史’……看官，这位孔老先生在中国讲中国史，一定系用中国话了，外国人如何会听呢?[10]第三回：“如今要说黄克强君的人物了。黄君原是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人，他的父亲本系积学老儒，单讳个群字。”[11] 《新罗马传奇》第一出：“自由宪法，系与我们专制国体最妨害的，如此办法非但于奥、普两国有损，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12]又：“尚有撒的尼亚王国，算系意大利一个正统，就把志挪亚旧壤都归与他罢。”[13]第四出：“今日乃系来复休学之期，母亲约定携俺前往海滨游耍，以遣情怀，只得收拾奇愁，强为欢笑，预备陪侍则个。”[14]“系”作为联系动词，在古汉语中是常见的。梁启超在作品中如此经常地使用“系”，一方面是古代汉语习惯的遗留，但这应当是比较远的源头性原因；更值得注意者，这应当是粤语语言习惯的直接运用，也是梁启超以粤语为母语进行思考与创作的一种反映形式。粤语中保留着较充分的古汉语成分，联系动词多用“系”而少用“是”即为其中之一。今天的粤语中仍然保留着这种语言习惯。 梁启超还使用了多个其他动词，这些动词或是古汉语用法在粤语中的遗留甚至是其所特有，或为非常明显的粤语表达习惯，因而颇能体现粤语动词的特点。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且说毅伯先生在德国留学一年半，又已卒业，还和李去病君一齐游历欧洲几国，直到光绪壬寅年年底，便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返国。”[15]动词“搭”常常与宾语“车”搭配，成为粤语延续至今的乘车、船、飞机等其他交通工具的习惯表达方式。“返”为返回之意，当为古汉语表达方式的遗留。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现在他们嘴里头讲甚么维新，甚么改革，你问他们知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幺一句话么……倘若叫他们多在一天，中国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彀不上，还不知要打落几层地狱，要学那舆臣儓，儓臣皂的样子，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 ”[16]“知”即知道，但粤语中多用单音节动词“知”而不用“知道”；表示否定则用“不知”而不用“不知道”。又如《侠情记》：“可恨我祖国久沉苦海，长在樊笼，志士销磨，人心腐败，正不知何时始得复见天日哩! ”[17]“知”与“不知”对举，最能体现粤语的语言特点。粤语中比较多地保留了古汉语（特别是上古和中古汉语）单音节词语较发达的特点，许多动词仍然保留着单音节状态，并没有随着近古汉语的演进而进入以双音节词语为主的阶段。动词即为其中一个表现得非常充分的词类。这样的语言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粤语运用之中。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但凡一个人，若是张三压制他，他受得住的，便是换过李四，换过黄五来压制他，他也是甘心忍受了。”[18]“换过”即“换成”，也是今天粤语中仍在使用的一种习惯。在这一例子中还可以看到，按照普通话的习惯，“黄五”应该是“王五”，从上文出现的“李四”更可以印证这一点。但由于粤语中“王”、“黄”读音完全相同，于是出现了“黄五”的写法。从中甚至可以推测，在梁启超的语言习惯中，“王”和“黄”是不分或者是分不清楚的。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外患既已恁般凶横，内力又是这样腐败，我中国前途，岂不是打落十八层阿鼻地狱，永远没有出头日子吗?”[19]“打落”即打下，粤语中“落”经常表示下的含义。又如第四回：“有一次，我从营口坐车到附近地方，路上碰见一个哥萨克，走来不管好歹，竟自叫我落车，想将这车夺了自己去坐。”[20]“落车”即下车。今天粤语中仍然这样说，如下雨为“落雨”，广东著名的儿童合唱歌曲“落雨大”，具有鲜明的粤方言和广东文化色彩，标准普通话的表达应当是“下大雨”。 （三）数量词运用 梁启超小说、传奇中使用了相当多的具有显著粤语特点的数词和量词，特别是有的数词与量词的搭配非常特殊，很可能是粤语中独有的表达方式，经常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些数量词的使用从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梁启超小说、传奇创作中的粤语现象和语言特点。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只要使得着几斤力，磨得利几张刀，将这百姓像斩草一样杀得个狗血淋漓，自己一屁股蹲在那张黄色的独夫椅上头，便算是应天行运圣德神功太祖高皇帝了。”[21]“几斤力”、“几张刀”都是粤语表达习惯，特别是后者，在今天的粤语中仍然常用。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寻常小孩子生几片牙，尚且要头痛身热几天，何况一国恁么大，他的文明进步竟可以安然得来，天下那有这般便宜的事么?”[22]又如《劫灰梦》：“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23]与“几片”搭配的名词是“牙”、“道理”，显然是粤语的表达习惯，而不是标准普通话的表达方式。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兄弟，各国议院的旁听席，谅来你也听得不少，你看英国六百几个议员，法国五百几个议员，日本三百几个议员，他们在议院里头站起来说话的有几个呢? 这多数政治四个字，也不过是一句话罢了。”[24]此处“六百几个”、“五百几个”和“三百几个”中的“几个”，意为多个，今天的粤语仍然延续着这种表达方式。