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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善恶、正邪是中国文化中两组核心命题。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曾指出：“善”是生存于复杂历史社会的中国人所可以永远依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凭藉将完全崩溃；这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善并不只是平面的伦理道德之劝诫语词，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时，视为与生命同价，或比生命更可贵，而谨慎守护的中国之“魂”。[1]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经典的还是通俗的，都表现出对“善”的极大关怀和追求。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相信人与鬼神之间存在着一种赏罚关系，《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左传》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天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东汉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承负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2]“承负说”与佛教的“三报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承负说”将德行对个人的影响扩展至家族，这对以孝为本的中国人来说就更具威慑力。葛洪丰富了道教的劝善理论，提出“司命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数，不可具论。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方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没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其过，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3]就是说，天上、地下和人身中都有各种神祇在时刻监视着人的一言一行。广泛流行于中国社会的“善书”则是这种文化的最集中体现。所谓“善书”是以因果报应的说教方式宣传伦理道德、劝人从善去恶的通俗教化书籍，简称善书，民间又叫“劝世文”或“因果书”。汉代是善书的发韧期，出现了道教善书《赤松子中诫经》；唐宋元三代是善书的形成期。唐有署为孙思邈的《福寿论》，宋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太上感应篇》，此外，较有影响的善书还有黄光大的《积善录》、李元纲的《厚德录》、陈录的《善诱文》、李昌龄的《乐善录》、淡痴的《玉历至宝钞》等。金元时期则有冯梦周的《续积善录》、无名氏的《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等。明清是善书的盛行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前的善书名著不断再版，如《太上感应篇》就出现了难以数计的版本，李贽、高攀龙、陶望龄、袁黄、惠栋、俞樾等著名文人都曾为《太上感应篇》写序作注。二是善书新作不断推出。佛教宝卷、功过格等劝善书广为流行。所谓功过格，是将自己的言行予以善恶功过的分类，并为善恶评估打分，依此分数作为判定行为伦理价值的标准，并作为获取祸福报应的根据。袁黄的劝善文《了凡四训》对明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清初张履祥说：“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4]参加制作善书的有和尚道士、高级官员、乡绅、士子等。 