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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
一
評點是一種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樣式，其主要特徵是在正文邊或天頭上有评语或點圈。其評之源可上溯到秦漢的經史之學。如《易》之有繫辭、說卦，《詩》之有《毛傳》、《鄭箋》，乃至司馬遷的“太史公曰”，《楚辭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視之為其濫觴。后加上看書時隨手“點煩”、“點抹”、“鉤識”、“朱墨別異”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點、有批語、有總論的評點模式，並逐步完善化。宋中葉以後，始有刻本[1]。宋元間曾出過呂祖謙、真德秀、方回、劉辰翁等著名的文學評點家。至明代，刊刻評點之風大盛，整個清代也久盛不衰，以至到當代，一些評本的出版還絡繹不斷，致使若干小說作家也按捺不住，紛紛伸紙弄筆，批點起一些古典文學名著來了。
文學評點的走紅，恐怕與宋代呂祖謙的《古文關鍵》的一炮打響頗有關係。俞樾曾評此書曰：“先生論文極細，凡文中精神、命脈，悉用筆抹出；其用字得力處，則或以點識之；而段落所在，則鉤乙其旁，以醒讀者之目。學者循是以求，古文關鍵可坐而得矣。”[2]《古文關鍵》的評點，不僅使一些經典選文精神全出，而且其卷首的“總論”也十分精闢，如《論作文法》云：
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
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
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期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
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為文之妙，在敘事狀情。
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
常中有變，正中有奇。
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
辭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轉處多則不緩。[3]
諸如此類，都是創作經驗的總結，具有高度的概括意義。
其後，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範》、周應龍《文髓》、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相繼致力於選文評點，揭示“文法”，“抽其關鍵，以惠後學”,[4]卷起了第一陣文學評點的旋風。這一代評家，多深得文章奧秘，下筆淵雅得體，故其書能風行，其人亦足傳世。明人隨其後，文學的評點擴而大之，推向詩詞稗曲各體，乃至對儒家的經典也敢用文學的眼光、評點的手法去重新解讀，真可謂是百花競放。到明末清初，終於出現了如金聖歎這樣天才的評點大家，將文學評點推向了高峰，為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特別是敘事文學理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凡事如一窩蜂式地爭上之時，必然是泥沙俱下，並招致一些嗜利之徒蠅營蟻附而拚命跟风炮製，幾使部部名著有評點，家家書肆出評本，其粗劣、惡俗、拚湊、抄襲之作也就層見疊出，這就必然使評點遭致一片詬病，乃至詈罵之聲。
當然，假如對於評點的否定僅僅是針對一些粗劣惡俗之作而發，當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然在歷史上蔑視與否定評點的原由並非這麼簡單，主要還是有相當一批有影響的文人學士在思想認識上並不認可這種批評樣式。其深層次的原由約分三類：
第一類是封建社會中的儒學衛道者。他們將儒家經典奉為神明，就將用非傳統的儒家觀點與方法來評點《詩經》《尚書》之類視之為旁門左道，甚至是洪水猛獸。如錢謙益、顧炎武等看到孫鑛、鍾惺等評點《诗》《书》而被世人“奉為金科玉律，遞相師述”，“天下之士，靡然從之”之時，就起而痛批，甚至上綱到“非聖無法”的地步，說：
古之學者，九經以為經，三史以為緯……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妄而肆論議焉，其誰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于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于《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于《車攻》則譏其“選徒囂囂”，背于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榖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5]
