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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两种主要体裁。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1]，其来有自。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繁荣，史学著作大量涌现，二体优劣之争随之而起。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出现中兴局面；延至两宋，虽有三部正史的问世，编年体中兴之势仍不稍减，鸿篇钜制层出不穷，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其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与当时崇尚编年体、贬低纪传体的史学风气有密切关系。近代以来较早注意到宋代的二体优劣论者当属刘咸炘先生，他在1926年即有《唐史记序驳》一文，该文认为孙甫的《唐史记·序》对宋人的二体优劣之论影响很大，而刘氏本人对孙甫的观点不以为然，遂撰文对其逐条批评；两年后又撰《史体论》论历代史体源流，时有涉及宋代的内容[2]。刘先生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上二体优劣之争的参与者，对于宋人多崇尚编年体的原因，以“亢经媚古”一语概括。蒙文通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也曾涉及这一问题，受该书篇幅所限，言简意赅[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撰文论述古代史书的体裁问题，对该问题也屡有涉及[4]，但专文论述这一问题者尚付诸阙如。本文尝试对宋人关于纪传、编年二体优劣问题的讨论作一初步考察，并探讨它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唐初太宗、高宗两朝，先后修成八部纪传体前代史，同时《隋书·经籍志》把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纪传体一时独尊史坛。但是因此也出现不少弊病，有识之士于是另辟蹊径，把目光转向沉寂已久的编年体。刘知幾重提纪传、编年二体的优劣问题，他认为纪传体史书“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在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广度上优于编年体，其缺点在于割裂史实，前后重出，导致史文繁复；编年体则“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叙事简明有章法，使人对史实一目了然，其缺点在于容易遗漏事实；二体各有得失，最好的办法就是两存之，使其“各有其美，并行于世”。[5] 其后，裴光庭、萧颖士、柳冕等人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认为纪传体史书于此有失，加以崛起于中唐的啖助学派的影响，导致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6]编年体史书后来居上，俨然成为史学主流。皇甫湜有见于此，在其著名的《编年纪传论》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若论不足以析皇极，辞不足以壮无穷，虽为纪传、编年，斯皆罪人。……今之作者，苟能尊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7] 皇甫湜吸收了此前刘知幾的观点，即纪传体容纳的史料更为广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提出的如下观点：纪传、编年是史学的“迹”，即表现形式，史家对史书体裁的选择，是由时代风气和个人偏好决定的；而惩恶劝善、秉笔直书作才是史学的“心”、“意”，即史学的宗旨和目的。判断良史的标准，不能局限于史书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而在于考察其著述宗旨是否合圣人之意。因此，只要纪传体能做到惩恶劝善、秉笔直书，即不失为良史。 在当时的史学氛围中，皇甫湜这一论断如异峰突起，但在当时并无太大反响。及至北宋，终于有人把他的史学思想付诸实践。《新唐书》、《新五代史》先后修成，特别是后者“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8]，表明纪传体亦可祖述《春秋》大义，褒贬人事，惩恶劝善；做到了皇甫湜所期许的“遵纪传之体制，同《春秋》之是非”，“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中唐以来的纪传、编年优劣之争，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关于纪传、编年二体优劣的争论仍未结束，又有论者从其他角度向纪传体发难。就在《新五代史》成书前不久，孙甫〈998一1057〉已经再次提出了纪传、编年的优劣问题： ……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然有识者短之，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此类固所失不细，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或曰“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乎？”答曰“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9] 宋代关于二体优劣的议论，此文应称为纲领性文件，正如刘咸炘先生所言：“编年、纪传二体之优劣，自晋至赵宋，皆有争论。优编年者大抵亢经媚古之儒，以繁为纪传罪，其言多偏曲。至宋孙甫之翰《唐史记》序而极……是后诋纪传者虽绝，而编年书则大盛，宋世学人论史囿于编年，终为一病，是书盖有力焉。”[10] 孙甫提出编年体史书的优势有二：一曰“体正”，二曰“文简”。