善书通俗易懂，简单易行，传播极广，影响深远，与古代小说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简言之，一方面，善书对古代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小说理论进行渗透；另一方面，善书的制作者为使善书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产生更大的劝善效果，又借助了通俗小说的艺术形式及写作手法。 一、善书对小说主题思想的影响 明中叶以后，世风浇漓，人情日偷，江河日下，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屡遭冲击，正统的程朱理学千疮百孔。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一般民众对社会风气也极为关注，他们都试图通过劝善惩恶的宣传，重整濒于崩溃的封建伦理纲常，于是善书大行于世。这时的善书，宗教化特征渐趋淡化，呈现出全面世俗化的特征，涉及民众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善书对通俗小说创作的渗透也就在所难免，劝善惩恶几乎成为小说作者的普遍意识。 善书中的故事为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的作者直接将善书中的故事移植进作品，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入话出自宋范晏《阴德传》[5]；有的则根据善书中的故事进行改写，如《清平山堂话本》卷三采自《阴德传》，《醒世恒言》第一卷和第十七卷均采自宋李元纲的《厚德录》[6]，《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也是据《阴德传》中故事扩写而成[7]。而明清小说中关于地狱的描写，也多抄袭《玉历至宝钞》，如《济公全传》第一百五十回张士芳梦游地狱的描述。 善书中的思想观念在通俗小说中的体现更是无所不在，如善书司命神信仰，《赤松子中诫经》中说：“天上三台、北辰、司命、司录差太一直符，常在人头上，察其有罪，夺其算寿。”[8]《太上感应篇》云：“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9]天上、地下、人身上的神对人进行着全方位、全时段的监督。可谓神网恢恢，疏而不漏。明清通俗小说中就多处提及善书的司命信仰，如《西湖二集》第十三卷《张采莲来年冤报》写王立勒死张采莲后，将抢来的金银首饰偷偷藏起，慢慢受用，自以为人鬼不知。作者便说：“你道王立谋财害命勒死这女子，那冤魂难道就罢了?况且日游神、夜游神、虚空过往神明时时鉴察，城隍土地不时巡行，好有毗沙门天王、使者、太子考察人间善恶，月月查点，难道半夜三更便都瞎了眼睛不成?少不得自然有报，只是迟早之间。”同书第三十卷《马神仙骑龙升天》写道士马自然引用《丹经》劝宰相马植行善：“‘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当立千二百善。’又人身上有‘三尸’之神……常以庚申之日以人之罪恶上告天帝，欲绝人生籍，减人禄命，令人速死……”《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七回《祸患无突如之理鬼神有先泄之机》说山东明水人“习就了那轻薄的态度，由刻薄而轻狂，由轻狂而恣肆，由恣肆则犯法违条，伤天害理，愈出愈奇，无所不至以致虚空过往神祇，年月日时当直功曹，本家的司命灶君，本人的三尸六相，把这些众生的罪孽，奏闻了玉帝，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神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甚么轻飚清籁，不是摧山，就是拔木。”所以，“为恶之人，凶气覆之，灾祸随之，吉祥避之，恶星照之，人皆恶之”。[10]《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谭前因后果》写元自实改变了杀人复仇的念头后，轩辕翁对他说：“方才清早足下去时节，老汉看见许多凶鬼相随；回来时节，多换了福神。老汉因此心下奇异。今见足下所言如此，乃知一念之恶，凶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便临。如影随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内，造次之间，万不可萌一毫恶念，造罪损德的。足下善念既发，鬼神必当嘿佑，不必愁恨了。”又如善书孽镜信仰，《玉历至宝钞》中说，一殿阎罗秦广王处有孽镜台，凡生前恶多善少者，都要押赴孽镜台照镜，使其生前善恶纤毫毕现。