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那满洲贼，满洲奴，总是要杀的，要杀得个干干净净，半只不留的，这就是支那的民意，就是我们民意公会的纲领。”[25]此处的“半只”所指对象为“满洲贼”、“满洲奴”，也就是指人。指人时量词用“只”也显然是粤语习惯，今天仍然这样使用，而标准的普通话表达中，是不可以用“只”来称呼人的。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你看这一年里头，中国乱过几多次呢?”[26]又如第三回：“你说日本吗，日本维新三十多年，他的人民自治力还不知比欧洲人低下几多级呢! 可见这些事便性急也急不来的。”[27]第四回：“虽然如此，别样租税，种种色色，还不知有几多。”[28]粤语中表示疑问时经常使用“几多”，相当于多少，这在梁启超的小说传奇中也比较常见，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粤语言习惯。这种用法也是古汉语表达习惯的遗留，而在粤语口语中使用并以粤语语音读之，则充分表现了粤方言的特点。在今天粤语中仍然延续着这样的语言习惯，从中可以认识粤方言与古汉语的密切关系。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你看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直到今日二千多年，称皇帝的不知几十姓，那里有经过五百年不革一趟命的呢?”[29]值得注意的是量词“趟”的使用频率较高，搭配的名词也相当特别。又如第四回：“他便好借着平乱的名儿，越发调些兵来驻劄，平得几趟乱，索性就连中国所设的木偶官儿都不要了。”[30]第五回：“郑伯才一面下坛，一面只见那头一趟演说那位穿西装的人，正要摇铃布告散会。”[31]《新罗马传奇》第一出：“再将那撒逊王国割了一半，让与普王，也足抵过这趟吃亏了。”[32]“趟”是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走动次数的量词，但是在梁启超的作品中，“革命”、“平乱”、“演说”、“吃亏”都可以与“趟”搭配，使用范围显然比现代汉语要宽泛得多，应是当时粤语表达习惯和语言特点的反映。这种说法在今天的粤语中似已不常见。 《新罗马传奇》第六出：“前辈既已凋零，后起不能为继，而且智识卑陋，道德衰颓。这样看来，我意大利靠着这班人是不中用了。”[33]以“班”为表示人群的量词，在现代汉语中仍然使用。但是，梁启超使用“班”明显不限于指称人群，可以搭配的名词较多。如《新罗马传奇》第一出：“尤可恶者，那拿破仑任意妄为，编了大大一部法典，竟把卢棱、孟德斯鸠那一班荒谬学说，搀入许多在里面。”[34]“那一班”意为那一帮、那一些、那一类，类似的说法还有“那班”、“这班”等，相当于那帮、那些、那类，或这帮、这些、这类。这种表达方式在今天粤语中仍然比较常见。 《劫灰梦》中写道：“担多少童号妇嗟，受多少魂惊梦怕，到如今欲变作风流话。过得些些，乐得些些，不管他堂前燕子入谁家，只顾我流水落花春去也。”[35]“些些”意为一些、不少，当为旧时新会一带的粤语习惯，今天粤语中这种说法几乎已不可见。又如：“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我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36] （四）连词运用 梁启超小说、传奇中使用的具有明显粤语特点的连词不多，最重要的只有表示转折的连词“但系”一个。此词明显与普通话中的“但是”相对应，如同粤语中的判断动词“系”与普通话中的“是”相对应一样。 梁启超使用“但系”的例子较多，兹仅举几个以概其余。《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但是我中国现在的民智、民德，那里彀得上做一个新党，看来非在民间大做一番预备工夫，这前途是站不稳的。但系我们要替一国人做预备工夫，必须把自己的预备工夫做到圆满。”[37]此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在紧接着的两句话中，“但系”与“但是”接连使用。《新罗马传奇》第一出：“自由宪法，系与我们专制国体最妨害的，如此办法非但于奥、普两国有损，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系今日会议，须要和衷共济……再将那撒逊王国割了一半，让与普王，也足抵过这趟吃亏了。但系咱奥大利却要那爱里利亚及打麻梯亚这几个地方抵偿抵偿。”[38] （五）粤语语法结构和特殊表达方式 梁启超的小说和传奇中，还有一些粤语现象，不是关于词性、词序、语法、语义或其他某一方面，而是涉及多个方面或具有多种语言因素。这种情况可视为以粤语语法结构为基础而形成的具有显著粤语特征的特殊表达方式。这方面的粤语现象相当复杂，比较多样，也最能反映梁启超小说、传奇创作过程中深受粤语影响的语言氛围和创作状态，对其小说、戏曲作品的文体构成、形态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而使这些通俗文体带有相当鲜明的梁启超个人及其所在地域、所处时代的色彩。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哥哥，你白想想，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甚么指望呢?”[39]又：“我说的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就是这么着，兄弟你白想想。”[40]“你白想想”在今天部分地区（如新会、茂名等地）的粤语中有使用，当为“你仔细想想”之意。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兄弟，你说的话谁说不是呢? 但我们想做中国的大事业，比不同小孩儿们耍泥沙造假房子，做得不合式可以单另做，庄子说得好‘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若错了起手一着，往后就满盘都散乱，不可收拾了。”