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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1年（宋宣和三年），歙州改称徽州，下领歙县、休宁、黟县、绩溪、婺源、祁门六县，当地人习惯称“一府六县”。从此，“徽州”府以及“一府六县”的建制一直沿袭到民国年间，其间婺源县被划归江西省，不久在胡适等人的呼吁下，又划回属于安徽省的徽州。 徽州的山水既是美丽的风景，也为徽州人的生存预设了重大难题。这里山多田少，土质不利于粮食生产。明清两代，徽州的人口快速增长，粮食供给不足和人口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迫使徽州人只能向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凭借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很快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和晋商齐名的地域性商帮。徽商“虽为商贾，咸近士风”，用现代历史学者的概括就是“贾而好儒”，由于徽州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他们从小就多多少少地接受过教育，在经商过程中，他们又注重结交文人士大夫，从而让他们的故乡徽州不断地进入文人的视野里，进而成为他们经常书写的文学图景。 今天的徽州，从行政区划上已经不再当年。婺源县在1949年被划归江西省，绩溪县也于上世纪90年代被划入宣城市。“徽州”的地名只保留在一个区的建制中。但是，徽州作为一个从唐宋时期沿袭到民国年间的地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积累，使之和其境内的黄山一样，在上个世纪开始引人注目，并且形成了一个以其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徽学”。应该说，历史学界对徽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文学界对徽州的研究还方兴未艾[1]。有基于此，本文试以明清文学中的徽州图景作为探讨内容，这既是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对“徽学”的丰富，也是试图从文学图景的视角展开的对地域文化的解读，期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 山水徽州 就地理位置而言，徽州位于今安徽省的南部，因其在长江以南，故也属于“江南”；而在安徽，它则被称为“皖南”。徽州境内多山，著名的黄山以及道教名山齐云山都在其辖区内；新安江源自徽州，流经千岛湖，再入富春江，是通往外界的重要水路。这样的地理形势，使得徽州偏僻而不闭塞；既保持着世外桃源的宁静，又不乏江南的秀丽风光。这一切，使得它自唐宋以来就成为众多文人流连驻足的所在，并且将它书写为美丽的文学图景[2]。 徽州山水秀美，引无数文人竟向往。据嘉靖年间编纂的《新安名族志》记载，任昉“为新安太守，尝行春，爱富资山水之胜，遂家焉。后名其居曰昉村溪，唐太宗九年，又改其村为任公村，溪为任公溪。”[3]而发现徽州的山水之美、加以描写并表达喜爱之情的作品也早已有之。北宋诗人苏舜钦有诗云：“新安道中物色佳，山昏云淡晚雨斜。眼看好景懒下马，心随流水先还家。”诗作不仅表现了徽州景色之佳，还表达了诗人以此为家的心境。 如果说在宋元之前，文学家对徽州山水之美的发现和描写还很有限，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徽商的足迹遍及各地以及他们和文人的频繁交往，前来徽州游览的文人骚客越来越多，许承尧《歙事闲谈》之《王弇州诸人游歙》条记载：申时行、徐渭、王世贞均曾到过徽州，“王弇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以诗。又为如玉兄珩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徐渭游徽州，“登齐云，还浙，道中无一诗，乃自嘲一绝云：系马梅花索酒时，溪山遥映酒家旗。如何每到堪题处，不解吟成一字诗？”[4]《徐文长三集》中，此诗诗题为《予自浙抵新安，登齐云，道中旅馆颇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绝》[5]。钱谦益于崇祯十四年（1641）曾经游览徽州，作诗30首[6]。诸多文人纷纷踏足并题咏徽州，这个山水胜地的文学图景也越来越多地被叠映出来。 山水徽州的文学图景，自然是以黄山最为典型。徐霞客曾经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和万历四十六年（1618）两次登临黄山，并写下游览日记。万历四十七年（1619），徽州文人潘之恒编纂的《黄海》刊刻完成。该书不仅记述了黄山的历史、形胜，也传载了当代文人游历黄山的纪文和诗作。其“纪游”之编排，先列游历者纪文，后列游历者诗作。除徽州当地文人外，分别有谢肇浙、冯梦桢、黄汝亨等人的纪、诗。黄汝亨的《游黄山记》被今人选入《中国游记鉴赏辞典》[7]，文章按照游踪和时间先后，记述了从山下到白云庵、三天门、光明顶的一路景色，其记光明顶和云梯的一段写道： 再上，登光明顶，望三海门，寥绝万仞，参峙天表，肩垂天都，踵垂丹台，三十六峰森罗混茫中，楚江庐岳，渺渺在览，大观哉！真令人有遗世独立之想。 过此，则望所谓去梯者登焉。梯缘峻壁上，崭然入云，可千级，其中松姿甚奇，巉岩绝巘，愈短愈怪。以攀缘路断，得与山骨敦岁寒之好，不则斧斤及之矣。梯尽，时夕阳紫气，冉冉欲度。[8] 这两个景观是今天游览黄山的必经之处，登临之际的感受确如黄汝亨的描写，光明顶让人视野开阔，大有俯视众山、“遗世独立”的感受；而云梯之陡、之高，亦如黄汝亨所形容的“崭然入云”。这篇游记的确是黄山游记中的上乘之作。 在游记之后，潘之恒还录载了黄汝亨的游黄山诗作13首，如《天都峰》写道：“凌风直上蹑虚无，海子峰高天子都。屏倚翠微摇紫玉，鼎函丹井落玄珠。俯窥两目吴天尽，遥带三山楚岫孤。吸露餐霞从此老，何须清浅问蓬壶。”此诗将天都峰之高渺、登峰之后的视界开阔，以及它的仙道之风的“山格”都表达得很到位。又如《松谷看泉》写道：“越涧悬崖兴转豪，空山落日五峰高。青天何处来风雨？四月横飞八月涛。”黄山由于海拔很高，故而四季多雨水，松谷流泉长流不绝，作者正赶上下雨，流泉景色恰如八月雨季波涛奔涌，也算是写出了黄山之水的特点。 清代的文人游览徽州和黄山同样不绝如缕，对黄山景色的绘写也各呈风致。如钱谦益在崇祯辛巳年[9]游黄山，作游记9篇，其中写入山途中景色道： 自郡之山口百二十里，至汤院又八里。其所径，寺曰杨干，台曰容城，潭曰长潭，岭曰石砧，石曰芗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势坡陀荦确，拥崖据壁，溪流萦折，滣岸相错。其人家衣美箭，被芳草，略约拒门，疏篱阳水，褰裳济涉，半在烟岚云气中。由长潭而山口，山率环谷，水率注溪，谷穷复入一谷，山与谷如堂如防，旋相宫，又相别也。溪水清激如矢，或濆沸如轮。文石错落，清浅见底。