[11]《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就表现了这种信仰。小说写毛烈与陈祈臭味相投，陈祈有三兄弟，年纪多幼小，陈祈年长，独掌家事，便欲独霸家产。陈祈与毛烈相商，毛烈让陈祈将田低价典与他，说分家后赎还。陈母死后，兄弟分了家，陈祈向毛烈赎田，付赎银三千，毛烈收钱后却不肯交还田契。陈祈诉诸官府，毛烈串通官员，陈祈败诉，气愤之余，上东岳庙告阴状。当事人毛烈、陈祈和高公魂魄被捉入阴司对质，毛烈犹不认账，判官叫取孽镜来，照着毛烈。“毛烈、陈祈与高公三人一齐看那镜子里面，只见里头照出陈祈交银，毛烈接受，进去付与妻子张氏，张氏收藏，是那日光景宛然见在。”于是毛烈哑口无言。又如善书功过格信仰，《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回“痴郎被困名缰，恶髡竟投利网”写张秀才为求子，听从颍如和尚的教导，学习袁黄以功过格行善事，“立了一个行善簿，上边逐日写去：今日饶某人租几斗，今日让某人利几钱，修某处桥，助银几钱；砌某处路，助银几钱，塑佛，造经，助修寺，助造塔，放鱼虾，赎龟鳖，不上半年，用去百金，一千善立完，腹中已发芽了，便请他完愿。”又如文昌帝君信仰。科举制重才轻德，善书试图加以完善，强调“德”在科举中的重要性，认为那些举人进士，不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其祖先的善行的回报，与才学关系不大。在宋代，梓潼帝君作为禄神逐渐具有了监督士人道德行为和根据士子的德行而决定其是否录取的功能，他既能在科举考试中帮助士人，又能暗中监视士人及官吏的道德行为。作为功名利禄之神的文昌帝君受到读书人的广泛信仰和崇祀，托名文昌帝君作的善书很多，如《文昌心忏》、《文昌戒淫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有关科举与德行关系的小说贯穿了整个封建科举时代。清初小说《姑妄言》中写刘显不因未婚妻失明而悔婚，从而顺利登第；咸平嫌贫弃妻，结果铩羽而归。作者接着说：“这科目功名再假冒不得的。那天上文曲星、梓潼帝君，又查他三代和本人的功德才中，谓之天榜。”士人德行有亏就会遭致阴谴，据《玉历至宝钞》说，十殿转轮王处屡有被士人奸骗屈死之妇女，甘为饿鬼，不愿做人，欲报切齿之恨：“闻知负心贼子今科该中，此恨难消，号泣求准索命等情。细查事果真实，但该生阳寿尚未该终，并伊有祖父之余德未灭，本殿姑准妇女索票，魂入科场，阻惑违式，更换榜上之名，再俟应绝之日，准同勾死鬼进门索命，仍在第一殿查核判断。”[12]小说中的不少士人就是因为犯有淫行而被神明剥夺了中举仕进的机会，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吴衙内邻舟赴约》如话写南宋时江州举子潘遇本应中状元，但因与旅店主人之女私通，“是夜，潘朗在家，复梦向时鼓乐旗彩，迎状元匾额过其门而去。潘朗梦中唤云：‘此乃我家旗匾。’送匾者答云：‘非是!’潘朗追而看之，果然又一姓名矣送匾者云：‘今科状元合是汝子潘遇，因做了欺心之事，天帝命削去前程，另换一人也!’潘朗惊醒，将信将疑。未几揭晓，潘朗阅登科记，状元果是梦中所迎匾上姓名，其子落第。待其归而叩之，潘遇抵赖不过，只得实说。父子叹嗟不已。潘遇过了岁余，心念此女，遣人持金帛往聘之，则此女已适他人矣!心中甚是懊悔。后来连走数科不第，郁郁而终。”《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入话中秀才刘尧举也因奸骗船家女而落第。善书还反对“破人婚姻”[13]，《醒世姻缘传》第九十八回写成都府太守知道素姐的暴行之后，逼着狄希陈递呈子由官府“断离”。狄希陈请周景杨替他写呈稿，周景杨断然拒绝道：“天下第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是与人写休书，写退婚文约，合那拆散人家的事情”，然后讲了两个士人因为人写休书而遭致阴谴的故事。又如善书的敬惜字纸信仰，《文昌帝君阴骘文》中说“勿弃字纸”[14]，《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中认为“秽溺字纸”有罪[15]。清末出现了以《桂宫梯》和《青云梯》为代表的许多敬惜字纸善书，认为敬惜字纸会得到登第、延寿、致富、免灾和延嗣的善报。这一信仰在明清小说中也有反映，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中道：“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他!