[41]“比不同”当为粤语方式，或许是梁启超家乡新会一带的表达习惯，普通话表达为“比……不同”，宾语置于介词“比”之后。“耍泥沙”即玩泥沙，“单另做”意为重新做、另外做，也是粤语表达习惯。“起手一着”即开头一次、开头一回之意，与“末末了一着”或“末了一着”即最后一次、最后一回相对。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这还不算。却是那国王靠着外国的兵马，将势力恢复转来，少不免是要酬谢的了，外国的势力范围少不免是要侵入的了，岂不是把个历史上轰轰有名的法国，弄成个波兰的样子吗?”[42]“少不免”即免不了、少不了之意，今天部分地区的粤语中仍在使用。又如第三回：“将来民智大开，这些事自然是少不免的，难道还怕这专制政体永远存在中国不成?”[43]《新罗马传奇》第三出：“你更使惯着那两条火腿，少不免贼多从贼兵多从兵。”[44]又：“少不免昧着良心，将他们定个死罪，回覆老公相罢了。”[45]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却说黄君克强，才合眼睡了一会，又从梦中哭醒转来，睁眼一看，天已不早，连忙披衣起身，胡乱梳洗，已到早饭时候。”[46]第五回：“第一件，因为中国将来到底要走哪么一条路方才可以救得转来，这时任凭谁也不能断定。”[47]“转来”即过来之意，也可以说“转进来”、“转过来”等。这种相当典型的粤语表达习惯今天仍在粤语方言区中使用。又第三回：“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坏事业，倒还可以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或者把中国回转得过来。”[48]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去病听了，点头道‘是’。两人一面谈，一面齐着脚走，在那里运动好一会，觉得有点口渴，便到了当中大洋楼拣个座儿坐下吃茶。”[49]“齐着脚走”即一起走、同时走之意，今天粤语中仍在使用。又如第五回：“两人齐着脚步，不消一刻工夫，就走到张园。”[50] 《劫灰梦》：“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我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51]此处的“自己面分”多不能理解，甚至有以为文字误植并径改之者。此语实为旧时新会粤语中的一种表达习惯，为自己一分、自己本分之意，今天已基本不用，只有说新会话的个别老人尚可理解。《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我想一国的事业，原是一国人公同担荷的责任，若使四万万人各各把自己应分的担荷起来，这责任自然是不甚吃力的。但系一国的人，多半还在睡梦里头，他还不知道有这个责任，叫他怎么能彀担荷他呢?”[52]此处出现的“自己应分”正可以作为“自己面分”的准确解释。 从作品提供的材料来看，梁启超对粤语的使用及其特色是有一定认识的，甚至直接写到运用方言、外语的情况。《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主意已定，便打着英语同两人攀谈。这两人却是他问一句才答一句，再没多的话，且都是拿中国话答的。杨子芦没法，只好还说着广东腔，便道……”[53]其中提及的不仅有说广东话，还有说英语的情形。此外，梁启超还在作品中运用上海话。如《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刚说到这里，只见他带来的那个娘姨气吁吁的跑进来便嚷道：‘花榜开哉! 倪格素兰点了头名状元哉! ’”[54]又：“李去病拉着黄克强，没精打彩的上了马车。马夫问道：‘要到倽场花去呀?’”[55]“场花”即场合，上海方言。 二、《班定远平西域》的粤语运用 梁启超还曾创作广东地方戏曲粤剧班本《班定远平西域》，剧名前有“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九字。关于此剧之作，后来梁启超回忆说：“客岁横滨大同学校生徒开音乐会，欲演俗剧一本以为馀兴，请诸余，余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中有《从军乐》十二章，乃用俗调《十杯酒》（又名《梳妆台》）所谱，虽属游戏，亦殊自喜。”[56]此剧虽为应大同学校之邀而作，但是从中仍可见梁启超对地方戏曲的喜好和重视。 梁启超在《班定远平西域》的《例言》中尝专列一条谈写作动机云：“此剧主意在提倡尚武精神，而所尤重者在对外之名誉。”[57]又云：“此剧科白仪式等项，全仿俗剧，实则俗剧有许多可厌之处，本亟宜改良。今乃沿袭之者，因欲使登场可以实演，不得不仍旧社会之所习，否则教授殊不易易。且欲全出新轴，则舞台乐器画图等无一不须别制，实非力之所逮也。阅者谅之。”[58] 因为是应邀为日本横滨大同学校音乐会所作的粤剧班本，且是在日本演出，观众多为广东籍的日本留学生，因而《班定远平西域》中大量运用粤语，并根据剧情和演出的需要夹杂部分日语、英语词汇或语句，营造特定的戏剧环境、形成特殊的语言形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和决定了梁启超这部粤剧的语言特点、地方色彩，而且深刻地影响了粤剧班本的文体形态，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粤剧剧本，又不同于新式粤剧剧本的相当奇异、极为特殊的剧本形态。《班定远平西域》的粤语运用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用粤语表达的舞台指示与说明。此剧的舞台说明虽然比较简略，但基本上都是用粤语写成，不仅使这些舞台说明尽可能适应以广东籍学生为主的大同学校学生的演出需要，而且使剧作带有相当明显的粤方言特色和广东文化特征。 这样的例子在剧中几乎随处可见。