後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談及鍾惺時，照抄了錢謙益的話，在指責鍾氏評點“好行小慧，自立新說”的同時，更說他是“文人無行”，甚至是“病狂喪心”。[6]
第二類是將評點同“八股”簡單等同者。評點流行過程中，確與時文八股關係密切。八股文本身也是古代的文章之一，其“文法”自然與“古文之法”息息相通，所以，《古文關鍵》一類書所揭示的“作文之法”，對於應試者來說也是枕中秘寶。而評點這些“作文之法”者也往往是為了給應試學子提供方便。比如《文章軌範》一書，王陽明在為其作序時就指出，謝枋得的選評是“有資於場屋者”，他所標掲的“篇章句字之法”，“獨為舉業者設耳”。[7]萬青銓在《文章軌範跋》中進一步引申說，編選者“蓋欲學者由舉業以達于伊、傅、周、召，不能不教之，用韓、柳、歐、蘇之筆，發周、程、張、朱之理，以期有當于孔、曾、思、孟之心，有當於千百世上下人之心。”[8]事實上，大量的評點之作為當時的應試學子提供了仕途進取的實用門徑。所以，明清兩代，特別是科學廢除之後，學界往往給評點戴上“八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如胡適、魯迅等在否定金聖歎的評點時，都是用上了這頂帽子。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說金聖歎評《水滸》曰：“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並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9]魯迅在《談金聖歎》一文中全面否定金聖歎時也說《水滸》經他一批，“行文佈局，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10]胡適、魯迅等人的看法在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影響很大。
第三類是將評點視為“純藝術論”而加以拋棄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文學理論的指導思想是重內容而輕形式，甚至簡單地將注重形式美判定為“形式主義”、“純藝術論”。在這樣的潮流中，評點也就被看作是表現“形式主義”、“純藝術論”的糟粕。郭紹虞在1979年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六二”《評點之學的理論》中就說：“明代文壇也可說是熱鬧喧天了。然而結果怎樣呢？最後的結穴卻成為評點之學。我們從這一個歷史的教訓看來，也就可以知道唯心的觀點和純藝術的論調之為害于文學與文學批評是沒法估計的。”他說“評點之學”的“眼光只局限於形式技巧，那就所得有限。然而他們沉溺其中，迷不知返，還自以為走的是正路呢！”[11]
從明代以來的這些蔑視、否定文學評點的看法實際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古代的文學評點不是壞在“非聖無法”，恰恰相反，好的評點作品往往就在於能離經叛道，特立獨行，有創新意識。凡是不成功的評點之作，大都就壞在不能衝破一套封建教條與僵化的批評方法，只知一味順應封建統治者所好，而背離了百姓，背離了時代。不要說像《詩經》那樣本身是屬於“經”的作品要擺脫“尊聖”“宗經”的觀念十分困難，就是小說、戲曲類的作品，大量的枯燥無味的評點就是用一套封建的標準來臧否人物，評價是非，而對作品的藝術性則置若罔聞。這樣的評點作品，理所當然地要被讀者所拋棄，被歷史所淘汰。只有像金聖歎那樣有膽有識，用獨特的思想、文學的觀點和精美的語言來評點的，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值得我們去發掘與研究。至於評點受八股的影響，並不全是壞事，甚至可以說在總體上看是好事。因為八股恰恰是引導中國文學批評走進追求文學形式美大門的重要使者。八股作為一種考試形式，要求代聖人立言，束縛人們的思想，當然要拋棄，但八股是建築在中國文字特點上的一種形式美的總結。應該承認它作為一種表現形式，確實是美的。壞的不在於八股這一形式的本身，壞是壞在將這一種、僅僅是一種美的形式僵化，一元化，逼著文人大家都去走這華山一條路。正像肉是美味的，但假如要你天天吃、頓頓吃，那就味不美了。金聖歎等總結的種種“文法”，是明顯地帶有八股味，但正在這裡他們很好地總結了一些小說、戲曲、詩文表現的藝術特點與表現技巧，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創作的發展是大有貢獻的。實際上，好的評點，就是當時的“新批評”，就是將文學當作文學來讀。它們既講藝術，也有思想，如金聖歎評《水滸》，既將《水滸》的藝術奧秘條分縷析，也能充分地暴露了貪官污吏的醜惡嘴臉，揭示了《水滸》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評點根本就不是“純藝術”或“形式主義”的。因此，如今要將評點的研究引向康莊大道，首先要徹底拋棄以上所說的三道“緊箍咒”，特別是後兩道，因為這已經深深地印在現當代一些人的頭腦中，恐怕不時還會有人拿出來念念有詞。