此后不少论者踵其轨辙，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来比较纪传、编年二体的优劣。下文分述之。 二 孙甫所谓“体正”，是指编年体可以使人臣不得专有其谋议功勋，过差邪恶之事可于当年书之，有助于“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孙甫强调《史记》“失之大者”正在于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文繁”还在其次。在这一点上，孙甫不缺乏同调者。南宋王益之也说： 迁、固易编年以为纪传，事之大较虽系于纪，而人臣之议论功勋自见于传。殊不知孔子当列国纷纭之际，首王纲以明大义，迁、固于大汉一统之时，顾使人自为传，臣自为功，毋乃非《春秋》之旨欤？[11] 同样指责纪传体史书使“人臣专功”的缺点。纪传体是否真如孙、王二人所言存在上述问题，自当别论。就孙甫的论点而言，正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春秋》学所倡导的“尊王”观念遥相呼应。唐代赵匡已经提出〈春秋》之旨“在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12]。北宋孙复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13]于是著《春秋尊王发微》阐发自己的思想。孙甫与泰山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同卒于1057年），极有可能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他一再强调人臣不得专有谋议之功，过恶必于当年书之，明显有《春秋》学尊王、惩劝思想影响的痕迹。 但是，孙甫的“体正”之说，毕竟只是史书撰写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仅此一点显然不足以说明宋代编年体史书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现象。宋代史家心目中的编年体之“体正”，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元丰元年（1078），刘恕撰成《资治通鉴外纪》，在其序文中说： 晋太康初，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纪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记事，多与左氏符同，诸儒乃知古史记之正法。[14] 到了南宋，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说： 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15] 晁公武提到的关于纪传、编年二体对人、事记载的偏重，下文将详论之。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晁氏关于编年体“其来最古”的论述。而史家中学识卓绝者如李焘，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评论荀悦《汉纪》云： 自司马迁创改《春秋》记事之体，为本纪、世家、表、志、列传，而班固因之，至悦始能复古，学者甚重其书，袁宏、干宝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系，在史家固良法也，而传录岁久，卒未得其真，可为太息者矣！[16] 刘恕、晁公武、李焘都认为编年体才是史体之正统，而三人观点重合之处是编年体来源较纪传体为早，似乎编年体来源之“古”本身即具有价值。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游侣在其《春秋分纪序》中说： 司马子长始为纪、传、表、书，革左氏编年之旧。踵为史者咸祖述焉。近岁程君伯刚又取《左书》，厘而记之，一用司马氏法。然则编年果纪、传、表、书之不若乎？按《诗》，王政废兴，大小分载，是为二《雅》，十五国事，各以条列，则曰《国风》，此固纪及世家之权舆也。怀、襄既定，邦赋以成，厥有《禹贡》；前代时，若分职以训，专为《周官》，此则八书之端绪也。左氏身为国史，读夫子之《春秋》，将传焉以翼之，遂为席卷载籍，包举典故，囊括万务，并吞异闻之规摹。然事杂而志繁，义丛而词博，非胸臆之大，或得此而遗彼，非精力之强，或举始而忘终。析异合同，汇分区别，君盖善学左氏者，匪编年不纪传若也。[17] 《春秋分纪》为纪传体史书，而其序文却为编年体大鸣不平。寻绎游侣之意，乃以为纪传体之纪、传、书各体滥觞于《诗经》、《尚书》、《周官》，并非创举，因此不足为贵；程伯刚之功在于对于《左传》所载史事的重新排列组合，便于读者，而不在于效法《史记》体例作纪传体，更不是因为编年体不如纪传体才有此作。游侣认为纪传体也来源于古代经典，其意在于贬低纪传体；接着又说《左传》是羽翼《春秋》之作，言下之意，编年体《左传》与古代经典关系更为密切，这一点正是纪传体《史记》不可及之处。游侣从史书和古代经典关系之疏密的角度来论证二体优劣，与刘恕、晁公武、李焘三者立论角度稍异，结论则完全相同，可谓殊途同归。 编年体“其来最古”，的确是事实。早期人类社会的历史意识，是随着时间观念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时间是衡量历史进程的自然尺度，因此按照时序记录历史对早期史官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早期史书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18]，从书名来看，应为编年体史书；而今天所能见到的成熟的先秦历史著作如《左传》、《春秋》、《竹书纪年》等也都是编年体。更为重要的是，汉代，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作品被抬高到经典的地位，而《春秋》本身也是史学著作，它被作为经典来顶礼膜拜，于是作为其撰述形式的编年体也就被后世史家奉为圭臬了。刘咸炘先生说“优编年者大抵亢经媚古之儒”，良有以也。 也有论者从文、史分途的角度批评纪传体。刘炎在其《迩言》（书成于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中有如下论述： 或曰“纪传之体与编年，孰是？”