如第一幕《言志》：“（武生黑须扮班超上，引唱）万里封侯未足多，天教重整汉山河。何当雪耻酬千古，高山昆仑奏国歌。（埋位白）某班超，表字仲升，扶风人氏。”[59]又：“（固行台唱）罗胸万卷炉天地，下笔千言泣鬼神。毕竟空文难报国，（埋位唱）输他营里一军人。（埋位，班固白）老夫班固。（班惠白）小生班惠。”[60]“行台”就是在舞台上行走；“埋位”即就位之意，都是粤语表达习惯。此剧中关于行动和演唱的舞台说明大抵不出“行台”、“埋位”两种，只是有时候行走，有时候坐定，有时候演唱，有时候道白，于是形成比较丰富多变的舞台演出形式。又如第四幕：“（起板，班惠常服上，老家人随上，行台唱）战士军前半死生，鹡原延竚涕纵横。天河洗甲应难定，（埋位唱）拟作将军入塞行……小生班惠，自从送二哥出征，转瞬已经三十多年。在哥哥军国事大，宁辞马革裹尸；在小生骨肉情深，能勿鸰原生感。今欲上书天子，乞赐凯旋。不免将表文写将出来，预备呈奏则可。（埋位坐，起慢板，作写表状，唱）”[61] 第二，粤语与英语、日语混合相杂糅使用，在一定戏剧片段中处于核心地位，构成这一戏剧片段的主体部分，形成特殊的语言形态，也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地域特点的特殊文体形态，营造奇特怪异、滑稽可笑的戏剧场景。 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第三幕《平虏》中。在这一幕中，作者根据剧情进展和塑造戏剧人物性格的需要，主要是为了突出匈奴钦差及其随员奇异怪诞、骄横滑稽的性格，营造强烈的喜剧气氛，索性让这两位外国人以非常奇特的语句来说白来演唱。这一幕剧形成了极为特殊的语言形态和文体形态，也造成了非常特殊的语言效果和戏剧效果。这是梁启超出于推进戏剧情节、塑造戏剧人物需要的一种有意为之，反映了其戏剧与文学创作观念的某些方面。比如：“（钦差唱杂句）我个种名叫做 Turkey，我个国名叫做Hungary，天上玉皇系我 Family，地下国王都系我嘅 Baby。今日来到呢个 Country，堂堂钦差实在 Proudly。可笑老班 Clazy，想在老虎头上 To play。（作怒状）叫我听来好生 Angry，呸，难道我怕你 Chinese? 难道我怕你 Chinese? （随员唱杂句）ォレ系匈奴嘅副钦差，（作以手指钦差状）除了ァノ就到我ヱヲイ。（作顿足昂头状）哈哈好笑シナ也闹是讲出ヘタィ，叫老班个嘅ャッッ来ウルサィ，佢都唔闻得オレ嘅声名咁タッカィ，真系オ─バカ咯オマヘ。”[62]又如：“（钦差白）未士打摩摩（Mr．モモ），你满口叽叽咕噜，呷的乜野家伙呀喂? （随员白）未士打乌，我讲的系 Jabanese Lanquage 唎唏。你唔知道咯，近日日本话都唔知几时兴，唔哙讲几句唔算阔佬。好彩我做横滨领事个阵，就学哙了。只怕将来中国皇后都要请我去传话哩。（钦差白）喂喂喂，咪讲咁多闲话咯。个嘅老班嚟到，点样作置佢好呢? （随员白）唏，你硬系□（左口右舜）嘅，个嘅老班，带三十六个病猫嚟。你打理佢做乜野啫? 今晚冇乜事，不如开樽威士忌，滴几杯昏觉罢咯。（钦差白）未士打摩摩，果然爽快。嚟嚟嚟，饮杯，饮杯。”[63] 这是英语、日语和粤语三者的奇异混合体，是梁启超戏曲中混合运用粤方言和外来语最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从中可以推测梁启超创作时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用意，也可以推测这种独特语言形态可能造成的特殊表演效果。可见梁启超创作《班定远平西域》时对于语言形式、演唱特点、观众反应、剧场效果等的重视和设计，也就形成了这种前无古人、极具时代和地域特点的独特文体形态。梁启超文学创作一向重视社会反响、宣传效果的特点从中也可以窥见一斑。 第三，纯粹使用粤语表达方式的较长片段，而且在戏剧情节片段中处于中心位置，形成明显的广东方言与文化特色，显著增强了戏曲的地方语言色彩，当可引起远在异国他乡的广东籍戏曲观众的兴趣和共鸣。 这是梁启超小说和戏曲创作中运用粤语最为集中、最为充分的表现，也是梁启超本人最原初的粤语能力、原始方言水平的充分体现。这种语言运用情况和粤语特点主要体现在第五幕《军谈》中。这幕剧的主体部分就是由大量的粤语对话和说唱构成的，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了此剧作为广东地方戏曲的特点。如：“幕内设野营景，二军士席地随意坐饮酒食面包。开幕，二军士对谈。（甲）今晚真好月色呀咧。（乙）真好，真好。我哋在呢处，真系快活咧。（甲）我哋做军人嘅，就有呢种咁好处。你想佢哋□（左口右茅）起屋□（左口右企），开厅叫局，三弦二索，酒气醺醺，烟油满面，有我哋咁逍遥自在□（左口右磨）? （乙）我哋中国人，都话好铁唔打钉，好仔唔当兵，真系纰谬。呢种咁嘅狗屁话，个个听惯了，怪不得冇人肯替国家当兵咯。（甲）我哋元帅真系好汉。你睇佢当初唔系一个读书仔吗? 一擗擗落个枝笔，立心要在军营建功立业。呢阵平定西域三十六国，整得我哋中国咁架势。你睇有边个读书佬学得到佢呢? （乙）就系我哋跟著元帅，你睇得了几多好处? 我每每听见要打仗，我就眉飞色舞。打完仗，睇见我哋嘅国旗，高高的插起。我就好似白鼻哥睇见女人，饮成埕都唔醉咧。（甲）系咧，系咧。越发系自己拚命打出来嘅地方，睇见越发爽心，好比睇花□（左口右斋），有咁靓嘅花自然边个都话好睇。但系个的自己亲手种出来嘅，越睇越爱，个种欢喜，真系讲都讲唔出咧。（乙）系咧，系咧。今晚咁好月，我哋又冇事，何不唱几枝野，助吓酒兴呢? （甲）啱，啱。前几日我得闲，做得一只《龙舟歌》，等我唱你听吓呀。（乙）好极，好极。你唱咯，我打板。”[64] 在这段很长的粤语道白之后，接着就唱起了广东地方民歌《龙舟歌》，其中出现了多个粤方言词语，同样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一曲《龙舟歌》唱完之后，又是二人的长篇粤语对话。这幕戏的最后写道：“（又另一人白）我睇见近来有好多文人学士，都想提倡尚武精神，或做些诗，或做些词。但系冇腔冇调，又唔唱得，要嚟何用啫? 又有的依着洋乐，谱出歌来。好呢冇错系好，但洋乐嘅腔曲，唔学过就唔哙唱。点得个个咁得闲去学佢呀? 