解放了思想，才能正確地去認識評點的價值。我曾經將包括評點在內的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的特點概括成“即目散評”四個字。 所謂即目，即寫於閱讀直覺的當下；所謂散評，即顯得並不完整與條貫。這實際上與中國文論的思維特點著重在直覺體悟密切相關，可以說是直覺體悟思維的必然結果與外在表現。在中國古代，曾經有過一些經年累月寫成的較有條理、略成體統的文論之作，如《文心雕龍》、《詩藪》、《原詩》等等，但這樣的作品實在不多，大量的是在感性直覺的主導下，將即目或即時體悟所得，信手揮灑而成，因而多為散體的點評。像詩格、詩話（包括詞話、曲話、文話等），乃至以詩論詩及詞、文、曲、稗等都是，評點即是其中的一種。它們大都是由評論者即目所悟，直抒己見，隨手作評，點到為止，往往給人以一種零散而雜亂的錯覺，但實際上，一個成熟的評家往往在心底裏潛藏著一根理性的標尺，其直覺的批評從根本上是并未脫離他的理性思維，所以多數著作是表現為形散而神完，外雜而內整，有一個核心的見解或理論包容在裡面，或重格調，或標性靈，或倡神韻，一絲不亂。一部《第五才子書水滸傳》，金聖歎就小說中的人物、敘事、寫景，乃至一句一字的點評，看似信手拈來，隨意點到，卻都圍繞著他的“性格論”、“因緣說”、“動心說”、“結構論”、“文法論”等，井井有條。其中不少評點本不但有評議，而且有點圈。一些圈點記號，十分醒目，不煩言而使人一目了然。當然這裡也留下了一定的空白，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去思考。它們就是用了最為經濟的符號與文字，引導讀者用最為節省的時間去理解詩歌的要義與文法的美妙，這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明顯的表現特點。
這種特點，現在還常常被一些人否定。說得不客氣一點，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人實際上是根本不懂文學批評的本質特點。文學批評就要從文學的角度上來作批評。評點的長處，就在於憑著切身的感受、真實的體味，用自己的心貼近著作者的心去作出來的批評，而不是編造懸空的理論，或者是搬用別人的所謂理論來硬套。現在西方的有些理論，越來越離開文本，弄得那麼玄乎，甚至為了理論而理論。然後有一些人跟在屁股後面，戴著某種理論的眼鏡，將文本作為沒有生命的標本放在手術臺上，去作冷漠的解剖，這樣的批評早已離開了鮮活的生命體驗，往往就會給人以一種“隔”的感覺。可惜的是，我們現在的文學批評大都是這樣的批評。而評點就與此相反，能呈現出一種“不隔”的特點。這種“不隔”的特點，往往能在讀者與評者、再與作者的兩個層次上達到心靈融合的境地：第一個層次是評者與作者的心靈融合，第二個層次是讀者與批者、作者的心靈融合。評點家在評點每一部作品時，決不能走馬看花、浮光掠影地將文本一翻而過，而是必須細讀文本，身入其境，通過對每一個字、詞、句的細細咀嚼，與作者心心相印，真正達到“知人論世”的地步，才能一言中的。而當讀者在閱讀時，由於正文與評點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往往能通過評點而深入地瞭解作者的匠心，引發更廣闊的想像空間，或者通過正文而體味到評者的眼光，從而更細緻、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旨意與妙處。評點就是溝通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一座橋樑，就是一種鮮活而不是僵硬、靈動而不是冷漠的文學批評。它有鮮明的民族特點，有豐富的理論資源，是我們的祖宗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遺產。正因此，它雖幾經風刀與霜劍，但仍明媚鮮豔到今天。
二
對於評點這樣一份寶貴而豐富的遺產，今天我們有責任將它整理、研究與發揚光大。匯評，就是一種很好的整理方式。
文學名著評點的匯輯工作，原盛於明代。當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板刻事業的進步，作者、讀者、出版商從各自的立場上分別認識到了評點的價值，同時又受到了解經之作“集解”、“集說”、“義海”、“纂言”、“輯說”、“義叢”、“會說”之類的直接影響，於是在歷史與文學的名著作品中陸續出現了“評林”、“合評”等匯評式編著。較早且形成影響的有凌稚隆輯《史記評林》、《漢書評林》等。之後，明清兩代各種文集乃至小說的集評層出不窮，諸如楊慎選《合諸名家合評三蘇文選》、周珽輯《唐詩選脈會通評林》、李廷機選《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于光華編《文選集評》等等。這些匯評本多數是用心匯輯、認真出版的，充分顯示了它們特有的文獻價值、理論價值與傳播價值。