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叶，便将来包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业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西湖二集》第四卷《愚郡守玉殿生春》写赵雄“虽资性愚鲁，却有一着最妙之事，是敬重字纸”，果然念头虔诚，自有报应。后来不但中了进士，还位至宰相。明末清初，社会奢侈淫佚，淫书淫画流行，因此，戒淫窒欲信仰便成为善书的一大要项，清初以此为题的善书较著名的有《欲海回狂》、《远色编》、《戒淫功过格》、《欲海慈航》等。这类善书劝士人以一生功名为重，勿贪恋色欲致败名殒身。受此影响，明末清初小说戒淫的内容最多，《金瓶梅》、《续金瓶梅》、《姑妄言》等小说，都描写纵欲者得到了惨烈的恶报；相反，那些坐怀不乱的君子则获致善果。这一问题学界已论述甚详，在此不赘述。 另外，善书还要求官员要与人方便，救死洗冤，《太微仙君功过格》谓“救人刑死性命为百功”。[16]《西湖二集》第十八卷《尚文毅决胜擒满四》谓商辂连中三元，是因为“前生宿世种下之因”：商父原是严州府一个提控，“在衙门数年，一味广积阴德，力行善事，那舞文弄法的事，不要说不去造作，就是连梦也都不曾做，甘守清贫。有个姓吉的人被仇家诬陷，商提控保全了他的性命，吉二以妻相报，商提控急急而回，夫妻当夜梦见本府城隍对他说：‘子累积阴功，广行方便，上帝命我赐汝贵子，以大汝门户。’就把手中一个孩儿送与他夫妻二人，遂腾云而去。” 有的小说不但是善书思想的演绎，而且以善书中的句子作为小说的提纲，如清初长篇小说《续金瓶梅》和《姑妄言》，明显受到《太上感应篇》的影响。《续金瓶梅》的作者称自己“要遵奉《感应篇》做一部小说劝世”，“这一部《续金瓶梅》替世人说法，做《太上感应篇》的注脚”。作者开头就说： 我今为众生说法，困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遵着当今圣上颁行的《劝善录》《感应篇》，都是戒人为恶，劝人为善，就着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紧接这一百回编起，使这看书的人知道阳有王法，阴有鬼神，这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杀一命还一命，淫一色报一色，骗一债还一债。受用不多，苦恼悔恨，几世的日子冤报不了。又好说些阴阳治乱，俱是众生造来大劫，忠臣义士、财色不迷的好人，天曹降福，使人好学。惜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道学的机锋，说佛法的喝棒，讲《感应篇》的注解? 小说每回均以《太上感应篇》中的语句开篇，作为“头回”，也是一回故事叙事之纲，然后以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进行演绎。小说第二回以《太上感应篇》中的开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起首，第六十二回再引该句呼应。最后以一故事结束： 当日唐宪宗长庆年间，杭州刺史白居易访西湖鸟巢禅师，问道：“禅师坐在百尺松枝鸟巢之上，所居太险，何不下来上座?”禅师说：“太守所居尤险。”白公说：“平生脚踏实地，有何险处?”师曰：“薪火相煎，识性不停，生死相续，岂非险处?”白公请问佛法，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公大笑说：“这两句话，三岁孩儿也道得出来，有甚么高处？”师曰：“三岁孩儿也道得，八十老翁还行不得。”白公乃为之作礼。我今讲一部《续金瓶梅》，也外不过此八个字，以凭世人参解，才了得今上圣明，颁行《感应篇》劝善录的教化，才消了前部《金瓶梅》乱世的淫心。 《姑妄言》开头写庙祝梦入冥界，亲见冥王审案，历史上的一些乱贼幸臣如董贤、张昌宗、杨国忠、武三思、李义府、秦桧、朱棣等皆转世为人，遭受恶报。小说多处引用善书，通过钟情这一人物形象，宣扬了行善即可成仙的思想。《赤松子中诫经》云：“为八百善，出道德人；为九百善，出圣人；为一千善，出群仙。”[17]《太上感应篇》云：“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钟情虽然没有进行道教肉体修炼，但他一生存好生，做好人，行好事。在衙门中，惟以救人除弊为念，后来成了地仙。《后红楼梦》第十回中湘云也阐述了这一思想：大凡人要成个仙，不但自己心上一毫牵挂也没有，也要天肯成全他。天若生了这个人，定了这个人的终身，人也不能拗他。你看从前这些成佛作祖的，也有历尽魔障，也有跳出荣华，到底算起来许他历得尽跳得过，这里头也有个天在呢。”惜春道：“这样看起来，天定人总不能胜的了。”