独有你呢几首《梳妆台》，通国里头，无论大人细蚊，男人女人，个个都记得呢个调，就个个都会唱你呢只歌。据我睇来，比大同学音乐会个的野，重好得多哩。（乙）好话咯。咪俾咁多高帽我戴咯。夜深咯，睇冷亲我。（众大笑）”[65]从班超平定西域的故事本身来看，到第五幕结束的时候，此剧的全部情节就已经结束，最能够体现此剧粤语特点的部分也至此为止。 剧中如此充分准确地运用粤语表现二人对话，并以粤曲小调进行穿插，营造了非常浓重的广东语言和文化氛围。不难想见，粤语在如此长篇的戏曲片段中连续使用，对于懂得广东话的读者或观众来说，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正如所有方言都同时具备的优长和劣势一样，这样的粤方言表达方式对于不通粤语的人们来说，则无法领会其中蕴含的韵味，甚至连准确地理解其含义都会产生明显的困难。 在最后一幕即第六幕《凯旋》中，作者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具有明显宣传鼓动色彩的结尾，让大同学校的师生们迎接凯旋归来的班超。作品写道：“（大同学校教师上，生徒若干人各持国旗上。两生别持两大旗，一写欢迎班大将军凯旋字样，一写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字样。教师用兵式礼操喝号行三匝，教师白）诸君，今日做戏做到班定远凯旋，我带埋诸君，亦嚟做一个戏中人，去行欢迎礼。诸君，你咪单系当作顽耍啝。你哋留心读吓国史，将我祖国从前爱国的军人，常常放在心中，拿来做自己的模范，咁就个一点尚武真精神，自然发达。人人都系咁样，将来我哋总有日真个学番今晚咁高兴哩。现在凯旋军就要出台，大家跟着我企埋一边等罢。（教师生徒排立一边，棚口先悬一匾额，写欢迎凯旋字样，旁绕生花，内藏电灯，用国旗遮住，至此揭开。内先吹喇叭一通，稍停顿，奏军乐。班超武装盛服上，徐干宝星盛服上，十六军士上。合唱旋军歌，绕场三匝，学校学生挥国旗大呼）军人万岁! 中国万岁! ”[66]此剧最后以大同学校师生及众人齐唱黄遵宪所作的《旋军歌》结束。 三、 粤语现象的价值和意义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当地居民的用语属于粤方言的次方言。新会话尽管在口音上与广州话、香港话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仍然是文化传统深厚的典型粤语地区。梁启超生长于斯，在不知不觉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家乡文化的熏陶影响，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童年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最初对于粤语的感知和运用是自然而然、不由自主的。后来梁启超虽然离开家乡，但是对家乡的语言、习俗、文化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广东文化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切，感情也愈来愈深挚。 在小说和传奇中，粤语语言表达方式的经常出现、运用粤语现象的持续发生，并不是梁启超文学创作的有意为之，而主要是其自身最原始的语言能力、思考方式、表达习惯的一种无意流露。这一点对于评价梁启超运用粤语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不自觉或无意识的语言状态和由此形成的语言现象，恰恰反映了梁启超小说和传奇创作非常细微也极具深度的一种思维状态和语言状态。 这一点，与梁启超创作的广东班本《班定远平西域》稍作联系对比，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从运用粤语篇幅比重、充分程度、连贯性、重要性的角度来看，《班定远平西域》要远胜于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在一部广东地方戏曲剧本中，梁启超有意识地、大量地使用粤语，还有粤语与英语、日语混杂的非常奇怪的语言形式，是为完成创作意图、实现演出目标的一种自觉的创作手段。这种有着明确创作目的的有意为之，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具有地方色彩、民族色彩和近代色彩的戏曲语言形态和文体形态。这与梁启超小说和传奇中出现的粤语现象有着显著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非常明显，《班定远平西域》中的粤语运用最为充分也最为突出，所形成的特殊语言现象或形态也最为充分，必定给读者或观众造成奇异的感受，引起受众的极大兴趣并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粤语运用现象中蕴含着强烈的语言信息、文体信息和文学信息，特别是其中透露出来的语言运用方式、文学创作观念、戏剧文体建构、戏剧演出意识等方面的创新与变革趋势，加之剧本在梁启超本人创办并主持的《新小说》这样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对于当时的戏剧创作与演出、文学创作与传播都必然产生明显的影响。 梁启超小说、传奇中运用粤语基本上是在不自觉、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是作者原初语言习惯、母语记忆的一种自然流露。