曰“文人爱奇，则嗜纪传；史氏尚法，则优编年。必有作者知所先矣。”[19] 其后章如愚也说： 意者纪传之体，随其人之终始，事之纲目，即于一纪一传见之，故观者易知也。编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终，事之表里，则间见杂出于其间，故观者难于遽见。又纪传多载奇怪不经之语，而编年则不可以泛纪也。爱奇厌常，舍难就易，文人才子之习云耳。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夺之大法，则编年之书目熟而心究之矣。[20] 刘知幾曾有“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21]的论断，并对“沮诵失路，灵均当轴”的现象甚为不满；苏洵则认为唐代文人多而史才少，足见史才之难得[22]；郑樵也认为，“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23]，轻视文人之意溢于言表。联系三人对文、史分途的议论，可见在刘炎、章如愚看来，纪传体非但史体不正，简直成了轻浮文人之学，具史识者不屑为之。有宋一代贬低纪传者，莫此为甚。 三 孙甫所谓“文简”，则代表了史学传统中崇尚史文简约的思潮。刘知幾曾提到：“及干令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24]刘知幾本人并不赞同这种史文一味求简的作法，但同时他也认为，“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25]对史文提出“简”、“详”两个要求。可见崇尚史文简约的传统，由来已久，深入人心。而宋代史家于此尤为重视。 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修成，欧阳修代曾公亮所拟《进新唐书表》中指出《新唐书》相对于《旧唐书》，优点在于“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26]，正是刘知几所谓“简而且详”。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在其《进通志表》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27]又奏云：“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28]他还曾对刘恕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29]司马光在不同场合对史文之“简”再三致意，足见他对此十分重视，《资治通鉴》一书也确实达到了这一预期目标。神宗熙宁七年（074），章衡撰成〈编年通载》一书，章楶在其序文中说：“天地之理，求于简易而可以得；六合之广，求于会要而可以观。不据其简而欲致其详，不执其要而欲会其众，斯亦惑矣。”又称赞该书：“开卷推迹，粲然如黑白之在目，其论撰有条理，得居简执要之术，盖历代史籍之管辖也。夫以二十万言而包括三千四百年之事，上下驰骋靡有遗漏，措意初若烦劳而卒会于简易，非敏识好学笃志而强力，乌能为之哉！”[30]章楶把史文之简与求“天地之理”联系在一起，对《编年通载》史文的简易大加赞赏，与温公所言如出一辙。 南宋叶适评论《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说：“公（李焘〉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於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31]认为至约、至简才是史书的最终形式，而“《春秋》之后，才有此书”的《续通鉴长编》一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中间环节。韩淲云：“古人之史，非是备遗忘，要务多以美观也，因今劝后，因后明前，经制、述作，二者是大，他琐琐皆不足记也。”如果“泛然欲备，则不胜其史矣”。[32]高似孙则说：“辞约则事省，事省则史必精。编年之作，难乎其详且细也。”[33]韩、高二人均认为史书记载史实，不必面面俱到，否则史文繁冗，反为所累。 两宋论史者大都崇尚史文简约；而刘知几早已指出，与纪传体相比，编年体具有简约的优点。因此宋代史家倾向于选择编年体来撰写史著。[34] 四 如上所述，孙甫从体正、文简两个角度论证编年体优于纪传体，得到不少论者响应。而宋代史学的另外一种趋向对二体优劣论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即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向“事”的转移。最早提出“事”的概念的人，当属孟子，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5]把“事”看作史学的要素之一。《说文解字》则释“史”为“记事者也”，此处的“史”是指史官，史官的职责即是记事，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事”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建构史实，历史事件被割裂而支离破碎，不利于读者对史实的整体把握。而编年体史书根据时序排列事件，虽然也有“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36]的问题，但是相对于纪传体，编年体在展示史实的连续性上已经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宋代史家无论在二体优劣问题上持何种观点，大都认同纪传体和编年体对人、事记载的分工。如吕祖谦所云：“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终始，编年不如纪传。”[37] 那么，人与事孰轻孰重？吕祖谦有如下一段论述： 史书浩博，自迁、固而下，文字多猥并，又编年之体一变而事实破散，亡以考知治体隆污之渐。独《资治通鉴》用编年法，其志一人一事之本末，虽不若纪传之详，而国家之大体，天下之常势，首尾贯穿，兴废存亡之迹，可以坐炤，此观史之咽会也。