百里之内，天容泬寥，云物鲜华，游尘飞埃，望崖却反，人世腥腐秽浊之气，无从至焉。[10] 清末徽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中专列《钱牧斋黄山记》条引录钱谦益记黄山的笔墨，上引一段亦录入其中，且评论道：“此段摹写最真，可为吾乡总赞。生长于斯者习而狎之，或反不能言之如此亲切也。”[11] 袁枚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也游历徽州，登黄山和齐云山，作诗30多首。如《一路望天都、莲花二峰半为云掩，到院少顷始露全峰》：“山如新妇羞相见，故使云为半面妆。坐待片时才却扇，天公教我捉迷藏。”以“新妇”比喻黄山云雾遮掩的景色，颇有韵致。又如《登始信峰》写接引松：“裁到此峰前，开目得一瞬。危者小石桥，跨空仅盈寸。途宽尚可返，势迫惟有进。赖松来引人，援手如相认。”[12]既写出了始信峰之险，也写出了接引松的亲切姿态。 上面列举的描写徽州山水的文学家仅仅是明清两代的著名文士。实际上，钟情徽州山水的文人骚客还很多，他们笔下山水徽州的图景也各有其姿态风致。如袁枚游历徽州和黄山，就与扬州大盐商江春有关。江春祖籍徽州歙县，曾经写过组诗《黄海游录》32首[13]。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它们赞赏有加：“凡吟险峻山川，不宜近体。余游黄山，携曹震亨、江鹤亭两诗本作印证，以为江乃巨商，曹故宿学，以故置江观曹，读之不甚慊意。乃拮江诗，大为叹赏。如《雨行许村》云：‘昨朝方戒途，雨阻欲无路。今晨思启行，开门满晴煦。雨若拒客来，晴若招客赴。山灵本无心，招拒讵有故？’又曰：‘非是山行刚遇雨，实因自入雨中来。’皆有妙境······其心胸笔力，迥异寻常。宜其隐于禺荚，而能势倾公侯，晋爵方伯也！”。[14]袁枚在为江春所作的墓志里也提到此事，说“余持公诗游黄海，一丘一壑如得导师”[15]。袁氏固然是赞美江春的诗才，也表达了“凡吟险峻山川，不宜近体”的观点，但同时也透露出当时各色人等游览黄山、吟咏徽州山水的信息，而山水徽州的文学图景恰恰在这种“游”的活动中得到映现。 二 乡村徽州 江南徽州府既是山水胜地，同时也是隐藏于重山之中的乡村世界。耕读生活是徽州人理想的生活模式。元代婺源隐士《耕读堂为鲍伯原赋》就描画了这样一幅图景： 我家藏书数千卷，头白读之犹未遍。况无负郭二顷田，夜半饭牛歌粲禅。西邻老翁家更贫，锄头犁耙随秋春。常恨半行不曾读，欲记姓名须倩人。二者天公不轻予，自昔几人兼得取？有书可读又躬耕，谷口南阳才比数。 因为以耕读为生活的理想，所以明清时期的徽州文学家们在品味着徽州山水之美丽的同时，也往往沉醉于徽州乡村世界的淳朴、宁静的氛围。较之那些仅仅是短期游历徽州的文人，长期生活于徽州的本土文人以及那些宦游外地却出生于徽州的文人，有着更为切身、更为亲切的感受。他们的作品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和表现也更多、更真切。一幕幕乡村社会的图景由此而展现在他们的笔下。 嘉靖间歙县江瓘就是生活于徽州本土的一位文人。他本来“在诸生中辄有志述作，会有疾，谢学官去”[17]，为了疗治自己的疾病，便研治医学，并广搜历代医案范例文献，编成《名医类案》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多所驳正发明，颇为精当”，所引医案“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学之法律也”。在行医和编纂医案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当年“述作”的理想，积极创作诗歌。今存《江山人集》七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还有《武夷游稿》、《游金陵诗》二集，但“今皆未见”。 江瓘也曾经“操舟东游，登禹穴，入浙观海潮，浮于五湖间”[18]，游历过徽州以外的地方，但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徽州本土度过。于是，在他的现存诗集中，对徽州本土生活的表现就成为主要内容[19]。例如《赋东园》： 方圆十余亩，绿萝结东篱。鶡冠者谁子？迎喧卧茆茨。开窗瞰远峰，佳树临清池。微雨因时来，谷风与之随。提锄理荒秽，畦蔬有余滋。采莒充盘馐，酒熟欢自持。抱甕忘机心，日涉何委蛇。旷哉沮溺怀，千载乃相期。 又如《赋溪村》： 云霞深护浣花溪，杨柳新垂蘋叶齐。鸂鶒向人时颉颃，蘼芜乱渚何萋萋。故家门巷依桑柘，野客行藏随杖藜。清簟疏廉堪对奕，双鱼斗酒定须携。 前一首诗里，作者尚无陶渊明那样冲淡的心境，而是刻意在诗中表达自己的“忘机”之心，声明自己在步追沮溺的旷达情怀。但是，无论是东园还是溪村，在他的笔下仍然显示出徽州所独有的乡村生活的亲切图景：你看，“开窗瞰远峰，佳树临清池”，这样的景致是何等的美丽！它不同于水乡江南，而是多山的徽州景色。“微雨因时来，谷风与之随”，这当然是乡村空旷的感受；“提锄理荒秽，畦蔬有余滋”，是主人的劳动，才换来蔬菜的美妙滋味。“采莒充盘馐，酒熟欢自持”，有田间的野菜佐餐，有烫热的美酒，这才是真正的农家风味！后一首诗对溪村可谓是纯粹的描画，——连续用了云霞、浣花溪、杨柳、蘋叶、鸂鶒、蘼芜、渚、故家门巷、桑柘、野客、杖藜、清簟、疏廉、双鱼、斗酒等15个物象，将这个乡村勾勒得让人有身临其镜之感。它们是田园诗，却是徽州的田园诗，诗中所吟咏的风物带着浓郁的徽州风物特色。 与江瓘写徽州乡村图景相比，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汪子祜更为典型。汪子祜是徽州祁门县人，据他的同里后学陈希昌所写《 细读《石西集》八卷，确实让我们感受到汪子祜的思想、个性和诗才，特别是对徽州乡村世界的细腻描写和表现。由于摈弃了科举道路，由于醉心于吟咏，他既未出仕为官，也没有像诸多徽州同乡那样去经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徽州甚至祁门，因此，他对这片土地才特别熟悉和亲切，他笔下的徽州乡村才更有生活的气息。且看下面几首诗作： 《西庄贻田夫》：雨散西原雾满溪，柴门迓客午鸦啼。林间六月全无暑，屋上层崖复可梯。接畛稻花秋有待，盘涡鸥鹭性都迷。此行不是事营觅，且贳村醪为割鸡。 《西谷野人家》：风崖石瀑悬，碧树午参天。驾枧曲逾涧，卷阿深凿田。力耕无弃土，悭食亦丰年。最喜能留客，盘餐复进鲜。 《秋日山村八首》（选二）：山村绝隐僻，曲蹬入层云。怪鸟时常见，幽岚画未分。石田盘古麓，茆屋带荒坟。竟日无人语，鸡塒对夕曛。 驾枧引清泉，经钮破晓烟。井田无定界，耕凿不知年。饱慰徵输后，贫将揖让先。市廛都莫问，稳朴足高眠。 文学史对于田园诗的介绍一般只到宋代，对明清以后的田园诗很少关注。上引的几首作品从题材上应该完全可以归入田园诗。这些诗作所写的纯为田园风光和生活，有稻花，有鸡和鸡塒，有田土，有荒坟，有晓烟，有耕作，有徵输，还有徽州山区引水的竹枧、屋后的层崖，等等。这样的生活是辛苦而有压力的（“力耕无弃土”、“ 耕凿不知年”），这样的生活又是让人快乐的（“且贳村醪为割鸡”、“悭食亦丰年”、“稳朴足高眠”），甚至在交纳了徵输后还可以吃饱肚子也是一份快乐！