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观众，对其中的粤语运用和相关语言现象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所可能产生的效果和作用，基本上没有自觉的追求和积极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小说、传奇中的粤语现象不那么有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不假装饰状态之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产生的语言现象，才更加真实准确、生动传神地传达出梁启超小说、传奇创作中的话语情境和语言运用状态，从中可以窥测和推想梁启超的创作状态、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 从梁启超幼年至少年时期的主要经历中可以了解其语言习得、运用情况和特点。梁启超幼年在家乡新会师从多位老师受学，使用的当然是属于粤方言的新会话。其后多年梁启超也主要在广州等粤方言区内学习和生活。也就是说，梁启超二十四岁以前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新会话，只有应试、离开广东等特殊情况下才可能使用官话（普通话）。如此长时期、如此固定的粤语语言环境对于梁启超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文学创作及其他著述都必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并不仅仅在小说戏曲创作中使用粤语，在《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粤语痕迹。但需要分辨的是，由于文体形式的不同，接受对象的差异，在传统观念中属于雅正文学的诗文类作品中使用粤语的情况并不突出，学术类著述也大致如此。只有在最具有俚俗色彩、民间性质的小说和戏曲中，梁启超才如此充分地运用粤语，并形成了奇异独特的语言风格，也造就了新异特殊的文体形态。这反映了梁启超清晰的文体意识、文学观念、准确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出色的语言运用水平。 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梁启超相当明确的粤方言和广东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化学意识。他在作于1902 年的长篇论文《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粤人者，中国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其言语异，其习尚异。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华也，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而支流之纷错过之。其两面环海，海岸线与幅员比较，其长率为各省之冠。其与海外各国交通，为欧罗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亚三洲之孔道。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67]又指出：“广东自秦、汉以来，即号称一大都会，而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虽然，其以私人资格与外人交涉太多，其黠劣者，或不免媚外倚赖之性。”[68]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运用粤语，就是这种乡邦情愫和近代文化意识的一种具体反映或表现形式。正是通过小说戏曲中有时有意为之、有时无意流露的粤语现象，可以窥见梁启超当时思想与创作的某些隐秘而重要的侧面。他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俗语文学语言的尝试与突破、对于创新文体形态所进行的探索与建构以及其中包含的地域文化意识和文学理论观念，通过这些小说戏曲作品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 从文体构成因素和文体形态特征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小说戏曲创作是以变革求异、破体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文体意识和创作追求不仅符合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到 20 世纪初 10 年左右的主导思想倾向，而且反映了近代以来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众多文体的总体变革和发展趋势。他对于小说戏曲文体的探索尝试、创新变革，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和广东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中。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卷首《叙言》中说过：“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厌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则以兹覆瓶可也。”[69]这虽然是许多传统小说中并不鲜见的客气话，但还是道出了有意识地对于传统小说文体的明显突破，而且其中未始没有自矜的味道。假如从叙事策略、情节设计、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审美情趣等角度看待或要求这部小说，那一定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或者说作品的实际情况与这些标准完全是枘凿不合的。从另一角度看，则可以认为是梁启超为了表达政治见解、传达思想观念、启蒙宣传鼓动而主动放弃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的经营，而将主要精力花费在了小说之外。