湘云道：“天也由着你做去，你只将几千几百的善果逐渐的累上去，做到几世里，真个的你自己立了根基，这便是人定胜天。”善书还鼓励坏人改恶从善，《赤松子中诫经》写黄帝问赤松子曰：“朕闻先生所说，世人违犯，卧不安席，罪可解乎?”对曰：“罪有可解者，有不可争者。世人偶行非道，心能悔过，是可解也。若闻不信，知过不改，为恶转多，心素养炽盛，不可解也。”《福寿论》云：“人若能补其过，悔其咎，布仁惠之恩，垂悯恤之念，德达幽冥可以存矣。”[18]《姑妄言》中的宦萼、贾文物、童自大、嬴氏等恶人、淫妇，最后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力行善事，不但保家守业，而且多福多寿多子。 明清易代之际，明士大夫多变节投敌，腼颜事敌。《续金瓶梅》和《姑妄言》借《感应篇》中“阴贼良善，暗侮君亲”之句，对历史上篡位弑君、卖国求荣的乱臣贼子进行了猛烈抨击。《姑妄言》开头写 二、小说对善书撰写的影响 首先，为了激发听众和读者的兴趣，加深他们对善书中抽象说教的理解，善书制作者常以故事来注解善书。如乾隆二十年(1755)处州总兵黄正元采用古今事迹及儒家经义解说《太上感应篇》，配以图例，佐以诗词和灵验故事。咸丰年间江苏彭氏《觉世经注证》，以灵验故事配合书中字句的讲解。道光二十年(1840)朱硅石《文昌帝君阴骘文注》，既引用三教典籍，又讲历史人物和时人行善获报、作恶遭殃的灵验故事。其次是纪事性善书采用民众易于接受的故事形式来讲明善恶报应的道理，把伦理道德的宣扬和修持方法寓于生动的故事之中。宋时的《后德录》、《阴德传》和《劝善录》等都是这类善书，明永乐帝编辑的《为善阴骘》和后宫制作的《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讲行善获福、作恶遭谴的感应故事，也可作小说观。复次是经卷类善书，如《普陀宝卷》、《轮回宝传》、《幽冥宝传》等。因此，善书成为古代小说中的一种特殊体式，台湾学者张之杰称之为“善书小说”，并对善书小说进行溯源，认为善书小说通常篇幅较短，体式多类似笔记小说；扶鸾善书的小说篇幅长，体式介于传奇与话本之间。[19] 用来注解善书的故事，有的是根据现成的通俗小说改编而成，如清末《绘图宣讲集要》把圣谕按内容分拆成条目进行解说，然后在每个条目后面附录一些故事，以加深听众和读者对圣谕的理解。这些故事很多是由通俗小说改编而来，如《卖身葬父》源自《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疏财有报》是对《续今古奇观》中“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故事的缩写，《小楼逢子》见李渔《十二楼》第四回。而在经卷式的善书中，小说中的有些情节常被移植进来，如《消炎延寿颜王经》中王孝子世民的故事出自《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 改编的方式一般是对原小说进行缩写，有的也做一些改动，如《西湖二集》卷十五《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写相士相罗隐“有半朝帝王之相”，后来罗隐与母亲借贷不成，忿恨道：“可恨这些贼男女恁地奚落，若明日果有帝王之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定要把这一干人碎尸万段，方雪我今日之忿。”果然“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罗隐梦中被黄巾力士请去，换去贵骨。但在《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中是神道梦中告知罗母，罗隐有四十年帝王之分。罗母醒来，清晨造饭，灶前烧火，忽想起梦中之言，将火棍敲灶曰：“吾儿果得面南登极，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灶主奏上帝，未曾登极，先责灶王。天主怒曰：速差神将夜间抽其骨。斯夜罗隐只觉浑身骨疼，抽骨已尽。[20]《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宣扬“举头三尺有神明，举心动念，天地皆知”的思想，而《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中却变成了灶王信仰。而且把责任全推给罗母，着意强调道教的“承负说”。 善书的撰写常常借用小说的技法，通过一个家庭成员或家族几代人对待佛道和善行的态度而导致的命运变化来宣扬斋僧布道、积德行善的理念，这是经卷类善书中常用的模式。如《普陀宝卷》叙真宗年间富人王景夫妇，一生好善，济贫救苦，念佛看经。