这样的生活还是充满诗意的，雨后弥漫于溪间的云雾，“竟日无人语，鸡塒对夕曛”的宁静，山野人家“最喜能留客，盘餐复进鲜”的淳朴，无不让人融入到徽州乡村的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够去除掉为功名、为财富奔波的苦辛和疲惫。这也许是真实的徽州乡村生活，也许是带有文人理想的乡村生活图景。 三 财富徽州 徽商的历史已经被学者们研究得很深入，徽商的故事也被经常地述说[22]。因为徽商，他们的故乡徽州成为明清时期江南的富庶之乡。万历年间的进士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一书中记载说：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汤显祖的《吴序怜余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一诗被今天研究徽州的人反复引用：“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23]今天热爱徽州的人往往将这首诗解为对徽州的赞美，其实该诗既非赞美，亦非贬斥，而是表明汤显祖的心志。《玉茗堂选集》编者沈际飞于此诗评论说：“（吴）序亦是妙人。闻说金休宁谒选者百计营之，而抽丰者往往于此取道。临川诗一贴清凉剂也。”其意思是说当时钻营于官场的人很多，因为徽州很富有，所以他们往往去那里打抽丰。吴序劝汤显祖也这样做，而汤显祖却是“无梦到徽州”。在沈际飞看来，这首诗无异于“一贴清凉剂”。另外一方面，这首诗也说明了徽州在当时非常富有的事实。 直接描写财富徽州图景的是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将市井细民作为关注的焦点，“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24]生动而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貌，在众多涉及商贾题材的话本小说中，“徽州商人”频频出现。其中，确切点明“徽州商人”、“徽商”、“徽客”等字样、涉及徽商活动的篇目，在15部话本小说集中达40篇之多。 明代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写一个叫程宰的徽州商人的传奇故事，小说的开头即叙述徽州“重商”的图景：“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 这种“重商”的图景，在其他地域的文学图景中实在是不多见的。 对徽商的经营，诸多小说都有描写。万历年间刊刻的短篇小说集《杜骗新书》中屡屡写到徽州商人，如“吴胜理，徽州府休宁县人，在苏州府开铺，受买各样色布”，“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余担。歙县刘兴，乃孤苦甇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余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余两”；“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往海澄买椒木，到临青等处发卖”。 对徽商的富有，诸多小说也有描写。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鲜有“屠沽细人”，而是多为手握巨资、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新安孙富“家资巨万”， 愿以“千金”从李甲手里买去杜十娘（《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徽州休宁商山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徽州程朝奉“拥有巨万家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他们经商之时，动辄数千本钱，新安陈商“凑了二三千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喻世明言》卷一）；四川内江县“有个木商，是徽州人，拿了几千银子，在这里判山发木”（《型世言》卷十六）；徽州汪逢七“携数千金货物”（《杜骗新书》卷二）。小说《豆棚闲话》中写徽州典商汪彦家，不仅有数十万的资本，而且“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徽商曹复古，借银三十两经商，被强盗劫去，后得人相助，扬州做盐，“不上三年，约有二万余金在手”（《生绡剪》卷十九）。小说中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徽商与成本无多、赢余有限的小商人相比，自显气度大方，出手慷慨，颇能引人注目。 徽商的富有，带来了徽州本土的富有。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他描述的徽州人的形象是： 走长途而赴京试，则短褐，至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金之家也。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也，有自来矣。[25] 正是因为凭着那份勤勉、节俭的精神，徽商成为明清两代商界最活跃的商帮，同时也为他们的家乡带去了巨额的财富。而财富徽州的图景也得以在文学作品中屡屡再现。 除了诸多历史化的记载外，对财富徽州的文学描写的需要从题材和字里行间去寻觅。例如对徽州园林的记录和描述。一般来说，在有山有水的山区，是没有必要建造园林的。可是，富有起来的徽商及其子孙们却追求着园林文化的享受，在明清两代建造了不少的园林。生长于徽州的汪道昆就记录了休宁吴氏的“曲水园”、“季园”、朱氏的“遵晦园”等园林。[26]袁枚到徽州，就有《到新安游雄村曹侍郎园，随同令弟顾厓太史泛舟小南海》、《 关于徽州本土园林和文学，万历间的吴文奎可能很有典型性，——自筑园林，同时又以文学笔墨予以记录和描写。吴文奎现存有《荪堂集》十卷，使得我们有了解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情况的依据。他字茂文，号子玉，歙县人，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因为家境富裕，他少年即以读书入仕为志向，但未能如愿，于是愤志于文章之学，拜“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为师。《荪堂集》中，有《适园记》和《荪园记》各一篇，读之乃知均为他本人所筑造的园林。《适园记》写他于戊子（嘉靖七年，1528）下第后“谢去举子业，念栖托无所”而筑造“适园”。该园虽仅“隙地半亩”，但构造似乎很是精致紧凑：“东为诸儿呻吟地，折而西复转而南，取道房中，会心斋在焉，茗椀炉薰，张坐卧具，摊书数十卷；洞前楹疏棂髹几，暇辄繙经，解衣磐薄其中；左退为奥内，帏帟备置，与斋对峙，则青莲宇也。阶除植小竹数竿，垩墼粹白，绘以石青，奉维摩大师，虽广方丈乎，芥子中藏山河大地，故是不二门中伎俩，蒲团经藏，差消磨雄心。