匯評本的文獻價值顯而易見。在網羅一時有關名著評點的目標下，必然保存了大量或罕見、或珍貴的材料。一部《史記評林》，彙集了自漢晉至明代嘉、隆年間百餘家論評《史記》的文字，保存了十分豐富的資料。茅坤為此書作《序》稱：“猶之采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無不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噫，此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12]它確實為後來研究《史記》者鋪設了一條堅實的道路。然而，在其引用的百餘家書目中，至今不少已經亡佚，就賴此書以存其吉光片羽，這就顯示了它的文獻價值。這也誠如《四庫總目提要》評《古文集成》的匯評所云：此書“所錄自春秋以逮南宋計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雖多習見之作，而當日名流其集不傳於今者，如馬存、程大昌、陳謙、方恬、鄭景望諸人，亦頗賴以存。所引諸評，如槐城、松齋、斆齋、郎學士、戴溪筆議、東塾燕談之類，今亦罕見。其書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選本，傳世者稀，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循覽也。”[13]
為了保證我們的匯輯也具較高的文獻價值，故在主觀上也是力求窮盡當下所存的評本。比如《西廂記》一劇版本繁多，現存明刊本（包括重刻本）有110餘種，清刊本也有70種左右。自日本學者傳田章作《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以來，已有多種專論、專著著錄或考論其各種版本的異同優劣。粗看起來，人們對其版本的搜求與著錄已經網羅殆盡。其實不然，如現存的少山堂本《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釋義北西廂》，刊于萬曆七年，是弘治本後萬曆年間最早的《西廂》刊本，[14]比人稱“《西廂記》評點史上的發軔之作”[15]徐士範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早一年。然而由於此本藏於一個比較特殊的圖書館，致使長期“藏在深閨人不識”。這個圖書館是日本東京的御茶之水圖書館。這是一個“婦人專用”的圖書館，一般只提供18歲以上的女性閱讀，所以連當年在不遠的東京大學工作的傳田章教授編寫《明刊元雜劇西廂記目錄》時也著錄為“未見”，東京大學名教授田仲一成所撰《關於十五、六世紀為中心的江南地方劇的變質》一書中詳論明代“《西廂記》諸本”時也未論列，至於他國學者更未置一詞，[16]故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實，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評點本。筆者就設法將此本的評點抄出，輯進我們的匯評本。與此情況相近，新近發現的劉應襲評點的《李卓吾批評合像北西廂記》，也是一部稀見的孤本，藏于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也輯進了我們的匯評本，都增強了我們匯評本的文獻價值。可以說，本叢刊各匯評本都輯進了數量不等的珍本，特別是杜詩的匯評本，收羅了大量的稀見的稿抄本、孤本，一旦問世，都可給學者提供不少有用的文獻資料。我們在整理匯評的過程中，還發現了不少評本本身就輯錄了一些後來亡佚的評點文字，十分珍貴。例如在金批系統的《西廂記》中，有一種《朱景昭批評西廂記》，系抄本，其書中錄有王思任批語數則，十分罕見。本來，王思任有關《西廂》的評論文字僅見兩篇，一為《三先生合評本北西廂》的序言，一為《王季重十種》中的《王實甫<西廂記>序》。至於是否有過“王思任《西廂》評本”，卻早成為一樁學術公案。傅惜華先生《元代雜劇全目》等重要書目都將它列出，但也都無法提供文獻證據。蔣星煜先生因而認為它“並不存在，王思任嘗為《三先生合評本北西廂》作過一篇短序，因此書流傳不廣，後人以訛傳訛，王思任‘作序’本竟成為王思任‘評本’了”。[17]但是，我們在整理匯評本的過程中，發現就在王氏身後不久的同鄉朱璐批本中錄有幾條罕見的王氏批語，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確實有王氏評本的存在，並進一步瞭解王思任的戲曲觀點。[18]與此同時，也更使我們明確匯輯文學名著的評點本，將會使我們發現更多的文獻資料，推動文學研究的進展。
匯評本的文獻價值不僅僅表現在文論方面，而且對於鑒別各本的先後、優劣與真偽等也具有實用的意義。特別是在明代，評點盛行，書商見有利可圖，往往用抄襲、託名的辦法紛紛炮製，搞得同一種名著、同一個評家的名下不斷冒出不同的版本，各本間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真假難辨。但假如將它們匯輯在一起，冒牌的狐貍尾巴馬上會顯現出來。這種現象，在《西廂記》出版過程中表現得特別突出。或許是由於《西廂記》故事特別能打動人心，篇幅又比之《三國》、《水滸》之類較小，刊刻的成本不大，出版的時間迅速，因此，其不同的版本、包括評本恐怕比之任何一部小說戲曲更多。據目前所知，《西廂記》的評點本尚存20餘種，其中顯然有一些是抄襲前人、臨時拚湊的急就章。我們且看《西廂記》“楔子”中老夫人說“因此俺就這西廂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句後的評語就可略見一二：