[38] 他认为读史的关键在于考查“兴废存亡之迹”，而不在于“一人一事之本末”，吕氏把“一人一事之本末”同“兴废存亡之迹”对举，后者即上文所界定的“事”，可见他对“事”更为看重。前引晁公武论曰：“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在他看来“事”比“人”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王益之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 纪传存一人之始末，论人物者有考焉。编年著一代之升降，观治乱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视一代之升降，重轻何如也？荀氏之作，温公之述，仲淹之论，夫子之志也。[39] 吕、晁、王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都认为，作为史家考察的对象，个人的行迹相对于一国之治乱、一代之升降，处于次要地位。宋代史学家著书立说，除了惩恶劝善，从历史中探讨治乱兴衰之理，以便当今取鉴资治，也是其旨趣所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范围包括“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40]，可看作“事”这一范畴的外延。如此看来“事”自然成为其优先关注的对象。纪传、编年二体分别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展开撰述，人物、事件在历史认知过程中既然轻重有别，那么纪传体和编年体也就高下立判了。 如果说孙甫是从史书的外在形式出发，来说明编年体优于纪传体，那么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则为论史体者扬编年抑纪传提供了内在依据。 余论 宋代史家大都扬编年而抑纪传，如上所述。然而在二体优劣问题上，宋代也有持论平允者。罗泌就说：“太史公作《史记》，世家侯室而纪皇王，然而吕后、项籍俱列本纪，人皆疑之，且以为太史公坏编年之法，以立纪传。予有以见太史公为得圣人之意也。”[41]王应麟亦云：“夫叙一时之事，编年为善。叙一人之事，纪传为优。旨哉！皇甫湜之言曰：‘合圣人之经，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在适不在同。’吾有取焉。”《群书会元截江网》则有如下一段议论： 论史贵乎会意。善作史者，必妙其意，善论史者，不拘其例。不以例拘之，而以意会之，不失古人述作之旨矣。夫史之例固不一，而其例之大者有二：曰编年也，纪传也。麟经绝笔，迁、固易编年而纪，不虚美、不隐恶、不诡激、不抑抗，二子诚有良史之才。而势利之崇、贫贱之羞、轻仁义、贱守节，或出于有激而言，或出于有为而发，识者当以意观。而文中子乃以陈寿纪传之失，自迁、固始。是特以编年之例拘之，而不以意会也。伯夷之首于列传，韩非之同于老庄，褒所当褒，贬所当贬，公是公非，同乎古人，是正得圣人之意，而缀是道之纲。岂容徒以例拘之，而不以意求之乎？[42] 其中提到的“意"、“例”可与皇甫湜所说的“心”、“迹”等同，观点也基本一致。二者都在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的年代，独树一帜，为纪传体辩护，但是犹如空谷足音，应者寥寥。可见中唐以后崇尚编年的史学风气，其影响之深且巨。 中唐以后，史家开始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这股思潮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合流，导致了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的局面。其间，皇甫湜提出纪传体史书同样可以寓惩劝于褒贬，他的观点至北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得以实现。但是，关于二体优劣的争论并未平息。宋代史家大都崇尚编年体，孙甫首倡其论，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孙甫的“体正"、“文简”之论，前者继承并发扬了唐人的观点；后者看似仅仅是撰写史书的技巧问题，但是章楶也把它和求“天地之理”联系在一起。而宋人另外一个立论角度，即“事”重于“人”，则反映了宋人治史以资治取鉴的旨趣。可见，关于二体优劣的争论，不仅仅是史家对史书体裁的选择问题，也反映了史家对史学宗旨的认识。考察唐宋时期的二体优劣之争，对于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本身，及其与当时政治、学术思想的互动，都不无裨益，值得博雅之士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1]“二体”之说，源自刘知幾《史通·内篇·二体》。但刘知幾所谓“二体”，是指分别发轫于《汉书》、《汉纪》的断代纪传体和断代编年体。本文为行文方便，径称纪传、编年为“二体”，不复区分通史、断代，读者察之。 [2]刘咸炘著、黄曙辉编：《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第428—436页。 [3]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孙甫与司马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76页。 [4]如吕志毅《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程应镠《中国史学概论片段》（《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3期）、王锦贵《编年体史书在传统史籍中地位的升降》（《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瞿林东《古代史家怎样看待史书体裁》（《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吴绍礼《史体三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5期）、葛兆光《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3期）等。 [5]刘知幾：《史通》卷1，《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5——130页、第228——234页。 [7]李昉等：《文苑英华》卷742，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67页。 [8]陈师锡：《新五代史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9]孙甫：《唐史论断·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按：据孙甫的序文，《唐史记》于康定元年（1040）始修，皇祐四年（1052）草具并作序，最终成于嘉祐元年（1056）冬。据司马光《书孙之翰0唐史记〉后》，他在元丰二年（1079）才看到《唐史记》，在此之前该书全本从未示人。此时《资治通鉴》已经成书，《通鉴》的前身〈通志》更是早在治平三年（1066）即进御。但未可遽定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没有受到孙甫史学思想的影响，因为据司马光《书孙之翰墓志后》所述：“明道中，公在华州，光始以太庙斋郎得谒见。皇祐（1049—1054）中，幸与公倶在馆阁。公于光为前辈，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为人。”可见两人交往已久，司马光在此过程中了解到孙甫的史学思想并接受其观点，未始不可能。蒙文通先生也认为《资治通鉴》和《唐史记》两书体例相类，前者是模仿后者之作，见氏著《中国史学史》，第76页。 [10]刘咸炘著、黄曙辉编：《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428页。 [11]王益之：《西汉年纪·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12]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13]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1，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14]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15]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1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页。 [17]游侣：《春秋分纪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18]《墨子》卷8，《明鬼下》，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19]刘炎：《迩言》卷10，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20]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16，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0页。 [21]刘知幾：《史通》卷9，《覈才》。 [22]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卷9，《史论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23]郑樵著、吴怀祺编：《郑樵文集》卷3，《上宰相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24]刘知幾：《史通》卷9，《烦省》。 [25]刘知幾：《史通》卷8，《书事》。 [2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41页。 [27]司马光：《传家集》卷17，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卷280，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0页。 [29]《资治通鉴外纪·序》。 [30]章楶：《编年通载·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第1637页。 [32]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33]高似孙：《史略》卷3，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34]至于编年体衍生出的长编体，不厌其详，则是另一种思潮使然，另当别论。 [35]杨伯峻：《孟子译注》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2页。 [36]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37]不著撰人：《丽泽论说集录》卷8，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38]魏齐贤、叶棻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160，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39]王益之：《西汉年纪·序》。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卷280，第5050页。 [41]罗泌：《路史》卷11，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42]《群书会元截江网》卷29，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 [作者简介] 曹鹏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