循墙而走梯上出，为荪阁，以荪圻得名，中多藏书；壁后三楹，绮疏豁达，远见百里外赤岭云崖，翁山伯山迭出幻景，皆几席间物，足当大观。……”[28]荪园的规模比适园又大出很多，“先是，余课子家塾，即所谓适园者，大仅半亩，喧嚣特甚，会先兄廷开以废圃售家侄，后割圃畔膏腴足之，遂得匠心议土物焉”[29]。内有草堂、清凉室、葵圃、绿雪槛、荪亭、希夷洞、达生台等景观。有自家的园林，主人吴文奎既享受着乡村绅士的闲适的生活，也经常以园中生活为题吟咏为诗，如《月夜适园小坐》、《适园月季满架有作》、《月夜荪园即事》、《荪园池上木樨花遍开志喜》、《荪园即事》、《夏日荪园》，当然，也不乏在园内和朋友聚会的题咏，如《吴皋倩程巨源诸公小饮荪园有作奉和》，等等。这些记、诗是在是研究中国园林史的好材料，我们在这里略加介绍是为了说明，——它们生动地显示了财富徽州的图景。 四 书香徽州 今日作为旅游地的“徽州”，与其他旅游地相比，其书香的味道更为浓郁。在旅游宣传上，当地人往往不自觉地强调徽商的富有，甚至将汤显祖的“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视为夸赞徽州的诗句，也因此，徽州的书香文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消减和遮蔽。这实在是时代对徽州的误读。当我们回到明清两代的文学作品中，既能感受到徽州的“金银气”，也能够闻嗅到徽州的“书香味”。 徽州的书香首先来自徽州的读书人。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世家大族本来就尚礼仪、重教育。南宋之后，朱熹理学成为徽州人推崇的对象，宗族期望族内子弟成就功名，明代中叶后徽商带来的经济基础又可以在物质上保证教育的基本条件。在这种种合力之下，徽州人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在很多徽州的文献资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徽州的各个宗族对教育的强调。休宁茗洲吴氏宗族的《家典》“家规八十条”中就规定：“族中子弟有器宇轩昂、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30]很多家规里还有资助和奖励子弟读书应试的条文，休宁黎阳汪氏就规定：凡是读书的子弟，一年给1两银子的灯油钱；子弟能够到县学学习，给贺银2两；科举应试者，给试卷费用1两；能够考中举人、进士，可以在祠堂前插上旗子，在祠堂里挂扁额，考中举人，给予做旗扁的银子5两；考中进士的，给做旗扁的银子10两。[31]重视教育的风气，促使徽州自宋元以来人才辈出。一个宗族里往往是“科第蝉联”，一榜内同时有数人考取举人或进士。根据地方志记载，宋、明、清三代徽州共有进士2134人，宋代783人，明代508（文进士452，武进士56）人，清代795（文进士684，武进士111）人。[32]徽州甚至还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美传：“连科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休宁黄轩、歙县金榜、休宁吴锡岭均为当年状元；“十里四翰林”则指同治十年，歙县洪镔、郑成章、黄宗惺、汪运鑰，所距不过十里，但同科均为庶吉士。正因为高度重视教育，明清两代的徽州读书成风，书生成群。 徽州的读书风气造就了大批的读书人，他们读书，进而著书，从而增添了徽州的书香气息；即使因生活所迫而入商贾行列的人，也因为曾经读书，而与各地读书人交往，传播了书香徽州的信息。于是，明清文学中书香徽州的图景就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清代曾经中了进士、担任翰林院编修却辞官回到扬州、过着逍遥名士生活的程梦星，是歙县岑山渡人。他少年时期被父亲安排在故乡读书，其现存的《今有堂诗集》即有《至白沙翠竹江村读书》一诗： 剥剥啄啄客到门，闲庭风月穷黄昏。为学日益笑日损，顾影七尺惭乾坤。古人修词或谋野，高士避世尝逾垣。文章况藉江山助，诗书漫卷来江村。江村与我有夙分，吾翁吾叔经寒温。儿时曾过索枣栗，眼见读书秋树根。子弟直今渐抚壮，屐齿重破苍苔痕。整齐缃帙自位置，磐陀有石安尊琴。村翁喜客送菜把，兼致家醸倾瓶盆。执卷敬谢无事此，朅来雒诵防窥园。地偏心远客意静，天空林寂江声喧。淘河飞来不解事，举头道我如长言。青山影外擿秧马，烂银堆里吹江豚。眼前好景舍书起，风帆历历过篱藩。下帏如是足自笑，在家怅怨宁非冤。石阑点笔识吾过，夕阳去矣勤朝暾。[33] 就个人而言，这首诗表达的是勤学苦读和把时间耗费在体验乡村山水的矛盾心情上。而就对徽州图景的表现而言，恰恰让我们闻到了浓郁的书香气息，不仅作者来江村读书，他的爷爷、叔叔都曾在此读书，他在儿时就看见他们“读书秋树根”。虽然是乡村，但这里“整齐缃帙自位置，磐陀有石安尊琴”，真正是个散发着书香气息的地方。或许正因为熏染着这里的书香，感受着江山之助，程梦星才一帆风顺地考取了进士。 徽州的书香或许更表现在乡村文学活动中，这在明代刊刻的《率滨吟社录》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该集存明刻本[34]，上、下两卷，是一部明代家族诗社的创作汇编，共收录属于率滨吟社的程氏家族成员26人的首诗作。 这些诗作者的身份显然不是达官贵人和士大夫，而是地道的平民，只是他们同属于率滨一带的程氏家族。他们的生平资料在《率东程氏重修家谱》[35]里有所记载，他们都没有获得功名的纪录，但参与吟社创作活动的事迹以及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均被记于谱中。例如程积周，“字用达，又字用进，号枫墩，又好古率山人，生正统丙寅 《率滨吟社录》既是一部家族诗社作品的汇集，同时也记录和反映了家族文学活动的方式。其卷首的吟社“条约”对活动有详细的规定，条约共8条[36]，规定很具体，它要求参加诗社的人每月作诗一首，每年一次聚会，对每人所作诗歌予以定评，同时还要“同试一题”，类似于今天的诗歌比赛。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奖惩措施以及聚会方式。据程曾的《率滨程氏吟社条约序》，这个吟社“月朔必会，会必有诗，行之已三载矣”，可见它的创作活动已坚持了不短的时间。 在这些生活于民间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寻觅到他们以书为伴、以书为友的生活姿态。如程瞻《卜居》： 凿石斜通径，依山小结庐。鸟声花坞静，云影竹窗虚。逸步松间杖，闲情榻上书。人非避世者，俗是结绳余。 又如程玘实《春日园居》： 田园五亩香，老去倦耕锄。卧榻云长在，闲庭草不除。鸟呼池上树，花落座间书。自谓幽居僻，还来长者车。 “逸步松间杖，闲情榻上书”这是何等的悠闲适意！“鸟呼池上树，花落座间书”，又是何等的富有诗意！他们的诗歌活动、他们诗中所描写的书香人生，共同展现出了书香徽州的文化图景。 五 徽州人 无论是山水徽州还是乡村徽州，无论是财富徽州还是书香徽州，构成真正徽州的图景的是徽州人。是人在山水徽州享受山水之美，是人在乡村徽州感受并参与乡村生活，是人创造着财富徽州的财富，是人沉浸在书香徽州的书香氛围之中。人是徽州的灵魂。因此，徽州的图景中最不能缺少的是徽州的人，而明清文学中对徽州人的表现更为充分。 