容與堂本李卓吾眉批：老夫人原大膽，和尚房裡可是住的？
孫鑛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膽，和尚房裡可是住的？
三先生合評本眉批：和尚房豈可內家住？老夫人甚欠明白。
魏仲雪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膽，和尚房裡可是住的？
徐筆峒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膽，和尚房裡可是住的？
從中可見，這句批語自容本之後，孫鑛本、魏仲雪本、徐筆峒本都是一字不差在照抄的。三先生本的文字雖然不同，但語意也是一樣的。再看“楔子”中張生歎曰“暗想小生螢窗雪案，刮垢磨光，學成滿腹文章，尚在湖海飄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之後，容與堂本旁批：“不獨你一個。”後三先生合評本、魏仲雪本眉批、徐筆峒本眉批也都照樣批曰：“不獨你一個”。諸如此類相同的批語極多。在當時，孫、魏、徐等都頗有名氣，似不會這樣張狂抄襲。合理的推測，當為書商借用他們的聲名來炮製贗品。匯輯本將不同評本的批語匯輯在一起相互比較，猶如葱拌豆腐一样，其評本的真偽優劣就一清二楚。
匯評的理論價值，就在于它能集各家之說于一處，“可以融会群言”，[19]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批评对象的一种个案批评鏈，方便人們在縱橫比較中認知歷史，認知真諦，認知方向。這種比較的優勢，是由于就某一篇文章，某一種觀點，某一類表達不同的批評鱗次櫛比地集中在一起，給人以一種短兵相接、針鋒相對、一針見血、痛快淋漓的衝擊。例如劉濬的《杜詩集評》在匯評《八哀詩·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處共引錄了朱鶴齡、李因篤、吳農祥、王士禛等人批語多條。在這些人的眾多批評中，一般多作讚揚語，而王士禛則發表了與眾不同的意見，說：
《八哀詩》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稱之，不敢議者，皆揣骨聽聲者耳。○《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囈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也。
後來有人進一步批評《八哀詩》“拉拉雜雜，紛乘龐集”的缺陷。這類批評十分尖銳，讀後足能增進人的見識。
同時，匯評將前後不同時代、具有不同思想品格、藝術趣味的批評家的觀點彙集在一起，它實際上成了有關名著、有關作家、有關問題的一部接受史、闡釋史，從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的哲學觀念、學術思想、文學觀念之異同與演進。在這里，可以看到後人的批點不僅僅在於發表不同的批評意見，也有補充、完善、發展性的。如對杜甫《發同谷縣》一詩，吳農祥稱該詩“一氣讀，一筆寫，相見尋常事卻說得駭異不同，此人人胸臆所有，人不道耳。”對此，吳廣霈補充說：“非人不道，實人人道不出耳。”從“人不道”，到“人道不出”，就進一步突出了杜詩的超妙和難以企及，是一種發展。有些問題也將會沿著同一個大方向論述得越來越深入。這在關於論定《西廂記》之類歌頌青年男女愛情的作品中表現得比較突出。當時抒寫的青年男女違反封建禮教而自主戀愛，就容易在社會上引起爭議。在這漫長的爭議過程中，評點都從不同的角度來肯定《西廂記》的愛情描寫，充分地展示了闡釋、接受《西廂記》的歷史過程。
評點與匯評工作的文學價值，還表現在各抒己見的過程中，在理論上豐富與發展了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的內涵。首先看我國古代的寫人論。在宋明以前，以詩文批評為基點的文論，雖然也偶而涉及人物批評，但很不充份。元明以后，隨著小說戲曲創作的繁榮，中國的寫人論也得以迅猛發展，特別是在傳統哲學與畫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形神論”，在小說與戲曲的評點本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豐富與完善。作為形神論的補充與發展，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特別是在小說戲曲的的評點中，又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個富有創意的理論範疇“態”。“態”超越了描寫對象的形與神，而又相容了人物形象的神與形。正因為“態”具有形神相容而又超越形神的特點，它似無形而有形，說有形而實無形。可見，“態”，就是傳統寫人論中超越形神的一種特殊的審美境界，具有相對獨立的品格。它又與現代的所謂“體語”、“態語”、“體態語”、“態勢語”、“人體語言”、“肢體語言”等方面的理論具有相通之處，故值得我們重視。[20]