这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有意识地突破小说的文体规范或习惯，而别出心裁地经营着另一种更接近政论文、论辩体的“小说”文体。当然也可以视之为近代小说创作观念显著变化、文体形态发生重大突破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近代小说文体形态发生的趋势性变化。 广东班本《班定远平西域》同样具有求异创新、尝试突破的形式特征。如上文所述，第三幕《平虏》中出现的粤语、日语和英语杂糅的奇异的语言片段和文本片段，第五幕《军谈》中出现的长段纯粹粤语对白所形成的鲜明的方言色彩，从文体形态来看，已经可以认为是个人创造、地域意识、时代特征、外国语境等因素共同促成的近代文体观念、戏曲文体形态的新变与突破。不仅如此，《班定远平西域》的文体创新与趋时还突出表现在民间俗曲的运用、特别是时人创作新诗的运用上。第五幕《军谈》中，班超军中两名军士说道：“（甲）啱，啱。前几日我得闲，做得一只《龙舟歌》，等我唱你听吓呀。（乙）好极，好极。你唱咯，我打板。”[70]接着一个唱了一曲极具广东地方特色的《龙舟歌》，另一个唱了同样具有鲜明粤语特点的《从军乐》12 首。二人所唱，构成了这一幕戏的主体内容，主旨在于歌颂班超的功业，夸赞当兵的好处，显然增添了作品的民间性和通俗性。 假如说在戏曲中插入民间说唱形式还是传统戏曲的常见作法，特别是花部戏曲以此作为地方通俗戏曲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的话，那么梁启超有意于剧本之中运用其忘年挚友黄遵宪创作的通俗新诗，则不仅集中表现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而且形成了一种极具时代特点和个人色彩的文体形式。《班定远平西域》第二幕《出师》末尾即提示以“合唱《出军歌》，绕场三匝”[71]作结，并将黄遵宪新近创作的《出军歌》8首完整录出。第六幕《凯旋》中，在年已 70 岁的班超接圣旨班师还朝后，又合唱黄遵宪的新诗《旋军歌》8 首，并特别作舞台提示云：“合唱《旋军歌》，绕场三匝。”[72]且将《旋军歌》8 首完整录出以方便表演，最后众人高呼极具近代色彩的口号“军人万岁，中国万岁”[73]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该剧内容构成、文体形态重要部分的《出军歌》8 首、《旋军歌》8 首，都是当时谪居于家乡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的黄遵宪的新诗，其中《出军歌》前 4 首曾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第一号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 年 11 月 14 日）出版于日本横滨。作为黄遵宪政治上、文学上的同道，梁启超及时主动地将此诗采入自己的戏曲作品之中，一方面说明他对政治上已经走到尽头，但仍怀忧国忧时之情的黄遵宪的钦敬，对这些“新派诗”的喜爱以及二人思想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活跃敏锐的思想和迅速捕捉创作材料大胆进行文体尝试和创新的能力。同时黄遵宪尚作有《军中歌》8 首，三者总称《军歌》，共 24 首，每首诗之末一字联缀起来，就是富于时代性、鼓动性和战斗性的宣传口号：“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梁启超还在《饮冰室诗话》中盛赞道：“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74]梁启超将此诗采入《班定远平西域》中，确有深意存焉。从戏曲文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和表现方法造成了一种具有鲜明近代色彩和梁启超个人色彩的文体形式，对于传统的戏曲体制构成了大幅度突破和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文体创新。对此，梁启超不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而且是有感于当时国家民族政治危急局势而尽力拯救挽回的有意为之。因此无论这种尝试和努力的结果如何评价，其中包含的思想意义和文体价值都是值得深切体会并钦敬的。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梁启超这种思想追求与文体创新也是具有广泛价值和深刻启发意义的。随着明清以降地方文化的发达和地域文化意识的兴起，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语言习惯、创作传统的基础上，小说戏曲创作中使用方言的趋势持续发展并达到新的水平。时至晚清，伴随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近代色彩的多种地域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小说戏曲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而运用方言就是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些报刊发表的小说戏曲、诗文、政论、通讯报道等也时常带有明显的方言特征。吴语、粤语、闽南语、北京话等都是使用较多的方言，在不同文本中发挥明显的作用。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变革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中国文学近代化进程的总体趋势。 