明清的小说、戏曲、诗歌、散文对徽州人都有描写和表现。不过，它们描写和表现得最多的还是徽州商人，这或许是因为徽商活跃于全国各地，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好儒”的文化追求又比较让文人感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乐于将他们作为文章的主角；他们也有银子作为润笔让文人给他们撰写墓志铭之类的传记。例如在白话短篇小说中，就塑造了为数不少的徽商形象，在14部话本小说集中，确切点明“徽州商人”、“徽商”、“徽客”等字样、涉及徽商活动的篇目，达40篇之多。其中，《喻世明言》2篇，《警世通言》5篇，《醒世恒言》2篇，《初刻拍案惊奇》5篇，《二刻拍案惊奇》3篇，《西湖二集》2篇，《杜骗新书》5篇，《石点头》3篇，《贪欢报》5篇，《一片情》1篇，《醉醒石》1篇，《生绡剪》1篇，《十二楼》1篇，《豆棚闲话》1篇。相比较而言，散文中的传记对徽州人传述和描写更为集中。 明清文学中所描写的徽州人，有着如下文化性格和文化姿态： 一是崇“德”。徽州人遵循着儒家的文化传统，一向把德行放在人生的首位。这一文化性格在诸多的徽商传记中记录得特别多。桐城派名家戴名世指出：“徽人善为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处家庭朋友多仁让有厚德，盖货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37] 综观明清徽商传记，详细描写徽商经营活动的篇章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几乎每一篇都要叙及徽商的“义举”：扶危救贫、赈灾济民、修桥补路、兴建书院、设置义田等。如徽商佘育，在弃商而归潜虬山后，花了很多的钱“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于中；又构屋数十以居其族无屋者”，有人不理解而质问他：“夫商出入风波盗贼中，远父母兄弟之亲，而生尺寸于千万里之外，亦难矣！宜若是费乎？”佘育“笑而不答。退谓其族子弟曰：‘夫散者圣贤之懿，而聚者啬夫之行也。若以为金帛果足使子孙守哉？’”[38]徽商汪玄珍：“尝积米数千斛，贷与吴人，会水旱，吴人愿贸产市子女以偿。长公悉招诸人悉来合券，以债赐诸人，因烧其券。”[39] 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一直是思想家们讨论的话题。而在徽商传记所传载的徽商经商实践中，“义”总是被放置在“利”之上。程嘉遂曾经记载过一位姓汪的徽商的事迹： 尝与其族人约，共贩卖，然未尝合资。公先行，会盐滞无所售，公急假贷，积若干。已，淫雨，翔贵，且若干倍。客咸谓公曰：“人未尝以资付公，公可独有也。”公笑曰：“余岂忍为是哉，必推让与共。”[40] 这个故事很有些道德意味：传主汪姓商人本与族人相约共同贩盐，但别人并没有出资。一开始他经售的盐滞销，后来碰上下雨，盐价上涨数倍，他很好地赚了一笔。有人就劝他，既然别人没有出资，你赚的利润可以独有，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却不愿这样做，而是“必退让与共”，汪姓商人的诚信乃至高尚的形象从而也站立起来了。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徽商形象好坏参半，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也描写了徽商良好的德行。《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 看官，你道徽商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他，又是施恩过来的，一时动了不良之心，未免说句把倬俏绰趣的话，开出门来撞见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不想这个朝奉煞是有正经，听得妇人说话，便厉声道：“此我独卧之所，岂汝妇女家所当来！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但请回步，不必谢了。”其夫听罢，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 此外，《西湖二集》卷三十三《周城隍辨冤断案》中一徽商见捕鸟人所捕之鹊“鸣声甚哀”，起怜悯之心买鹊放生；《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徽商程元玉则替素昧之人代付饭钱。这些小说和传记共同展示了徽州商人重德崇义的文化性格。 二是尚“文”。崇尚文化，是徽州人的文化性格，也是书香徽州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于徽州人崇尚文化的性格，传记文学和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都有描写和表现。李维桢《程翁吴媪墓志铭》中写了一个叫程子彬的徽州人： 公之学于儒也，以孤夺之；良于贾也，以儒缘饰之。米盐烦碎，舟车委顿，小间，未尝不持一编咿唔。旁人窃笑之，公不顾。而最喜为诗，情景所会，长篇短咏，骈衍丰沛。新安人工于诗者王仲房、吴次鲁、方仲美辈，披襟领契，上下其音，具在《率滨社稿》、陆鸿渐《茶经别录》、《新安文献集》中。卒之前数日，犹为诗二章，以寿其友人；诗成而歌之，锵然如出金石。[41] 这位程子彬虽然经商，却醉心于读书吟咏。只要有一点点时间，都“持一编咿唔”，乃至招来别人的“窃笑”；在去世之前的几天，他还作诗两首。袁中道《吴龙田生传》中写了一个叫吴文明的徽商： 公外朴拙，而胸中了了。中郎游广陵，公乐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也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贽从游。予校新安，长君竟入新安校。[42] 这位徽商外表淳朴乃至拙讷，但其实并不笨。他特别崇尚读书人，见到海内名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让两个儿子跟随袁中道学习。 明代白话小说中，对徽商多有鄙薄，《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五《韩侍 三是具有豪侠精神。对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学术界研究已经很多。但对其中的“豪杰精神”，就笔者所见，只有肖倢夫、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43]一书专列“狂者胸次与豪杰精神”予以论述。笔者认为，晚明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个性解放思潮的激荡，“豪杰精神”或豪侠精神的确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精神向度。