評點也豐富、發展了傳統的范疇論。如戴問善在《西廂引墨》中提出的“恰”，指的是《西廂記》作者寫出了一般人不能道出的讀者對作品的接受期待。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劇中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最恰當地表現了當時的心理狀態、性格特徵與身份處境等等。這個“恰”與“真”、“自然”等範疇的意思有點接近，但也略有差別。“真”是側重在作品所反映的客觀世界作為標準來加以衡量，“自然”也關係到主體表現的角度上加以考慮，而“恰”是側重在從主體表現的角度來批評，又融入了讀者接受時的感受，所謂“蓋人人心頭口頭所恰有”者也。[21]又如方拱幹批點《杜詩論文》時以“緒”論詩，也值得注意。“緒”字本義是絲線的端頭，由此而衍生為清理頭緒之意，就有思路、線索、條理的意思，再有餘留，遺下之意，所謂“餘緒”等等。此“緒”字自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引進論文，說“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之後，至宋明以下用“緒”論文者漸多，到清代使用者更為普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方拱幹在卷首的題識和序言中提綱挈領地申述了有關“緒”的理論，又輔以大量的批點，將“緒”這個範疇突出了出來，不但成為他論文的一大特色，同時也豐富了中國古代文論的寶庫。[22]
在明清兩代的評點中，“文法論”的蓬勃發展也特別引人注目。“文法論”，就是在《古文關鍵》卷首《總論看文字法》所總結的多種“作文法”之后，加以發揚光大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就在評點中提出了諸如“躲閃法”（第21回）、“捷收法”（第57回）等文法，雖然比較零碎，但明確概括了一些“文法”。到金聖歎在批評《水滸傳》時就比較系統化了。他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就集中總結了“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大落墨法”等近20種法。後來的毛綸毛宗崗父子、張竹坡、脂硯齋等又有所發展，名目更多，如“回風舞雪、倒峽逆波法”、“遠及近、由小至大法”、“橫雲斷嶺法”，“偷度金針法”等等。這些敘事“文法”，雖然有的含義比較模糊，但它畢竟形象地總結了不少敘事文學的表現手法和形式美，不但推動了以后的創作，而且對今天也還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的。
文學名著的匯評本還有巨大的傳播能力，這是由于評點這種批評形式是隨文下筆，即興感言；有批有點，點到為止；文筆靈動，餘意不盡，所以不論男女老少，讀來明白好懂，饒有興味，常常會愛不釋手，容易接受與傳播。如今將它們匯集在一起，猶見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更能引人入勝，“興起其嗜學好古之念”，[23]很能引發讀者的閱讀欲、想象欲。更何況大量的評點之作是面向廣大青少年學子的。它們作為古代教學的實用教材，如今又將有關評點匯輯在一起，省去了许多查覓翻檢之勞，這正如王世貞《史記評林序》所言：“盖一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瓌寶於肆而探之也。”[24]這就自然會得到廣大家長與學子的普遍歡迎，擁有了巨大的市場，從而使一部部文學名著經匯評的新包裝后，以一種新的面貌，又一次得以傳播。
三
匯評在保存有關文獻、總結理論批評、傳播文學名著等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這就是引起我們重視這一工程的根本原因。再看當前古籍保存的實際情況，國內外各大圖書館還塵封著相當數量的評點本，由於長期以來對評點的忽視，致使這些多為孤本、罕見本的評點本不少已在存亡之間，急待搶救、整理和研究。這就更使我們下定決心，對尚存的文學評點本進行一次廣泛的調查、輯錄、考辨、整理與研究。
當然，在我們的前輩與同行中，早有一些有識之士在這方面作了努力，特別是在一些小說名著的匯評方面，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早在20世紀50年代，俞平伯就開始對《紅樓夢》的脂評進行整理，60年代有《聊齋志異》匯評，至80年代以後，《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都陸續有了匯評本。近年來，一些唐宋詩、詞、散文等也有若干匯評之作。但是，總的說來，除小說文體的匯評之外，多數工作顯得比較零碎，不成系統，疏漏與闕略也多。有鑑於此，我們這次的匯評工作，除小說之外，準備將歷代文學名著的評點有系統地進行收輯與整理。從《詩經》、《楚辭》、《文選》一類文學經典，到陶淵明、杜甫、韓愈、柳宗元、蘇軾、歸有光等詩文別集，再到《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等戲曲名著起步，開放性地逐步擴大范圍。這一工作實際起步於2006年，屈指算來，已近十年，但由於這一工程規模浩大，因難多多，非亲历其事者，恐難知其中之甘苦。令人欣慰的是，同時也得到了各方專家的關注與支持，故還是一步一步地在按計劃前進。我們將成熟一部先出版一部，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全部告竣付印之時，再集中推出一套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匯評的叢書，以饗讀者。