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大量使用粤语，也透露出明清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中国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地方文化的迅速兴起，使岭南文化在西学东渐、中外文化接触交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这种倡导力和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民初至现代时期。在近代以来空前纷繁莫测、动荡多变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岭南文化更加充分、空前深入地汇入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之中，并在某些重要方面引导或启迪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趋势和基本选择。从这一角度认识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意义价值，可以认为其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之间，反映了岭南文学与文化出现兴盛并影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的总体趋势，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空前丰富的地域化和形态多样化时代的到来。 注释： [1][2]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北京： 中华书局，1960 年，第1、2页。笔者对原标点稍有调整。 [3]梁启超：《新罗马·楔子一出》，张庚、黄菊盛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一》，上海： 上海书店，1996 年，第325—326页。 [4]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北京： 中华书局，1962 年，第688页。 [5][6][7][8][9]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第3—4，51，31，51，77页。 [10][11][15][16][18][19][20]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第3—4，15，18，20，39，40，58页。 [12][13][14][17]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第523，524，535，549页。 [21][22][24][25][26][27][28][29][30][31]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第21，33，26，63，32，35，51，21，58，73页。 [23][32][33][34][35]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第688，523，541，688页。 [36][38][44][45]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第688，523，532，532页。 [37][39][40][41][42][43][46][47][48]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第17，20，29，20—21，23，41，66，75，32页。 [49][50][52][53][54][55]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第67，70，19—20，78，79，66页。 [51]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第688页。 [56]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卷 5，台北：广文书局，1982 年，第8页。 [57][58]《新小说》第2 年第7 号（原第19 号），上海： 上海书店，1980 年复印本，第135，137页。 [59][60]《新小说》第2 年第7 号（原第19 号），第138，139页。 [61][62][63]《新小说》第2 年第8 号（原第20 号），第141—142，136—137，137页。 [64][65][66]《新小说》第2 年第9 号（原第21 号），第139—140，146，149页。 [67][6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饮冰室合集》第2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84，90页。 [69]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第2页。 [70]《新小说》第2 年第9 号（原第21 号），第139—140页。 [71]《新小说》第2 年第7 号（原第19 号），第145页。 [72]《新小说》第2 年第8 号（原第20 号），第149页。 [73]《新小说》第2 年第9 号（原第21 号），第149页。 [74]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43页。 [作者简介]：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