就徽州人而言，诸多的真人真事和文学传载也折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动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方山子郑作》： 作，字宜述，歙人。读书方山之上，自号方山子。已，弃去为商，往来梁、宋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44] 这位叫郑作的徽州人，至少在钱谦益眼里是一位有所成就的诗人，小传还写到他“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然而，他显然不是那种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很高社会地位的士子，他不是那种雍容悠闲的文化姿态，他读书，又经商，还有诗歌才能，但他任情适性，特别具有那种豪侠气。 潘之恒是最近20年来屡屡被学界关注的戏曲理论家。《列朝诗集小传》也有他的小传： 之恒，字景升，歙人。须髯如戟，甚口。好结客，能急难，以倜傥奇伟自负。[45] 潘之恒出身于商人家庭，但因“好结客，能急难”，终至穷困潦倒，然而他看戏评曲的文字却成为中国戏曲理论史上少有的表演理论批评遗产。 在明清文人的传记中，具有豪侠精神的徽州人形象很多。李梦阳《梅山先生墓志铭》就用生动的文笔传写了一个徽州人： 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来。李子见其体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医。”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诗。”李子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贵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觞细杯，穷日落月。梅山醉，每据床放歌，厥声悠扬而激烈。已，大笑，觞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欢。李子则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轻梅山，于是则大器重之。 作者和这位梅山子的关系很是友好，而传写的笔法也注重细节和对话，梅山子能医、能诗，还能看风水；他的性格豪爽，表现在饮酒上，既豪饮，醉而“据床放歌”，以致于开始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客人对他终于“大器重之”。 如果说李梦阳是作为外地人传写出了徽州人的豪侠精神，徽州本地的文人对豪侠精神不仅传写，而且刻意推崇和张扬。如明代吴琼的《结客少年行》： 白马谁家子，新丰游侠儿。纨绔紫貂裘，锦鞍黄金羁。朝从羽林猎，夜拥章台姬。片言重山岳，誓死酬相知。千金买宝剑，攘臂随所施。横行九衢中，杀人当路岐。司隶不敢捕，醉尉宁敢嗤！俯身对樗蒲，一掷百万赀。挥金鸡狗雄，余惠及孤嫠。翻笑荜门士，箪瓢志不移。白首诵尧舜，何救寒与饥！[46] 又如清代黄生的《程长公歌》： 程长公，程长公，长公义侠闻京师。黄金如土随手挥。公卿将相一长揖，得钱反救学士饥。自顾才大无所用，不为宰相为良医。朝朝座上客常满，珍馐美酒行不缓…… 吴琼写的是一个少年，黄生写的却是一个长者，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侠”。少年的“侠”是一种无所畏惧、天地唯我的气概；长者的“侠”则包含着“才大无所用”以后对人生的大超脱。 在诸多徽州人的形象传写中，徽州女人占有一定的比例，她们的形象和文化姿态又如何呢？ 徽州女人是知书达理的。潘之恒交游广泛，终成一位有成就的文人，在相当程度上就受到他母亲的熏陶和影响。方弘静《潘母吴孺人行状》这样记载他的母亲： 子之恒有俊才，所交游尽一时知名士，孺人为供具奉客，未尝厌。比试，绌有司，孺人未尝不豫知其才必有遇，遇有时也。盖孺人幼从内传受姆训诸书，通大义。之恒五六岁则置膝下自授之，尝业及国风，喟然念樛木之逮下也，曰：尚矣。乃其善视诸姬婢，或优假之甚，盖诵其诗者思其人，思其人者思则其行，事君子是以善，孺人之以身教也。[47] 这位母亲对着儿子的那么多的朋友，没有任何的厌烦和嫌弃，而是尽心尽力地“供具奉客”；她并非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儿子五六岁的时候，她能够教他读《诗经》，而且以之指导自己的行为；对于儿子参加的科举考试，她并不仅仅是期望，而是知其“才必有遇，遇有时也”。有这样的母亲，才有潘之恒对朋友的慷慨、对文化活动的热衷，最终能够有所建树。 徽州女人是勤劳和任劳任怨的。汪道昆的《太函集》中传写了为数不少的徽州女性，其中既有家业富裕的，传中就多写她们节俭的美德；也有家境贫寒的，传中则多写她们的辛勤劳作。如《赠安人江母郑氏行状》中的郑氏，出嫁之后，因为家境贫寒，“孳孳务起家，终夜绩，姑戒安人：休矣，奈何以家忘身？安人谨谢姑，比夜辄篝灯绩如故，姑弗觉也”[48]。不仅于此，在丈夫没有资本去经商的情况下，她脱装资助，终于改变了家贫的状态。 “节妇烈女为徽最多”。徽州女人遵从着封建贞节观，上演了很多人生悲剧，上个世纪黄梅戏《徽州女人》对此有所演绎。但这方面堪为典型的是《纪岁珠》诗及其故事。清代歙县诸生汪洪度作《纪岁珠》诗： 鸳鸯鸂鶒凫雁鹄，柔荑惯绣双双逐。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莫爱珠多眼易枯，小时绣得合欢被。线断重缘结未解，珠垒垒，天涯归未归。 作者在诗前自注道：“乡邻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余积，岁置一珠，用彩丝系焉，曰纪岁珠。夫归，妇已三载，启箧得珠，已积二十余颗矣。”此诗及自注均被沈德潜选入《清诗别裁集》，且有评论：“老杜《新婚别》为王家守河阳也，此为行贾而别，倘所云重利轻别离者耶？结意不用说尽，婉约可悲。”[49]此后，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也记录了这个故事[50]。徽州女人出嫁之后，因为丈夫外出经商，往往得不到婚姻的幸福，但她们又要坚守着妇道贞节，在等待丈夫的归来中耗尽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更有甚者，丈夫去世后，她们还要殉节。守节、殉节的故事在诸多的徽州女人的传记中随处可见。[51] 当然，徽州女人也往往冲破封建藩篱，追求自己的幸福。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写姚滴珠出嫁之后，丈夫外出经商，她在家受不了公婆的气，遂离家出走，与别人同居。小说中很明确地将姚滴珠写成徽州女人，据今人考证，该小说本于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十四《艳部•两滴珠》，为真实事件。[52]这说明，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在大力表彰守节、殉节的徽州，仍然有并不守节而去追求自己应该有的幸福的徽州女人。 