注释：
[1]葉德輝：“刻本書之有圈點，始于宋中葉以後”。耿素麗點校《書林清話》卷2，第23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
[2]俞樾《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後跋》，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末。
[3]呂祖謙《論作文法》，清光緒廿四年江蘇書局印本《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上，第3頁。
[4]樓昉《崇古文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54冊，第2頁。
[5]錢謙益《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第269冊，第6葉。
[6]顧炎武《日知錄》“鍾惺”條注，《日知錄集釋（外七種）》影印本中冊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28頁。
[7]王守仁《文章軌範序》，謝枋得《文章軌範》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359冊，第543頁。
[8]萬青銓《文章軌範跋》，謝枋得《文章軌範》卷首，光緒二十一年冬湖北官書處重刻本卷首《文章軌範跋》第1葉。
[9]胡適《水滸傳考證》，《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45頁。
[10]魯迅《談金聖歎》，《文學》，1933年7月1日，第一卷第一號。
[11]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452頁。
[12]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于亦時整理《史記評林》第一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頁。
[13]《四庫總目提要》，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年版，第1703頁。
[14]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東亞圖書館藏劉應襲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有牌記云梓于“萬曆新歲”。此“新歲”是指新的一年，而並非是“元年”。據李贄批點《西廂記》的具體情況及文本批評文字，此書當刊于萬曆後期。
[15]譚帆《論〈西廂記〉的評點系統》，《河北師院學報》1990年第2期。
[16]蔣星煜《論徐士範本〈西廂記〉》：“而萬曆七年（1579）金陵胡氏少山堂刊本，……過去我國戲曲家也從未有過評述。”後也未見有人評述。見《〈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第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7]詳見蔣星煜《王思任評本<西廂記>”疑案》,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2期。
[18]參見韋樂《清代〈西廂記〉評點研究》，第26－27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19]《四庫總目提要》關於张凤翼《文选纂注》的提要，見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年版，第1773頁。
[20]參見李桂奎、黃霖《中國古代寫人論中的“態”範疇及其現代意義》，《學術月刊》2007年第11期。
[21]參見韋樂《清代〈西廂記〉評點研究》，第145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22]參見曾紹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第194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23]黄汝亨《批點前漢書序》，《寓林集》卷一，明天啓四年刻本卷首。
[24]王世贞《史记评林序》，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于亦時整理《史記評林》第一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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