生有二子，长子王有金，一心向善，布施斋僧，能行善事；次子王有银，不信修行，打僧骂佛，杀生害命，每夜酒醉酣歌，贪爱淫欲，收租放债，克剥良民。王有金破家斋僧，后来女儿成皇后，儿子中状元，自己被封为一品镇国接引禅师，其妻封为一品淑德夫人。[21]《轮回宝传》写富民张存仁之女秀英，从小不喜荤酒，敬天地，礼鬼神，拜佛号，长大后嫁与刘京为妻。刘京凡事率性而为，大秤小斗，轻出重入，损人利己，杀牲害命，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肯布施，不修片善，呵风骂雨，凶恶横行。刘京死后家财被人盗走，饿狗争食其尸，又在地狱受审，打在枉死城中受苦，不得超生。张氏死后升入天堂，去寒冰地狱救夫。[22]《普陀宝卷》通过两兄弟对待斋僧布施的不同态度而导致的不同命运的描写，宣扬斋僧布施的重要性；同时又通过王有银的形象，给那些呵僧骂佛、杀生害命的人指明出路：只要虔诚改过，同样可成正果。《轮回宝传》则通过夫妻间的对比，强调敬佛布施的重要性。张氏救夫的情节，显然是对目连救母故事的模仿，借此宣扬夫为妻纲的封建儒家教条。《幽冥宝传》讲述的是南朝梁时长沙知县傅天斗几代后裔与佛教的渊源及其命运。其玄孙罗葡得道后取名目连，罗葡之母刘氏因破戒食荤，被捉入地狱。罗葡去地狱救母，受尽千辛万苦，见色不贪，毫无退心，终于感动佛祖，功成圆满。[23]这个故事也是根据目连救母故事改编的。明清时的善书故事很多都受到目连救母故事的影响。 不少善书小说情节曲折，悬念迭起。如《绘图宣讲集要》中《双善桥》写四川蜀州朱琦的故事。朱琦孝敬父母，父母亡后，四处行乞。他自制莲花落劝善文，沿门劝化，行习数年。有一富翁王员外，平生不做善事，听了他的劝化后，允许朱琦住在他家槽门外空房中，并每年送几石谷给朱琦。王家门外有条河沟，涨水时节，朱琦常去背人过河，后思非长久之计，与王员外商量，欲建一座石桥。员外答应赞助。在造桥的过程中，朱琦先是被石渣打瞎一只眼睛，接着又被石块打断双脚。胡总督奉旨巡查各州县，要过此桥，王员外请众人提前举行踩桥仪式，并将朱琦抬来一同观看，行至桥中，忽然一个炸雷，将朱琦拖出桥来炸死。众人欲将他尸体挪开，但犹如生在桥上的一般，不能动弹。胡总督来后，手提硃笔，将朱左手掌拨开，写下七个字：“为恶好为善不好”，写完后，吩咐抬去，一扯便起。从此，人人皆抱不平之心，都说善不可做，雷会打，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一县之中，做好事的皆已堕志。这时皇上生一太子，三日后，满朝文武齐来庆贺，参拜毕，皇上问道：“……朕有一事不明，到底天下事或是为善好或是为恶好?”众大臣道：当然是为善好。皇上听后不悦，众臣退班。胡总督回朝见皇上，皇上又问及此事，胡总督道：“依臣愚见，为恶好，为善不好。”皇上问：“何以见得?”胡总督便将朱琦之事说出。皇上道：朕生一太子，左手就有这七字，请胡大人一观。原来太子就是朱琦转世。朱琦三劫作一世报，所以得为太子。看来为善有大报应，必先受此磨难。于是皇上将此事晓谕民间，又加封员外品级，奖励善人。至此一县之人始释狐疑。这篇小说的主旨是宣扬为善必有好报，但主旨揭出非常巧妙，出人意料之外，悬念设计颇具匠心。 有的善书小说不但情节跌宕起伏，而且有着深刻的哲理性和浓郁的幽默感，如《绘图宣讲集要》中《天理良心》写朴儒许克昌无钱过年，将祖上所遗“天理良心”四字匾额当银四千而归。其妻问钱从何来，克昌以实告。妻曰：“何谓天理良心，竟如此值钱，君曷为我言之。”许克昌一一解说，其妻皆言不可当。许克昌便将匾额取回，铺主问及原由，以为克昌是忠厚人，遂请帮助经理。大年初三早上开张，有四人抬一死尸来当。克昌问：“为何将死尸来当?”四人曰：“家屋贫困，无钱备殓，因来当钱四千。与他买办备殓之物，昨日初二才死，候今日族亲齐集，与他凑合钱文，取回安理。”克昌闻及此言，遂同意当尸。铺主归来，闻之大怒，令克昌抬出。克昌只得命人抬回自己家中，又命妻子在尸下照灯。其妻在家守至半日，思前思后，不觉两目流泪，暗暗涕泣。忽然满屋透亮，死尸变成金人，上面有一行字迹曰：“天理良心，尘世尽忘，许门不失，喜煞上苍，黄金万两，恩赐克敞，官民人等，不得分偿。”克昌遂成巨富。其后二子读书，长子考中状元，次子考中翰林。[24]作者通过这个寓言故事，说明人们保持“天理良心”的重要性。 善书的作者在形式上也常模仿小说的体制。有的是模仿唐传奇的体制，一般在开头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籍贯、居里等，接着讲述故事，最后说明故事的来源，并发表议论。《绘图宣讲集要》中的很多故事都采用了这一叙事模式，如《嫁妻养母》写道光年间，川东重庆府合州万善场士人杨国正嫁妻奉养寡母，夫妻离别时的痛苦心理描摩得细致入微。叙事体制与唐传奇基本相同，用作人物对话、抒发情感、摹写心理的诗，句式参差不齐，可能这些诗句在宣讲时是唱诵的。