结语：徽州作为文学图景的意义 地域文学图景不同于地域文学，前者是文学作品描绘和映现的地域山水、文化、人物的图像，后者是该地域的作家的创作。本文立足于明清两代文学作品中所绘写的徽州图景，从5个方面进行了粗略的梳理和论述。应该说明的是，明清文学史上映现徽州图景的作品非常丰富，本文只是选取了很有限的一部分作为例证。 选择徽州图景作为讨论对象，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论题本身。中国的有着辽阔的土地，有着极其丰富的物象，文学图景也因之五彩缤纷、万象纷陈。从徽州文学图景的审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第一，文学图景和现实图景的对应关系。文学源于生活，源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明清文学中的徽州图景和现实图景正相对应。无论是山水、乡村、财富、书香，还是对徽州人的描绘和反映，文学中的徽州图景都真实地再现了明清时期的徽州的面貌，——那块土地上，山水美丽，乡村宜人，财富炫目，书香沁胸；那块土地上的人，崇尚礼义，崇尚文化，男人因为富有不乏豪侠之气，女人因为传统和现实的束缚而备受压抑。凡此，在诸多的历史记载中都能够找到对应的依据。反之，这些文学作品同样是研究明清徽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的资料依据，恩格斯曾经评论巴尔扎克的小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53]遗憾的是，当代历史学研究者，包括从事“徽学”研究的学者很少关注文学中的徽州图景，以及这些重现徽州图景的文学作品。看来，打通文史分家的学科界限，实在是当代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 第二，文学图景因现实图景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没有和缺乏图像技术的历史时期，人类生活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作品得以保存。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文学图景与历史图景关系的复原。每个作家因为其出生、经历的不同，带来其笔下文学图景的差异。进而，同样的现实图景，在诸多作家的笔下也呈现出差异。就一个地域而言，因为地域现实图景的特殊性，文学图景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果说，徽州从地域上大体上也属于“江南”，那么明清文学中徽州文学图景和苏州文学图景就有很大的差异，和齐鲁、燕赵之地的文学图景差异更大。山水、乡村、财富、书香是徽州现实图景的四个要素的组合，也是其文学图景的基本色调，它属于中国文学，它又带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在研究各种文学图景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差异性，必须注重不同文学图景因现实图景的特殊性而呈现的不同面貌。 第三，文学图景和地域文学的交叉关系。文学图景出自作家的笔下。作家因其出生地、游历面的不同，笔下的文学图景也各呈风致。就地域文学图景而言，其绘写者有两类，一是外地来此短暂游历者，一是出生于此并且长期生活于此者。明清两代绘写徽州文学图景的作家，李维桢、钱谦益、袁枚等属于前者，汪道昆、潘之恒、吴文奎、汪子祜等属于后者。在对现实图景的观察、体验上，前者因为是短暂游历而很有限，表现也很有限；但他们的文学水平高，视野开阔，他们笔下的文学图景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也因为有比较而显得更为客观。后者因为生于斯、长于斯，饱含着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因而表现得极其丰富，一草一木，一丘一壑，一人一事，无不形诸笔端，他们笔下的徽州文学图景更为立体化，更具有生命的活力和强度。与此同时，他们的创作活动和作品构成了地域文学的主体内容，而以本地域为蓝本的文学图景恰恰是他们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目前已出版的徽州地域文学研究的著作只有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万曙的《徽州戏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两种。另有部分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 [2]明嘉靖年间，徽州籍进士程敏政编辑《新安文献志》，收录文1087篇，诗1034首，大多以徽州山水、风物为题材或为徽州籍文人所创作的作品。 [3]（明）戴廷明等编、朱万曙等整理《新安名族志》前卷，第252页，黄山书社2005年版。 [4]（清）许承尧：《歙事闲谈》卷十二，第413页，黄山书社2001年版。 [5]《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徐渭集》册2第35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初学集》卷十九《东山诗集》二，第6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臧维熙主编《中国游记鉴赏辞典》，第404页，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 [8]（明）潘之恒《黄海》游记四之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下引诗文均出此。 [9]（清）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之《钱牧斋黄山记》条记钱氏崇祯壬午游黄山。查《初学集》卷十九《东山诗集》二收录咏徽州之行30首诗编年为“起辛巳三月，尽一月”，故其游历徽州时间必为辛巳，即崇祯十四年（1641）。 [10]（清）钱谦益《游黄山记一》，《初学集》卷四十六，第11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清）许承尧：《歙事闲谈》，第435页，黄山书社2001年版。 [1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九，第656页，《袁枚全集》（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江春作品现存有和其弟弟江昉的合集《新安二江先生集》，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均有收藏。 [14]（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袁枚全集》（叁），第439页。 [15]（清）袁枚《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袁枚全集》（贰），第576页。 [16]见《新安文献志》卷五十二，第1165页，黄山书社2004年版。 [17][18]汪道昆：《灵石山人传》，载《江山人集》卷首，明嘉靖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3册。 [19]现存《江山人集》卷一至卷三为《林栖集》（实即以徽州本土生活为内容），卷四为《毗陵集》《池阳集》《吴越稿》《楚中稿》，卷五为《白下稿》《西游稿》《郡斋杂咏》，卷六为书、序，卷七为记，其中《郡斋杂咏》亦以徽州生活为主要内容。 [20]载康熙十八年刻本《石西集》卷首，康熙十八年刻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6册。 [21]《石西集》八卷附《崇礼堂集》一卷。 [22]关于徽商的研究，可参见日本滕井弘《新安商人之研究》和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汤显祖集》第十八卷，第726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24]（明）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5]（清）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6]见汪道昆《太函集》卷七十二《曲水园记》、卷七十四《季园记》、卷七十五《遵晦园记》，黄山书社2004年版。 [27]（明）方于鲁《方建元集》卷三，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 [28]（明）吴文奎：《荪园集》卷七《适园记》，北京图书馆万历三十二年吴可中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9册。 [29]（明）吴文奎《荪园集》卷七《荪园记》，刊本同上。 [30]《茗州吴氏家典》卷一，第17页，黄山书社2006年版。 [31]休宁《汪氏渊源录•汪氏黎阳家范•给助条款》，见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第44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此数字依据李琳琦《徽州教育》一书的统计，见该书第27页、第15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3]（清）程梦星《今有堂诗集•江峰集》，天津市图书馆藏乾隆十二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2册。 [34]《率滨吟社录》，明刻本，藏国家图书馆。 [35]《率东程氏重修家谱》，明程涌来修撰，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36]8条条约为：一、社中诸人同出一祖，而利名不以行者，以年有长少、学有先后、入社有早暮尔。今得若干人，后来有志者尚未艾，议许续入，盖与人为善、无己之心也。一、会期以四仲月朔日卯刻毕集，吟社同试一题，比较进修之功，以尽切磋之益，或命题，或限韵，或联句，弗之拘。一、作诗每月一首，务宜会日定课，如懈怠者及失旨者，罚呈纸五十张、坚笔四管、京墨二笏入社，以助誊录。一、至期或有远游不及赴会者，即抄题附去，若次会未归，须先期完课寄纳，违者罚如前数。一、同社诸人须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匪徒虚声文字矣。设有操行不谨，为名教玷者，黜之。一、社中之为前辈者，固当恒存引进之心，而继来者尤当诚敬听受。凡遇疑难，各宜虚心钩索，不可自作聪明，偏执己见，致生猜疑。此求益之道，亦敦睦之意也。一、每人敷纹银若干，轮流领放生息，以供誊录之费。务须冬存至公，以图久远。一、会日取次一人为首，首家预备小酌，贵在丰约适中，陶写性情，不可过奢、沉酣喧哄，以致不臧之诮。 [37]《戴名世集》卷七《杨允正传》，第20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8]（明）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三十六，《汪长公善行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1册。 [40]（明）程嘉遂：《松圆偈庵集》卷下，《文川汪公墓志铭》，明崇祯刻本。 [41]（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七，《程翁吴媪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2册。 [42]（明）袁中道：《珂雪斋集》卷十七，第7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43]肖倢夫、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4]（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5]《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第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6]（明）李敏等辑：《徽郡诗》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2册。 [47]（明）方弘静：《素园存稿》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21册。 [48]（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一，第885页，黄山书社2004年版。 [49]（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十五，第48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0]俞樾：《春在堂随笔》，第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1]如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七有《饶母完节传》，卷二十九有《郑麒妻罗氏贞节传》，卷三十二有《孙节妇范氏传》、《季弟待室烈女方氏传》，卷三十三有《汪烈女传》等。 [52]参见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附录《<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2页。 [作者简介]：朱万曙，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