善书制作有的模仿章回白话小说的形式，如嘉庆间道士董清奇的《除欲究本》和《指淫断色篇》。《断色篇》讲的是像章回小说般的故事，共十三回。回目对仗。《除欲究本》共分积、聚、成、全、圆、满六卷，其中二至五卷全是叙事散文、宗教故事及见闻杂记。每一文章的标题之下用一首诗来开头，最后用一首诗作结，有的中间还插一二首诗歌。每个故事开始是回名，然后有“诗曰”，接着讲述故事。编撰形式类似于章回小说，每卷由几个故事组成。另外，善书中还经常出现白话小说中的套语，如《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写玉帝欲亲往观看祥瑞，“多名文武随驾前行，南极北极，全身披挂，怎见的：森森旌旗遮日月，重重剑戟晃乾坤。”《幽冥宝传》写傅象夫妇自父亲傅崇死后，每日守孝在堂，看经念佛，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后人有诗赞曰：……”《轮回宝传》开头写道“话说东京汴国梁城东桥关外富民张存仁”，等等。 注释： [1] 吉冈义丰《中国民间宗教概念·序》，华宇出版社，《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卷50。 [2] 王明《太平经合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5。 [3] 葛洪《抱朴子·微旨》，《诸子集成》第8册，页26。 [4]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5，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0—11。 [5] 见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697。 [6] 见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页395、469。 [7] 见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页675。 [8]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 [9]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37—38。 [10]《赤松子中诫经》，见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3。 [11][12] 淡痴《玉历至宝钞》，《藏外道书》第十二册。 [13]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42。《文昌帝君阴骘文》中也说“勿破人之婚姻”，见《劝善书注释》，页56。 [14]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56。 [15]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120。 [16]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103。 [17]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8。 [18] 唐大潮等注译《劝善书注释》，页30。 [19] 张之杰《导言——从传奇、话本到善书小说》，《台湾善书小说选》，汉光文化公司1993年版。 [20] 郭祥瑞编《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康熙年间刻本。 [21] 见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一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 [22][23] 见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九册。 [24] 见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一二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5BZW036)成果。 ［作者简介］万晴川，原名万润保，1963年生，江西南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